改变历史的一根烟头：偶然事件与大清国运

改变历史的一根烟头

偶然事件与大清国运

文：网摘 编辑：Kuange、李强

马克思说，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而具体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却往往都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

关于这场革命，有人说发端于意外，有人说来自偶然，但其实一连串所谓机缘巧合，正是积怨已深的民意爆燃。

 胎死腹中的中秋节发难

1911年（宣统3年），当时还没有武汉这个名称，只有武昌、汉口和汉阳，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北京的爱新觉罗·溥仪，还不到6岁。

当年7月，清政府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卖给外国，又未能解决补偿民间损失，遂掀起全国大规模的保路运动；9月，一向温和闲适的成都，保路却最为激烈，激起骚乱，引发“成都血案”。

保路运动

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趁势起事。

在此之前，他们已在绝大部分由汉族士兵组成的新军中做了大量的发展工作。

9月24日，革命党人开会制定了极其详细的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这天在湖北和湖南同时发难，举兵反清。湖北方面由刘仲文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人多嘴杂，难保机密。湖广总督瑞澂（chéng）听到些许风声，宣布当年中秋不放假，全城戒严，月饼只能在家里吃。

期间所有新军官兵不准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除值勤士兵可以携带少量子弹外，其余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敌人有了提防，起义就不好办了。而湖南方面又提出延期。无奈，指挥者决定推迟10天，定于10月16日起事。

 一颗催命的烟头

推迟了10天，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更加保证万无一失。于是，为了安全起见，起义总指挥部被设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可万无一失哪有那么容易！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里配制炸药。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他点起一根烟，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炸药。

据说他是炸药的出资人，所以谁也不好意思提醒他：为了健康更为了安全原因，不要吸烟。

烟瘾过完，刘同看看周围，找不到烟灰缸，只有旁边一个脏兮兮的盆子像是装垃圾的。他将还在冒烟的烟头精准无比地丢了进去。他不知道的是，盆里装的是起义用的炸药。

结果，轰的一声，炸药爆炸。离得近的孙武被炸得面目全非，被没有受伤的其他人赶紧送往医院，刘同倒是安然无恙。

受重伤的孙武，逃过了被抓捕的命运

爆炸引发的大火不可收拾，滚滚浓烟四起。其他人逃离前本要把起义的文件和同志花名册带走，可是都锁在柜子里，没人知道钥匙在哪。

还没来得及想办法，俄国巡捕已经到场，控制住所有人之后仔细搜查，不仅发现了危险的炸药，用大斧劈开柜子还找到了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和印信。

很快，这些东西包括刘同在内的6人，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刘同很快就统统全招了。

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督府师爷张梅生主张按名册搜捕。瑞澂听从张师爷的主张，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按名单搜捕革命党人。

少写了八个字的催命告示

眼看事已败露，蒋翊武决定当晚12时立即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他派遣邓玉麟去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炮一响，大家就行动！

然后呢？晚上十二点到了，却一点动静没有。

原来全城戒备森严，交通几乎瘫痪，邓玉麟紧赶慢赶，十二点过才回到炮队。此时炮兵们已经熄灯就寝，谁还起来放炮啊！

而且就算炮响也没用。早在11点半，军警就闯入文学社总部，蒋翊武侥幸逃脱，其他三位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第二天清早人头就挂到了武昌城门楼子上。

至此，起义领导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革命军一盘散沙一片混乱。就这样还能起义？还能成功？

然而瑞澂硬是把这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在明知有人造反，又掌握了具体名单的情况下，最好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分化处理，暗紧明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贼先擒王，同时安抚人心、息事宁人。

可是瑞澂偏偏选择了明紧暗松的蠢招。

他下令关闭所有城门，禁止出入，贴出告示：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就地正法。

这一下立即捅了马蜂窝。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共有5000多名，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在名册上。

于是谣言四起：一开始说瑞澂要把革命党人全部杀掉；跟着又传不止是革命党，要把剪辫子的人都杀掉（好多新军都已偷偷剪了辫子）；再后来说只要是汉族新军，就要被杀掉！

 操练中的湖北新军

瑞澂很快也觉得措辞不妥，立马在告示上加了一条：“除主谋外既往不咎”。但是为时已晚。

病毒式传播的流言成了最好的战前动员，新军人人自危。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不起事，大家死路一条，要活命，就只有先下手为强。

其实好多人是不想干的，革命党人的计划里甚至还有用炸弹强迫士兵起义的预案。万万没想到：就因为告示上少写了八个字，让本来无心造反的人也下决心要造反到底了！

稀里糊涂打响的首义第一枪

既然决定起事，那谁来打响这第一枪呢？

10月10日晚上7点过，陆军第八营的哨长（即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仰卧睡觉，旁边还有一盒子弹。

陶启胜轻轻地走上前去，帮两人盖好被子。见两人睁开眼睛，于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别多想了，好好睡吧，不会有事的，一切有排长我呢。

如果他这样做了，历史说不定会被改写。

但是现实情况是陶启胜冲过去，厉声训斥：干什么！想造反是吧？

金兆龙回骂：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 !

两人扭打起来，程定国一枪托把陶启胜打倒，然后背后补上一枪。据说，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随后连续赶来弹压的三名军官都被程定国一一击毙，军营大乱。第八营班长、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宣布正式起义，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

老年熊秉坤与溥仪同桌座谈

“不想死的就跟着来”，什么话都不及这句有鼓舞性，立时响声四起一呼百应，起义人数达到3000余人。占领军械库之后，起义军掌握了大批轻重武器。

晚上10点半，起义士兵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官署和旁边的陆军司令部。

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22个营多一点，除5个营参加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队以外，还剩下17个营，相当于起义军的3倍。

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好，实战经验也丰富。

前面提议按名单抓人的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官署。他向瑞澂进言：新军哗变，事出有因。如今只是一时躁动，不但立足未稳，而且群龙无首。只要坚守静待援军赶到，再设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以安抚人心，可保大局无虞。

但是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却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官署，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理由也很充分：上了兵轮进可攻退可守。老爷万金之体，留在这里一旦有什么闪失，一家人如何是好？何况此时不走，过一会就走不脱了！

清政府湖北军政最高长官瑞澂再一次败在选择题下。他没有听张梅生的，带领全家老小从后院撤到长江的军舰上。他哪里知道廖克玉其实是革命党精心安排的内线。

此时起义军现场成立的40人敢死队正勇往直前，人人心里明白：今晚不攻下督署，明早大家黄泉路上再见。而守卫总督官署的士兵一见长官都跑了，还拼什么命呢？士气此消彼长，总督官署分分钟被拿下。

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后，指挥失灵，清军大乱。凌晨1点30分，整个武昌都被起义军所控制。第二天，武汉三镇都不姓清了。

大清朝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

帝国的猝死说来就来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容易得让人不敢相信！在此之前，起义何其艰难。

从1906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发动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无一成功。尤其是广州黄花岗一役，林觉民、喻培伦等精英的牺牲更是让革命党人损失惨重。

所以当孙中山在美国收到武昌即将起义的电报时，他想回电让湖北新军暂时不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地等待时机，避免重蹈黄花岗的覆辙。

10月12日，正准备吃完早餐去回电的孙中山买了一份早报，扫了一眼，全身的血都不流了：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很快，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短短两个月，湖南、陕西、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湖北都督府成立

革命爆发后仅三个月不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在南京成立。革命爆发后四个月，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延续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王朝就此落幕。中国政治走向了另一条路径。

一颗不经意的小烟头，点燃了革命的炮火，更是将旧制度断壁残垣上的野草焚烧殆尽。

如此微弱的火光，却能产生燎原之势，必须是有其他助燃条件的。其中阶级对立、民族矛盾、晚清政权的腐朽，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在《剑桥中国史·晚清卷》中，费正清提出了“文明对立”的观点。在他看来，晚清70年，“古老和变化缓慢的文明”与“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擦出的火花，使得刘同的烟头燃烧更旺。

在两种文明的对立下，总有一些先行者试图寻求新的制度和社会关系来重新定位中国。他们接受新思想，摒弃旧观念，组合新同盟，摒弃血缘和宗族关系。革命党人和湖北新军，就是这种组合的典型例子。

除此之外，在1911年以前数次小规模起义中，也形成了很多反清团体和思潮。于是，当革命到来之际，他们才能纠合在一起，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辛亥革命之后，费正清的“文明对立观”逐渐表现为各种水火不容的观点论战，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百年历程，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六卷近现代系列”中，都有所体现。

不同于我们过去历史教育中强调的线性史识，这六卷近现代史采用专题的形式，将历史的事件整合起来。以丰富的史料深刻解读了革命、阶级、统一、意识形态等近代史中频繁出现、我们非常熟悉、却一知半解的观念。

一部史书的叙事要达到卓越的程度，史料的权威性和历史观的精彩与独特必不可少。《剑桥中国史》搜罗了国内外全方位研究成果，利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新的观点，史料的权威性毋庸置疑。而且这套书由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领衔百位西方顶尖学者，历时半个世纪心血，反复钻研、论证、修订。这些学者将他们的思想观念融入书中，使历史解读更加多元。

费正清说，如果只对历史的一方面产生片面认识，就会陷入“历史的无知状态”。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剑桥中国史》（11卷本），读有态度、有洞见的史书，思考历史的发展逻辑，从中寻找真理和自由。识图扫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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