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知识分子是来添乱的吗？
知识分子是来添乱的吗？
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知识分子”是什么？
在中国，很多对此问题有过思考的人恐怕都会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知识的专家，而且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
这种看法不奇怪——我国的知识阶层曾经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然后又被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观点鞭策过半个多世纪。
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
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在外交领域，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裁军”、“反战”、“协约”等美好的字眼，但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牺牲了长期的和平……
总之，如果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他们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谁能说萨特、萧伯纳、杜威这些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坏人”呢？问题甚至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但社会是充满智慧的。
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不是因为其中千千万万个体中的每一个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也不是因为“贫贱者最高贵”之类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知识的积累。
反过来，知识阶层的个体可能非常出类拔萃，但是，“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
在这里，索维尔的分析显然是呼应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及其后果的观点。的确，某种意义上，索维尔是对哈耶克观点一次新的注释。和哈耶克一样，索维尔认为，正是知识论上的分野，导致了“精英设计派”和“自发秩序派”两种政治观的分野。
这种系统性的分歧，被索维尔最后归结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世界观差异：那些过于信奉理性、精英知识、政府干预的人被他称为“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急迫地看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政治的解决方案。
而索维尔的阵营，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背后，可能又带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
“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办法。”换言之，问题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恶，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恶之间取舍。对人性限度的认识导致对政治触角的克制。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
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
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
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实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
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
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萧伯纳上世纪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从欧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仇富口号到委内瑞拉最近的“严惩奸商”运动，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各种阴谋论情节到媒体报道普遍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都看到，人类从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灾难中学到的东西有多么的少。
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我们属于99%”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体系中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索维尔对“知识分子1%的精英知识和普通民众99%的寻常知识”的划分，也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塑造了一种刻意的对立关系。
索维尔似乎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本来存在一个朝着美好、正确方向前进的“自发扩展秩序”，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干扰阻碍了这一进程。用这个逻辑来描述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众多重大事件，显然高估了知识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观念差距。
知识分子的观念影响民众的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使一些团体乃至阶级的利益主张具有了伦理上的合法性，但毕竟，一定的观念也是因为契合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利益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基础——才可能具有巨大的市场。
在某种意义上，索维尔难以解决的一个悖论是：当“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倾向时，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时，政治应当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应对，都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
这个悖论是悲剧性的，很难将其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如果说需要检讨人们对政府、对干预、对乌托邦构想的迷信的话，那也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去进行这种检讨。
这就引出了索维尔观点中的第三个问题：他对经验的信奉与对理性的反感。固然，当事人的、现场的、具体的经验往往比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高高在上的认知更有实践智慧。
比如之前提到的，警察关于开枪的知识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评判更有实践意义，农民比远在白宫的总统更清楚应该在本地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哪怕是对同一个事件，经验本身也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所以如何“截取”经验、处理经验，往往还是靠理性的力量。即使理性主义可能导致错误和灾难，克服这种“理性迷信”，也还需要理性本身的力量。如果人类只能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只有“见了棺材才掉泪”、“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死几千万人才认识到纳粹主义的残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过于沉重的学习方式。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理性并不是经验之外的事物——恰恰是经验告诉人们理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真正的理性并不是对经验的排斥，而是对经验的合理组织方式。
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像萨特这样的误判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的话，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奥威尔这样警惕和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纪，像郭沫若这样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可能被认为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顾准这种黑暗中的“守夜者”式的知识分子太多了。
所以问题似乎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领域，而在于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如果知识分子不应借助政府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那么他们的责任可能恰恰是抵御这种“终极解放”的诱惑、“人间天堂”的诱惑，以及去推行这种构想的诱惑。他们的责任与其说是辅佐政治家进行“顶层设计”，不如说是勘定、守卫“社会智慧”发展的空间；与其说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限定政治的扩张，换言之，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
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等待，事实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行动与言说——当洪水来袭时，人们需要积极地“筑堤”才能够抵御洪水的危害——换言之，消极自由需要积极行动来维护。政治行动恰恰是反政治的必要条件。
阿道司·赫胥黎曾戏称：“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性更有趣事物的人。”套用这个句式，但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道德批判更有趣事物的人。”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致力于“发现”新颖观点的人，而是用更扎实严谨的方式来论证“寻常”观点的人。
知识分子的勇气也并不仅仅体现于创造和开拓的热情，更体现于对“工匠”之苦持久的承受。
也就是说，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是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这并非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每个知识分子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知识上的审慎要求他们在有八分论据的时候不能持十分的观点。在社科人文领域，那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少之又少，那些动辄被称为“常识”的知识，其实往往只是“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
所以，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职业上的诚实。
雷蒙·阿隆曾经将意识形态比做现代的宗教。尽管他主要批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分析其实可以应用于各种过于自负的意识形态。
归根结底，极权的诱惑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对少数精英的归属感，整个历史和我们自身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和感觉的一种封闭体系所提供的安全感，在当前行动中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骄傲感，这一切都激励和支撑着真正的信徒”。
面对这种诱惑，他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当时法国知识界孤独的“另类”——给自己设定的责任是：“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这种“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颖，但每个曾经、正在与“确定性的诱惑”搏斗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一永无止境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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