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失败，需要用一生去治愈
文：理查德·埃文斯 编：先知书店店长 、李强
“在黑暗到来之前，用以丈量童年的是听觉、嗅觉以及视觉。”
有一部影片用丰富的色彩刻画出二战时期，一个立志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要面对的世界：
家里贴满希特勒海报与纳粹旗帜；在课堂上学习如何投掷炸弹以及关于犹太人的理论知识，相信他们是生活在幽深的洞穴里，与蝙蝠为伍的怪物；在饭桌上与期待尽快结束战争的母亲争吵，张口就是“我们会把敌人碾成渣滓，然后把他们的坟墓当厕所”，还有一个只活在对话里的父亲。
电影原著作者在访谈中提到，她想要探究的是当另一群人接管这个世界，教育体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每个家庭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尤其当父母并不赞同学校的做法时，应当如何应对？电影里呈现的不只是荒诞夸张的故事，很大一部分也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真实历史：
坚韧和盲从从走路时就已经灌注到身体里；服从于家长与学校以外的权威，并常以举报父母与老师的方式来维护“谎言”。但，“谎言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它有悖真实，而是在于尽管并非真相，但在一些人心中它却成为了真相”。
希特勒青年团：
坚韧和盲从从走路时就已经灌注到身体里
即便集权化的德国教育系统已完全被国家控制，传统中小学教育对实现纳粹教育目标的贡献却依然有限。希特勒在1935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
在我们看来，未来德国的男孩必须身体修长柔软，迅捷如猎犬、坚韧如皮革、强硬如钢铁。我们必须培育出一种新的人类，男孩女孩从里到外都健康守纪。我们已经为德意志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已经开始在年轻人身上施行，并将持续终身。它以孩童作始，以“老兵”为终。再也不会有人说自己曾孤独无助。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被要求将这份演讲背熟，在升纳粹卐字旗时朗诵。
希特勒青年团对青年的思想灌输无休无止。尽管青年团借鉴了当时青年组织的模式，组织了登山、露营、唱歌、礼拜、庆典、体育和游戏等活动，但并不像过去的青年运动那样是由青年自己管理组织的，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崇领袖原则，听从帝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发号施令。
青年团对开展的活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申请加入者必须以个人名义宣誓效忠希特勒。他们的训练受法律约束，属于义务行为。所有年龄段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有一个贯穿全年的课程表，内容包括“日耳曼人的神祇和英雄”“德国二十年来的斗争”“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人民及其血统”。他们唱的是纳粹的歌，读的是纳粹的书。
一沓沓经过特别准备的资料指导着青年团的领导们应该对集会上的孩子和年轻人说什么，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灌输材料。后来，军事训练日渐成为首要事务。即使申请人再年轻，也必须接受医疗和体质测试才能成为正式成员。1938年2月20日，几个关键的青年团分部宣称：青年团海军部有4.5万人，摩托部有6万人，还有5.5万名少年部成员在进行航空训练，学习滑翔。青年团飞行部有7.4万人。仅1937年一年就有1.5万个男孩通过了滑翔测试。现在，120万人在7,000名教员的指导下学习小口径枪射击。这时，青年团训练中男孩主要学习队列行进、摩斯密码，而女孩着重于学习战地护理和防空技能。对男孩子来讲，青年团在体育等活动中不断强调竞争、斗争、英雄主义以及领袖精神对他们颇有影响。社民党特工在1934年秋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类似事件肯定还有很多)：和我同住的一位同志有个13岁大的孩子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最近有一次他结束训练之后回到家里问自己的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我鄙视你，你简直没有一丝英雄气概。你们社民党算什么东西，就该被揍个稀巴烂，因为你们全是孬种。”他父亲告诉他：“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但那个孩子笑了，显然他更相信青年团上级的话。老一辈的社民党人绝望了。一位老党员抱怨道，整整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工人运动没有任何概念，成天都在听什么‘英雄和英雄主义’。这一代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听我们说什么”。但是，尽管年轻一代接受了大量的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但青年团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正负参半的。作为一个基于自发为某个理念而战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机构，它越是强迫青年人为国家利益服务，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就越小。意识形态灌输常常流于表面，因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多数领导人都来自以粗鲁和反智著称的褐衫军，不像上一代青年运动领导人那样受过良好教育。因此他们并未牢牢掌握何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一位稍有头脑的青年领导人认为，如果出现了政权更迭(比如战败)，多数青年团领导人“在适应新政权时不会遇到太多思想上的困难”。一个青年团成员在几年之后回忆，他10岁加入青年团时很“兴奋”——“当同志情义、忠诚和荣誉等生活理想摆在一个男孩面前时，哪个男孩不会感到兴奋？”——但很快他就发现“强制和无条件服从......太夸张了”。还有一个成员回忆，“无休无止的方阵演练”实在太无聊了，稍微犯了一点小错就会受到严厉责罚。然而没人抱怨，因为证明你的坚韧是继续下去的唯一方法，不过这也有它的效果：“坚韧和盲从在我们能走路的时候就已经灌注到了身体里面。”甚至连年轻的纳粹分子都对此“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希特勒青年团一统天下的表象之下，青年运动的老传统仍然星火不息。许多叛逆的男孩开始学习那些远足时唱的、现在已经被禁掉的老歌，而且会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里轻哼这些歌的旋律作为接头暗号；在营地里他们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一有机会就自己组织活动。大量的社民党观察家并未将此看作长夜尽头的曙光，他们悲观地报告说，年轻一代已经和老一代坚守的价值脱节，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训导的影响下，年轻人完全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猎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希特勒青年团运动以及日益纳粹化的学校教育还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制造了隔阂，很多父母们仍然坚持着从小到大接受的传统信念，而子女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受到训导。一个社民党特工非常担忧：反纳粹的父母很难对孩子施加影响。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让孩子不要在学校谈家里面说的事情。这样的话，孩子们就会觉得，啊哈，原来家长还得掩藏他们所思所想。相反，老师可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看来，老师肯定是正确的。二是告诉孩子自己的观点，不提醒他不要出去跟别人说，这样的话要不了多久孩子就会被抓走，或者至少会被老师叫去办公室。老师会朝他们大声嚷嚷，威胁要举报他们——“去，叫你爸到学校来一趟！”这是孩子们问了可疑问题之后一般会得到的回答。如果父亲在去学校之后就不说话了，那他就会让孩子觉得父亲被老师说服了，这个结果比什么都没跟孩子说更糟糕。还有更令人忧心的报告：一些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于是孩子威胁父母，说如果他们阻止就去举报他们。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想要让身为前社民党员的父母不爽实在太容易了：只要用“希特勒万岁”而非“早上好”来问候他们就可以了。“所以每个家庭都爆发了战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运动激进分子的妻子评论道。“最糟糕的是，”她忧心地加了一句，“即使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父母都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因此，政府和纳粹党正在破坏家庭的社会和教育功能。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注意到了这一批评，但他信口雌黄地辩解称许多穷苦的工人阶级子弟根本没有良好的家庭生活。一些中产阶级家长抱怨得最凶的是他们的子女被强制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生联盟组织的活动，以致整天不着家。对此，席拉赫说：“这些家长应该记住一点，希特勒青年团把中产阶级子弟招入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家庭中，是为了让我们民族中最穷苦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但是这些辩解日益引起工人阶级家长的憎恨。他们很多人都抱怨养小孩不再是一种乐趣。希特勒青年团的小孩需要制服和装备，这笔开销可不小，并且没有任何回报。“现在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恭喜没有孩子的父母。父母能做的也就是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而教育他的任务则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位老兵抱怨自己的小孩是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激进分子，言辞十分激烈：“这小子和我们已经完全不对路了。我是个上过前线的老兵，我反对一切战争，可这小子却对战争着了魔，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简直糟透了，我有时候感觉他在我们家就是个间谍。”
部分社民党观察家反映，年轻人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之后在总体上变得更加粗野了。青年团内部禁止辩论和讨论，实行军事化制度，强调身体力量和竞争，因此男孩们变得崇尚暴力，侵略性极强，尤其喜欢欺负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加入青年团的人。青年团成员出行坐火车的时候，只要车上的警卫在向乘客检票时没有说“希特勒万岁”，便会遭到他们的侮辱和威胁，他们以此取乐。位于乡下的青年团训练营不断引发当地农民的抱怨，因为果园里的果子被他们偷走了。训练营中的孩子所受训练非常严酷，各种各样的伤病十分常见。训练完全不讲规则，也没有保护措施，拳击训练就是一例：“这种场合下，血流得越多，他们越兴奋。”一个社民党特工记录，在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军队和帝国劳役团这样的组织中，一种使人残忍化的进程已然出现。“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将人贬低成动物，以及把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都变成淫言秽语。许多成员还染上了性病。”“希特勒青年团的很多部门每月都会搞一次‘性游行’，和一战时一样。”希特勒青年团不提供性教育，说那是父母的责任。部分领导人还搞同性恋，但这些事情都被压下去了。要想像纳粹大举指控护理机构的天主教神父时那样，让媒体注意到这些事，那是绝无可能的。1935年，就在戈培尔正准备曝光天主教会的性丑闻时，青年团发生了一起特别严重的性侵案：一个男孩先是遭到同一营的青年团其他几个成员性侵，之后被捅死灭口。而当孩子的母亲知道事情真相，并报告给帝国专员马丁·穆奇曼时，穆奇曼立即把她抓起来送进监狱，以防丑闻扩大。对孩子在营地里状况不满的家长，以及为了孩子好把他们从训练营带走的家长可能会被控颠覆青年团，甚至有时还会受到威胁让他们闭嘴，如果再不停手孩子就会被“看护”起来。希特勒青年团的桀骜不驯对学校教育造成了很大破坏。团里的这些青年活跃分子——他们仗着政府说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举足轻重，而且习惯了指挥一群群的小孩，这些孩子要比老师班里的孩子多很多——对学校的长辈愈发傲慢。“当领导让许多男生信心暴涨，”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承认，“变得目空一切，拒绝承认其他权威。”希特勒青年团在和校方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团员在学校里面穿着青年团的制服，这种穿着渐渐让老师觉得，自己面对的学生首先服从的是一个学校之外的权威。1934年1月一个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和学校平级的教育机构，使其成员自信心更为膨胀。青少年叛逆期的能量被引导着去反对学校等社会机构以及父母、家庭和教会。一些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在战后接受采访时称，凭借青年团成员的身份，他们在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权力。1939年，鉴于学校教师和青年团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连党卫队的保安处都开始表示担忧。1934年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称，在当年冬天某学校每周一的集体晨练上，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校园领导人”在升国旗和唱国歌时(此时应该脱帽)告诉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60岁老教师，如果下次他还不脱帽，就会被举报。很少有老师机灵到能够在不被举报的情况下夺回主动权。科隆的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做到过。他把几道特别复杂的算数题拿给教室里身着制服的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对他们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必须竖立一个好榜样，你们肯定能做出来！”老师在一堂课上讲战争中为祖国牺牲的英雄们，他说许多犹太人也牺牲了。这时候一个小纳粹分子跳出来叫道：“他们是被吓死的！犹太人不配拿德国当祖国！”不过同时，另一个学生反击道：“如果德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还是为它而死，这比英雄主义更加可贵。”1938年的一篇学生习作反映了多年的思想灌输对年轻人的影响。这个学生写道，“犹太人根本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亚细亚人、东方人与黑人的混种。”文章继续说，魏玛时期，60%的高级公务员是犹太人(真实数据比这小很多倍)，“剧院也完全被犹太化了”(这也是言过其实)，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干活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只是想骗走非犹太人同胞的血汗钱”。文章最后说，“犹太人将德国人民推入了深渊。而现在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这些学生习作反映了教育政策的急剧转向。1933年5月9日，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下令，历史教育必须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1933年8月9日，《德国教师报》宣称，历史应当客观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谬误，历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民明白斗争是生活的永恒主题，种族和血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心，领袖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新教育方针的核心主题包括战斗勇气、为伟大事业牺牲、对领袖的无限崇拜以及对德意志的敌人即犹太人的憎恨。尽管如此，老师在某些情况下仍有一些操作空间。很多村里的学校很小，多数小学在1939年仍然只有一两个班。那里的老师在阐释政府提供的教学材料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此外，一些教科书作者似乎还暗中和教育部官员配合，在教科书中加入了很多意识形态中立的内容，使老师能够将教育而非意识形态灌输摆在首位，有一定的选择权。1938年纳粹教师联盟派发了一份小学教师手册，强调必须将读、写、算术作为教学的核心。手册的作者认为，如果学生在接受中学教育之前掌握读写和算术，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后来的艺术家约瑟夫·博伊于斯当时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就读于德国西部天主教地区的某所学校。他回忆说，学生有办法识别老师对政府是否只是“表面迎合，实际反对”；有时老师会用不标准的姿势和态度行纳粹礼。又如在科隆的某个学校，一位老师每天早上用“万岁，日耳曼古老部落的人们”问候学生。许多老师明显是在应付纳粹意识形态。但这种含糊的态度也可能对教学产生不良影响。一个1939年离开德国的16岁女孩说，孩子们都明白：许多老师为了保住饭碗只能假装是纳粹分子，大多数男老师都要养家糊口。如果一个老师想晋升，他就必须装成一名优秀的纳粹分子，不管他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在最后两年时间里，我很难接受老师教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老师是否真的相信它。在二战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内部已经不可能公开表达异议了。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纳粹德国的教育是为了统治而统治。然而，今天的学校与家庭教育的强行灌输与纳粹时期的教育又有什么不同呢？绝大多数的教育都是以升学和找工作为最终目标，并不注重孩子们的人格和心理的成长。培养出来的孩子要么就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要么就是自私自利的“小霸王”，要么就是有行为缺陷的“坏孩子”......反观真正的教育是：唤起孩子们的好奇，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思考，审视他们的价值和信仰，检验他们的设想，让他们能不断地了解他人，同时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在学校和家庭教育双输的局面下，所幸，我们还有好的教育启蒙书可以阅读并学习。为此，先知书店精选了三套给孩子的启蒙书，诚意推荐给各位书友。这三套书不讲空洞的大道理，旨在从现实和经典哲思中激发孩子对于爱和责任、公平与不公平、幸福与痛苦、对与错等问题的独立思考潜能，在潜移默化中锻造完善的人格。其中两套是法国知名作者碧姬·拉贝和皮埃尔·裴居联合法国多位顶尖学者为孩子打造的思考画册，引导孩子们对世界产生疑问并自己探索答案；还有一套是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人生三书，是她教育孩子和自我学习的“作业记录”，随书附赠三册精美笔记本，可以一边读、一边学、一边记录。识图扫码，一键收藏。（注：《人生三书》精装版，全网极其难寻。先知书店仅剩少量库存）注：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感谢原作者付出。因编辑需要，略作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