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是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

文：龚龙飞  编：李强

2014年年末，75岁那年，钱理群在一个关于自己作品的座谈会上宣布，自此将“退出我原来参与的各种界……包括学术界”，他说“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不久后，他卖掉了房产，带着妻子搬进了位于北京市北郊的养老院。这引起了不小的舆论关注，钱理群却几乎不作回应。

2016年7月，钱理群所著的《岁月沧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也是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

他在总序中写道：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

他是以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与描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钱理群出身世家，外祖父项兰生早年创办《杭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后来参与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是早期的维新派人士。

1948年，正是新旧中国交替的时刻，也是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中自我抉择决定命运的时刻。这时的他只有9岁。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是项兰生在安定学堂的门生，在清华学堂预科毕业后，于1906年或1908年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与胡适是同学。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钱天鹤是名单中的农林部长。

钱理群的三哥钱临三，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1947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9年之后，成为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

1948年，钱家准备从上海先去广州，再逃到台湾去，但是钱理群的母亲不肯走，便让钱天鹤先到台湾去看一看。

但他的父亲去台湾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此后，钱理群的长兄钱宁去美国留学。“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钱理群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家的悲剧，是——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改造”和“坚守”

钱理群告诉别人，《岁月沧桑》是自己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研究和写作的时长超过了10年。”

《岁月沧桑》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它更像是7位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汇总。

在个案选择上，钱理群强调典型性。

于是就有了代表“自由主义”的作家沈从文，和与之对应的“老延安”郭小川；有下到中国底层进行“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也有向最高层“上书”的废名；有“学贯古今”的文学史家的代表王瑶，也有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文化人赵树理，还有诗人代表邵燕祥。而沈从文、废名、赵树理也同时是《1948：天地玄黄》中的续篇。

在历次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是其间的代表人物，钱理群希望以此形成完整的知识分子精神变迁史的脉络。

十多年来，钱理群调研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包括当事人的作品全集、口述回忆资料、相关机构档案文件、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他决定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看原材料，“做别人不愿意做、不屑做的笨学问”。

“这样的研究需要一个完全沉潜的状态，与外部的环境保持距离，不受干扰。所以我需要进养老院，它有这样的环境。”

他说，“我现在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7点起床，上午和下午都写几个小时，如果完成不了当天的任务，晚上还会再写一些。”

在养老院一年时间里，钱理群已完成了70多万字的写作，平均每天2000字。

“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他说。

2015年的年末，《岁月沧桑》完稿，他感觉完成了一个积压多年的大事，如释重负。

在深入笔下那些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的过程中，钱理群重点感受的是他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

他通过大量的材料来判定他们的性格、理想和精神在与时代、社会的交汇激荡下所发生的变化，以体现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在时代中的遭遇和幽隐，以及精神上的尴尬与波澜。

钱理群还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改造文本，书中大量地出现了“检讨书”“交代材料”“思想汇报”“检举书”以及“大批判”等文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他认为，“或许这也是阅读者兴趣所在。”

钱理群认为，40年代末尾之后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是“改造”与“坚守”，这也构成了全书历史叙述的两个中心词。

在《邵燕祥：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一文中，钱理群论述了“30后”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并有所“坚守”的。

“邵燕祥和我年龄相近，许多历史体验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在描述完邵燕祥的片段后，往往就直接加上我的内容，参与感比较强。”他说，“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

▌把“我”作为研究对象

在养老院，钱理群不上网，他依靠订阅的5份报纸来了解社会，其中有一份《贵州日报》。钱理群说贵州是他在北京大学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

他因为“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在1960年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在一个卫生学校与师范学校教语文。在贵州，他待了18年，这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他也在那里经历了文ge。

在每次开完批斗大会，钱理群的头等大事就是去大吃一顿。一是慰劳自己的身体，二是示威：你批我，我活得更痛快。还照张相，叫“立此存照”。

然后就回到单人房，拼命地读书，大量的鲁迅研究札记就是在当时这个环境下完成的。

但文ge的残酷很快超出了这个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气质交锋”中的青年的想象。

一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女学生，在钱理群被打成“反革命”时，出于良知，为钱理群说了几句公道话，最终却被逼投湖自杀。

这件事给了钱理群极大刺激，他认为这是“压在心上的坟”，是欠年轻人的债。于是，“青年”成为钱理群一直关注的对象。

在精神史总序的结尾，他写道：“这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离开北京时，他冒险带上了一张父亲的照片，但不敢翻看。这是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存在着，本身就是慰藉了。

但红卫兵从他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钱理群被坐实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他只能低头，认罪并忏悔。可在“平反”后，钱理群平静地将照片付之一炬。这种平静成为最恐怖的回忆。

所以，他说精神史写作也带有对家庭还债的目的。

80年代，钱理群走上学术之路后，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追问，这也构成了他研究的内在动力：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

钱理群将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的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钱理群清楚这并非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

80年代开始，钱理群着手研究鲁迅、周作人、曹禺，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

在他最为人所熟知的鲁迅研究中，也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意图，即如何将鲁迅的思想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

但，钱理群使得他与鲁迅、周作人有隔膜。

这使得钱理群在对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层次之后，就很难深入下去。他认为这是时代与命运所造成的，非个人所能把握，在内心深处却不免有悲凉和无奈之感。他自嘲说：“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

▌“历史的中间物”

在钱理群的人生计划里，还有5本书要写。他很享受养老院的宁静生活，对于现在的状态，他的回答是“自由”。

而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因自我投射带来的心灵折磨和思考的痛苦，“我叫它‘丰富的痛苦’。我认为痛苦与沉重，并非完全消极，它有内在的丰富性。产生思想的状态下，心灵是很沉重的，但同时也可以感觉到生命的丰富性和价值感。”

自80年代以来，钱理群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尊重。

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诸如批判“北大正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言论，至今还时常被人提起。

钱理群试图鸟瞰中国当代以来的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以精准而冷静的笔调，完成他对社会思潮变迁和人心转向的思考。但似乎他越努力，就越困惑，他自己愈像一个苦行僧。

2002年，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随后，他逐渐放弃了“教育”，退出了学术界，也告别了青年。他认为自己是在特定的阶段对中国的教育、思想、学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

他在多次座谈中总结道：“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钱理群自称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他的辩证法在诸多的社会困局中已经不起作用，甚至很难说服大多数人，他自称“不左不右”。

钱理群说，已经想好刻在自己墓志铭上的话：“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在北大课堂上他的风采还一直被人们所追忆。他的敢于直面当下风气的目光，那些不断拷问人的灵魂的言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他在人们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太平之景中意识到了危机。他带着忧患之心面对众生，但热情之高超出常人。 他常常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

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我们未曾见过的他都经历过，我们已经见证的，他都是当事人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说：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 

为此小编诚荐：“钱老作品集”，汲取钱老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以及更多洞见与智慧，以上本文也是编选自钱老的书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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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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