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文化都叫“传统”

文：许纪霖  编：木叶

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处在式微、在衰落，这是一个趋势。在日常生活中，在很多地方，现在越来越找不到“中国”。

我们不妨把中国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经济最发达、媒体最集中的区域——沿海以及交通比较发达的城市——这是受到全球化深刻影响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生活方式已经与西方人越来越接近，共享着好莱坞电影、玩F1赛车、说英语、吃西餐、过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他们中的很多人，讲起西方的习俗头头是道，说起中国的却不甚了了，已经渐渐成为地球村的成员。

与之相对，中国还有一块还没有被全球化波及的区域，比如说农村、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保留着一些民俗化的传统，但是在现代化、全球化中，这样的地方正越来越少。

瑶族盘王节

▌礼仪的衰落，在于社会的衰落

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它是一套价值、是一些观念、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套具有公众性的仪式。对文化的感受和传承都需要一套礼仪，现在中国文化这套礼仪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在我小的时候，春节有春节的样子，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包汤圆，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问题不在于做，在于做的过程，正是这个做的过程给人一种节日的氛围，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被快餐化、社会化了。

旧时春节一家人包饺子影像

在今天，中国的节日，无论是国庆，还是春节、中秋，都被私人化了，节日假期化。它不再具有民俗节日应有的一套文化仪式，而恰恰这套仪式在过去是非常丰富的。物换星移，人的内心与宇宙、与自然、与文化相通的一套规则被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出现了断裂。

是否现代化、全球化必然如此？不尽然。

同样的东方，如果过春节的时候在香港，你就可以看到每年初一有国泰公司组织的花车巡展、年初二晚上维港有烟花汇演，这都是公众的仪式。

与之相对，现在中国大陆这些仪式已经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也仅仅是私人的、家庭的，而非社区的、地方的、公众的仪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衰落。

香港新春花车巡游

当韩国人将“端午祭”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真是“礼失求诸野”——这个节日仪式是由中国流传到韩国去的，韩国迄今保存得很完整，得到了世界的肯定。

而在中国，这套东西却完全消解了，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礼仪的崩溃。没有了这套礼仪，要把中国文化的价值继承下来，很难。

这套礼仪为什么会没有呢？最早是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人们认为这都是封建的、迷信的；全球化之后又受到了西方的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是有市民，没有市民社会。如果有社会的话，一定会创造出一些仪式来巩固这个社会。

端午习俗赛龙舟

现在中国的农村里面可能有些家族在复兴，他们还有可能通过宗族的仪式来恢复逝去的礼仪。在城市，都是陌生人，人们搬进新的社区，这些社区完全是功能性的，不具有文化性。

人与人之间没有宗族、乡里的联系，很远很疏离，我把它称为非人格化的关系，或者说是契约关系、市场关系，很少有非市场的、人格化的交流。这套礼仪的消失导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中国，导致年轻人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仪式。

即使是洋节，无论圣诞节、情人节，在中国也都是私人性的，与公共生活没有关系。

在今天的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公共生活中的文化礼仪。现有的祭黄帝、祭孔子、祭大禹，活动背后都充满着商业的色彩、经济利益的冲动，与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甚至是反日常生活的。

山西洪洞中元节祭祖大典

▌社会的衰落会使文化成为孤魂

在历史上，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没有经历过类似“五四”那样的启蒙运动，古老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经历过类似的启蒙运动，但是并未像中国大陆这样有过全盘反传统的历史。

在这些地区，传统文化能够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在中国大陆，从五四到“文革”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不再具有完整性。

从晚清开始，中国人落后挨了打，就要“迎头赶上”，学习最新的东西，学习现代化。

中国人一方面很保守，另一方面又非常逐新，这是中国人性格中非常矛盾的两面。传统与现代似乎势不两立，日本、韩国、新加坡就没有中国这般泾渭分明。

晚清城市里的商业街

很重要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在整个现代化进程当中，传统社会没有解体，得以相对完整地保持下来。

地方自治、传统族群的保持乃至新社区的出现，都是这些地区现代化之中的一部分。文化是一个“魂”，这个“魂”一定要依附于某一个“体”上。这个“体”应该是社会。

这里说的文化是一种民俗意义上的文化，是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的一套礼仪和价值观念，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仅表现为传统的家族、宗教的解体，也表现为新的社会团体迟迟没有产生。即使产生了，也缺乏制度化和合法化。

前30年的时间里，中国只有国家，没有个人，更没有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提出建立新型的社会，传统文化有了振兴的希望。

但是这几年，很多本应该由社会发挥的功能，又重新回到政府身上。

社会的衰落使得文化成为一个孤魂，只能在观念的形态里飘荡，无法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而由商业推动的文化，更充满了铜臭味。

中国文化在哪里？

80年代中关村电子市场

▌脱离社会的士绅使传统失去依托

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叫做“士绅”。士绅在文化上承担着两种功能：

第一种是大传统的传承，士绅们通过对经典的书写、阐释和宣讲，为天地立心，为社会确定基本的价值，这被称为精英文化。

第二种功能是在小传统之中，士绅作为地方特别是社区与乡村的领袖，通过言传身教，教化天下，形成一代风气，感染天下百姓。

传统中国的士绅是社区中的核心人物，没有士绅就没有社会，因为他们在社区中是最有影响的人，最具有道德权威的人。通过士绅肩负的这两种功能，社会与国家之间才得以相互沟通。

19世纪的中国乡绅们

晚清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发挥着传承和创造大传统的功能，其中一些人成为学院精英，一些人成为媒体的意见领袖。

但是在小传统领域，在地方上，知识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是相当一批知识精英被学院化、专业化了。他们逐步脱离农村，脱离社会。即便身处大城市中，也与这个城市没什么关系。

他们长期生活在学院里面，不知民间疾苦，即使是那些激进主义者，发出的抗议之声也只是道义上的想象，无法像过去生活在社区的乡绅那样，对百姓的疾苦有深切的体会。这种断裂产生之后，今天的知识精英就与社会越来越没有联系，不再像传统士绅那样在基层社会里扮演一个精英的角色。

所以在小传统方面，当今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社会精英。基层精英的角色现在由另外一些人来扮演——商界领袖、退伍军人以及其他地方势力。

1904乡绅米笛刚带领河北村民展开自治实践活动

在城市知识分子们离社会渐趋遥远，只是通过媒体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参与社会的情况下，希望或许在乡村知识分子身上。

那些在乡镇基层的中小学教师，能否扮演过去乡绅的角色？能否在社区的重建、乡村的重建方面，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还是知识分子注定只能边缘化，他的角色已经让位给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然而，那些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对文化有多大的兴趣呢?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文化的特点也是多元，和谐的真正意义是和而不同，如果都是“同”，就不成其为和谐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取向——西方和本土不同的趣味里面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现代人自由的地方。

全盘西化与全盘守旧都很可怕，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缤纷灿烂的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民俗文化实在太微弱了，每天、每小时、每一分钟都在流失。

假古董的修缮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时尚式的读经也未必找得到中国。重要的是珍惜中国文化的“魂”，并为这个魂重建现代社会之“体”。

谈到中国文化，国人的分歧很大。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好的很，遍地精华；另外一些人又一口咬定，中国的传统，统统是糟粕。其实，好也罢，坏也罢，中国文化都内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内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传统已经浸润到民族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只有自觉地意识到生命和灵魂中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来一个彻底的大盘点，才能掌控“传统”这一内心之魔，而不是被它摆布。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许纪霖签名新书《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

他不是告诉读者具体什么可取什么不可取，而是带着“问题意识”陪伴读者一起进行思考与判断，从而打通传统和现代的意识。正如许老师在书中所说，“真正让人燃烧的，往往不是冰冷冷的知识，而是活生生的问题。”

这些现实生活中遭遇的问题，逼迫我们去了解历史与文化。书中从中国文化的两条脉络：精神的脉络和社会政治的问题，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总结中国文化演进的大规律。助力我们从历史与文化中寻求智慧和解惑之道。

一份好的知识地图，就是一个智慧的导航。从传统中摒弃糟粕、找到智慧要靠领悟，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指点。许纪霖老师的这本《脉动中国》，就是不错的参考。本书构建了一个站在高处俯瞰中国文化的系统性框架，打通千年历史，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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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原载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三联书店2018年版。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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