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天才
“受难”都是自己的选择
文：塔奇曼 编：凌晨
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在夸奖托马斯·索维尔是真正的天才时，曾说：天才这个词，如今被用滥了。这话虽是老生常谈，但究竟如何评判“天才”，往往不止一种答案。常见的两种答案，一种是“时代的宠儿”，另一种是“病态的疯子”。一提起谁谁毫不费力地就创造了别人几十年才可能实现的成就，我们很容易由衷赞叹：真是天才！对某某“大作家”终日无所事事，坐等灵感这一现象，大家也觉理所当然。但实际上，灵感不是等来的，天才也不是“天降大任”飞来的，真正的天才，往往是最大限度地“压榨”自己的天赋，一步步熬出来的。巴巴拉·塔奇曼是历史小说界的传奇。44岁时，她作为中年主妇走出厨房，重新开始公共写作，很快，她就凭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斩获普利策奖。随后，她更被誉为“非虚构写作第一人”，在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开拓性行为，不但影响了曼彻斯特、黄仁宇等非虚构领域大师，甚至启发了虚构领域的创作。听上去，她的成就不但传奇，更实现的轻而易举。但事实上，历史写作对她而言，从来不是“洒洒水”.....比如说，在她写成名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时，就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历尽劫波”。下文选摘的，正是她写作时，种种“艰辛的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1940年1月的演习让“史迪威”在军中赢得了战术家和战场指挥家名声，但演习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史迪威的传记作者，我显然应该找到这次演习的情况。但事实上，比起公众事件，它们几乎不被记录在案。我开足了马力去搜索：一字不落地读完了《步兵日志》的所有文章，但它没有记载什么有用的内容。我最终找到的最佳描述是在史迪威家人保存的一本剪报里。那里琳琅满目，你能想到最好的文字记载应有尽有，只是有一个问题：报刊的名字和日期通通欠奉。不消说，这本剪贴簿成了研究者的噩梦——这是我尽量文雅的说法。我第一次和五角大楼扯上关系时，被告知需要资格证，于是我尽职尽责地提交了申请，又是取指纹，又是填一份和中国画长卷一样长的问卷。一份给国防部，一份给国务院。官僚机构的程序开始运行，我也开始在史迪威位于卡梅尔的家中和胡佛图书馆查找资料——史迪威“二战”期间的文献全在后者那里。之前，胡佛图书馆搞到了那些文献，但被军方惦记上。他们拿走了那些“敏感的机密报告，并留下白纸代替，表明他们来过。后来我发现，那些拿走的材料的副本在卡梅尔那里都有。那我还要资格证干什么？我不想要资格证了，但结束也很艰难，我该怎么去叫停一个还没有任何结果的程序呢？律师建议我，直接给军务处长写信，要求取消申请，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了。此事就此了结，卸下了我心头一块大石。有一些人我一想到他们就坐立不安，在书出版之后更是如此，那就是我没有交谈过的史迪威的同僚。我有中缅印老兵和那些老牌中国通不计其数的信件，一些信中提供了不少逸闻趣事和只言片语的信息，我本可以在书中用上它们，不过我想，它们都不够上，或只有一条信息能改变我的想法。我认为，“二战”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一个文献就是影片。我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佐证功能，更因为它们的实际描述功能，它们为人物和地点描述了确定的形象，还为研究者的理解和灵光一现提供了视觉手段。我想，我就是从一段描述重庆欢迎温德尔·威尔基的军队游行的影片中，更深地领会到了中国人的宣传是怎么回事；而另一段影片比所有其他东西都增进了我对史迪威的了解：在蓝姆迦的训练场，他和一个中国士兵并肩卧在土里，正在向后者演示如何使用来复枪。没有比实地去到中国更好的研究方式了，但是，“乒乓外交”之前，我并不被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因此，我只好去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获取一种对中国味儿的感觉，也采访到了一批史迪威麾下的三十八师的中国老兵。对中国人认为拒绝是不礼貌的想法有了解。这之前，我知道这是最让史迪威恼火的事，但我不知道有多严重，直到一位在台湾地区的美国军官太太告诉我，她在举办官方晚宴的时候很为难，因为不管中国人来不来，他们都会一口答应下来。她根本不知道要点多少菜，需要多少桌椅。我用的是叙述的写法写历史，我觉得这样最自然。有的历史学家把史实和结论结合在一起，他第一是历史学家，第二才是作家，而我首先是个作家，写作对象是历史，目的是顺畅表达。不过，不是每次都能按连续的时间顺序来叙述，因为有些事是在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比如，当时局恶化、日本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时，史迪威正领导着部队从缅甸杀回。停止一地的叙述、让位于另一地的事件会毁掉戏剧的紧张感，搅得读者一头雾水——这时，你需要稍稍地对事实弄弄手腕，把一件事带到一处自然的高潮，然后再移步下一件事。刚开始写《八月炮火》时，我想开门见山地写战火已开，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这又是一本萨拉热窝这个那个的、老套的写“一战”外交起源的书了。我精心谋构了四章，每一章都以战争在某一国爆发为开篇，接着倒叙该国国内的背景，如同巴赫的赋格曲一样精美。但当这些章写成，我的编辑却看不明白了。我又回头再读，我也看糊涂了。当我把倒叙的段落放到属于它们自己的地方，再瞅瞅它们，简直天衣无缝。从此我不再追求华丽热闹的布局。这本书的双重主题——既是史迪威的传记，也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史——是个巨大的难点。当然这是我自找的，困难也仅限于这一本书。我每开始新的一章，就像和天使整夜摔跤的雅各一样疲惫。所以我没法总结出什么，除了说“再也不写这样的书”了。这本书的中国背景成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故事发生在欧美，你可以假定读者对法国和德国、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的相对位置，心知肚明。人物也是一样。比如我介绍了弗朗西斯·德雷克、沃尔特·罗利，读者不会花太大工夫就能区分他们；但如果是孙立人和李宗仁呢？我一开始想避免使用省名，而把它们与著名的河流和城市联系起来，但立即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最后在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把它和已经出现过的地方联系起来，新人物出场，我都不会忘记描述一些特点，这样才能让读者记住。仅仅是罗列人名，而不知花些工夫去定位它们，这不是因为作家懒惰，就是想炫耀。人人都能做到这点，就像所有人只要愿意，都能把自传多写出一倍的长度。写出“大尺寸”的历史不能靠轻松地略过史实和大段的时间来达成，而是需要我所知最困难的精炼提纯，还有最为微妙的筛选。简单地无所不写确实轻松，而且安全，其结果就是又一本900来页的鸿篇著作。这是作家的失职，他把功课全留给了读者。筛选就是从不重要的里面选出重要的。要诚实，就是说要符合条件，并且公平。这是个见微知著的过程。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说的：“艺术家要的只是一个样本。”在蒋介石的驻地，从红色窗帘下可以瞥见秘密警察的靴子。这个画面是我从某个在场者那里拿来的，小小的画面的选取展示出大的氛围。作为叙述的一部分，一件细微处的小事看上去就是有代表性的，它们留给读者深刻印象，但这个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整体。这时作者权力巨大，除了自己的良心则无人可以监管。应该在幕后解决自己的疑惑，细究有争议的证据，判断人物的动机，在附录的参考文献中去争论，让读者感觉不到作者存在，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为了和时代保持一致，事后聪明也是决计要避免的。我尽量对此时代之后的事绝口不提。让历史穿自己的衣裳，而不是你的。虽然我知道很多历史学家都会激烈地反对，但我自己却坚定不移。我认为，以今人的眼光去叙述是对古人的犯错，同样，另外的派别恪守旧时观点，又是对今天的误读。区别在于哲学观，无法调和。以上，是塔奇曼写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时，曲折又动人的幕后故事。
以往，大部分国人只知道这本书很有名，是理解上世纪中美关系史的必读书目，塔奇曼因本书被破格授予“普利策奖”，但对于这本书的背后这段天才受难的故事，却往往知之甚少。
与塔奇曼不同，天才的作家，都具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们能平地起高楼，用一支笔编织出一个个精妙绝伦，让人看了拍案叫绝的故事。如果还能有点思想与人文关怀，便可称作作家中的思想家。但是，像塔奇曼这样天才的历史作者，他们的天才却是主动限制自己的想象力，甚至放弃想象力。他们的天才在于，通过对历史挖掘的“苦功夫”，即便某个历史事实大众再烂熟于心，但读了他的文字，照样会忍不住看下去。
真正的天才，从来不会在意自己是不是在他人眼中“显得更传奇”，她们在意的，除了不惜一切地把天赋发挥到极致，还有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思索和悲悯心，最重要的，敢于直面最真实的人性，接纳一个并不完美的自己。
塔奇曼是这样的天才，人类社会也需要这样的天才。但遗憾的是，塔奇曼在中国不仅知名度不高，其作品更是被忽视，甚至一度绝版。
为此，先知书店携手塔奇曼作品的出版方，复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一共八卷，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