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
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
都值得怀疑
虚假的历史,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危害?
可见,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
中国历来是最重视历史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直至今天,历史依然是图书市场中最畅销的种类。
▌被刻意,甚至强制掩盖的“真相”
在人类历史中,最典型的虚假历史,大多出自专制君主之手。他们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
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君主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
比如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将自己美化成符合祖制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们以虚构、隐没、润饰的手法,系统地篡改、销毁了诸多历史记载,还亲自查验,以防疏漏。
面对强权的威慑,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
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
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
▌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
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除了需要知识和见识,往往更需要胆识。这通常与天生的性格有关。
1976年,因为愤恨“四人帮”所作所为,杨奎松连写几首诗贴到广场上,结果成了被缉拿的对象,并因此下狱。
这段监狱岁月,让杨奎松很快有了两个发现,一,他发现:“我这个人真的不怕死”,即便是监狱里面,他很快能学会泰然处之。
二,在和一个死刑犯的相处过程中,他真切地体会到了犯人善良的一面。这对杨奎松触动很大,他认识到仅仅从表面上把人分成好坏,是多么肤浅。
及至后来做研究,他一直竭力避免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否则很容易把历史人物或政党脸谱化。
杨奎松反对脸谱化,更反对学术对政治的献媚,他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歌功颂德太多,应有的批判意识太少。
杨奎松坚信他研究的问题,是许多国民一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要尊重真相。
他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
▌他专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写作
杨奎松毕业于人民大学,曾多年在中央一级部门工作,可以读到尚未解密的资料;80年代他又蹲过几年中央档案馆;在90年代初俄国档案解密最好的时期也去过俄国查过档,并一直跟踪研究近代史的相关问题。
比如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
又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
杨奎松的问题意识,来自他对学术的终极定义。他反对大多数学者一辈子待在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的研究方式。
有人请教杨奎松,什么是好的历史著作?他列出了三个标准:
◎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
◎其次,对历史的复杂性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
◎最后,要能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
杨奎松一直带着问题意识做历史研究,他的写作最终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比如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对种种“禁区”问题的透彻研究,其实也透视了此后几十年政治风潮的机理。
▌见别人所不能见,给读者深刻的见识
但是,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提炼见识越发困难。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助纣为虐”,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
◎强烈的问题意识
好的历史,信息量巨大,但很少堆砌名词和概念。好的作者,在搜集完资料后,不是粘贴复制后填空,而是会花数倍的时间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听见历史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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