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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反思——与中国失之交臂的保守主义

先知书店 李强好书伴读 2020-08-23

五四百年反思
与中国失之交臂的保守主义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事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结果,直接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发起者之一的傅斯年,在示威游行前对学生说:“时不我待,我辈只能先行骑上虎背!”中国人迫切改变国运的心情可见一斑。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再次“开眼看世界”,寻求救国良方——

他们被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激进主义所感染;被德国、日本后来居上的国家复兴所鼓舞;被苏俄改天换地的乌托邦主义所诱惑,并逐一模仿和学习,却在当代三大思潮之一的保守主义面前,望而却步。
 
对此,冯克利老师曾感慨地说,“五四运动”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保守主义长期处于低潮,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全世界狂飙突进,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五四百年,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个“古老的新思想”——保守主义。

非自由,不保守
 
中国语境下的“保守”,是一个形容词——过时的,抱残守缺的,不思进取的。说一个人“保守”,头脑中浮现的,不是辜鸿铭梳着小辫儿的丑陋形象,就是冥顽不灵,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
 
作为思潮的保守主义,“保守”是个动词——保护,守住的意思。保护,守住什么呢?——自由,能够扩展个人自由的思想、观念、制度,等等。
 
如果保守的不是自由,而是其他限制自由,甚至剥夺自由的东西,那就不是保守主义。非自由,不保守。比如,妇女裹脚,是传统,甚至被誉为“病态美学”,但却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

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那么,它和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呢?最显著的区别,是重视传统和经验,反对激进。
 
保守主义者更愿意从人类历史的大传统中,追溯自由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囿于本国的传统,尤其是本国自由传统少之又少的地方;保守主义者更相信自然演化的力量,对剧烈的社会变革,总是持审慎的态度。
 
说一个人是保守主义者,等于说他无比热爱自由,却又反对激进;说一个国家是保守主义的国家,等于说这个国家不敢标新立异,不敢动辄折腾。


以美国为例,印象中,美国的制度,是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等国父们,在费城根据某个新思想,“设计”出来的新东西;但实际上,这些看起来非常新的制度,无一不是建立在早已有之的文明根基之上。
 
拉塞尔·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将美国立国的秩序根基追溯到耶路撒冷、雅典、罗马、伦敦这四座城市:
 
· 基督教信仰源自耶路撒冷,国父把上帝的意图——“从压迫和奴役中获得自由”变成了现实。
 
· 乔治·华盛顿在权力顶峰,拒绝黄袍加身的治国范本,来源于雅典的梭伦——为国立法,缔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共和制的民主国家。
 
· 共和政体的宝贵经验源于罗马——个人的权力、少数人的权力,和多数人的权力,都必须被分立与制衡。
 
· 丰厚的自由传统来源于伦敦——财产权、大宪章、代议制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在美国立国之初就得以确立。
 
 “印象中,美国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保守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刘军宁老师说。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老子的观点,但和保守主义“反对激进、不折腾”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再次说明,保守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智慧,真理,或者“天道”(老子语),是超越时空而相通的。
 
仍以美国为例。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迄今200多年过去了,却只有27个宪法修正案,主体部分几乎没有改动。
 
保守主义重视传统,反对激进,但绝非拒绝变革。事实上,保守主义从不轻视通过渐进的变革,不断创发新的自由。只不过,对变革持有审慎的态度——不求完美无缺,而是“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
 
如果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追求完美?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当然。
 
然而,保守主义者会先问,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事情,应该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公共领域,保守主义者既不相信完美,也不追求完美。
 
相反,保守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理想的社会。

保守主义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的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比如,丘吉尔说:“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只不过是最不坏的。”
 
由善良的意图酿成的悲剧,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美国某些州为保障女性权益,曾规定:夫妻一旦离婚,无论错误在谁,丈夫都必须净身出户,还要给妻儿不低于之前生活水平的保障。

结果,美国出现大量可怜的男人:他们因妻子出轨而离婚,失去了婚姻、子女、财产,还要负债补偿前妻,许多人不堪重负,或流浪,或自杀;很多男性不敢再轻易结婚。看似保护女性权益,结果伤害了更多人。
 
法国大革命,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不断消灭掉那些“对理想社会意志不坚定,革命性不彻底的人”。起初,牺牲掉了部分无辜者;再往后,温和派和中间派也要牺牲掉;最后,所有看起来革命不彻底的人,都要被牺牲掉。
 
被誉为“法国大革命之母”的罗兰夫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她在临死时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血腥动荡十五年后,法国大革命走向尾声。这场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妄图在人间建立天国的理想主义试验,最终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
 
砸烂“旧机器”,重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为何必然走向暴力和激进,并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人性不可强制改造”和“理性不可滥用”。


人性不可改造
 
什么是人性?如何看待人性?这几乎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不同思潮最根本的分水岭。
 
人类有不可磨灭的“天使”本性,也有与生俱来的“魔鬼”基因;人天生既有同情、怜悯、友善、上进之心,也有自私、贪婪、嫉妒、懒惰之欲。
 
激进主义者,妄图改造或消灭人性中所有自私的、丑陋的东西,只保留无私的、美好的东西,为此,不惜付出代价。
 
苏联1920年代的“造就新人运动”,把大量青少年送入“教育实验基地”,强制根除他们人性中固有的“不高尚”因素,然而事与愿违,大部分人最后变成了呆若木鸡的废人。
 
保守主义承认和尊重人性,认为“人性亘古不变,人性不可改造”,但却可以通过改善环境,放大人性中的善,抑制人性中的恶。
 
好的秩序,比如承认和保护私有产权,既能激发人追逐财富的天性,也能抑制诸如不劳而获,甚至抢劫、均分他人财富的念想。
 
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承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采取“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规则,打破了之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模式,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当年就实现了增收。
 
坏的秩序,会摧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在这种秩序下,普通人即便作恶,也常常不自知、不自省,阿伦特将此称之为“平庸的恶”,这种恶无限累加,化为滔天大罪。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的刽子手艾希曼,战争失败后逃匿到阿根廷,隐姓埋名,妄图逃脱审判。当他被抓获时,让人们惊讶的是:鹰钩鼻子,眼睛不大,棱角分明的下巴,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这哪是一个杀人魔鬼,倒像身边的邻家大叔。
 
然而,他却是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长官,“煤气鸩杀”这一高效“杀人机器”的发明者。当他站在历史的审判席上时,却言之凿凿:“奉命作恶,罪不在我。”


纳粹之恶,是权力之恶放大人性之恶,纳粹的权力之恶,则源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与此相反,保守主义对权力保持怀疑。因此,不寄望出现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然后把权力授予他,而是尽可能的将各种权力分散,并且让权力监督权力。

理性不可滥用
 
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两种知识:
 
第一种知识,立足于理性构建,常运用于物理学、数学、工程等自然科学中。
 
第二种知识,立足于直觉和经验,它无法用精确的数据或理论模型来表达,常运用于人类社会实践中。
 
就构建一个良善的秩序而言,保守主义宁愿相信人的经验,而不盲从人类的理性。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的文明,源自集体的经验积累,而非理性,尤其是个别人的理性能力。
 
因为每个人的知识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完整的,以此来解决庞杂的人类社会问题,是绝无可能的。
 
然而,人类天性中就有“滥用理性”的冲动。各种妄图以少数“聪明人”的理性,构建人间天堂的激进主义,历史上层出不穷。
 
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财富迅猛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更加悬殊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改天换地”的激进主义思潮迅速崛起,并在全世界蔓延。从法国到德国,再到俄国,最后是东亚,无一幸免。

有人说,20世纪的大部分灾难和悲剧,都是“理性癫狂的产物”。

今天,人类的技术水平再次登上了新的顶峰,“理性被滥用”的魔咒,再次笼罩着人类: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

大数据的普及,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完全可行;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有人预言,“AI治国”将改造和颠覆现有秩序,以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研究》中预言:“人类天然具有崇尚理性和乌托邦的冲动,随着未来科技的高速进步,一代又一代的人,会将‘致命的自负’运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本身的组织设计中去,人类可能将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对个人自由的诅咒!”

 
100年前,科学曾是与民主并列的启蒙口号。今天,我们依然需要科学思维和技术进步,但更应该关注的,是人的自由;应该警惕的,是科学被滥用于伤害人的自由。


源于思想的观念与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行动逻辑。

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以法兰西血流成河,拿破仑加冕称帝而结束。20世纪,被称为灾难的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思想将世界搅的天翻地覆。而保守主义思想正是在这时候登场——它反对传统社会的专制,更警惕现代性自身所携带的理性认知被滥用的基因。

而在中国,“五四运动”后,随着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黯然退场。五六十年代,人们刚从纳粹的魔掌中挣脱,却又被乌托邦主义所诱惑。一直到现在诸多社会乱象和不可思议的悲剧,再次警醒我们,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变革刻不容缓。

正如保守主义学者刘军宁说:21世纪,我们亟需用启示来取代启蒙。保守主义思想,或将重塑整个世界的思想版图,犹如整个20世纪,在抵御纳粹主义、乌托邦主义中胜出的保守主义一样,21世纪将要发生的,不过是历史主轴的再一次延长而已。

“保守主义已在中国登场。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对世界而言,因为它将有助于改变这个东方大国的命运。”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反思五四专题书单”:包含上文所提到的书籍。还有冯克利等本土保守主义学者,翻译、引介的西方保守主义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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