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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我上了一个星期的大学就想当老师了。可能是觉得当老师很轻松吧。于是我想，要当老师的话就选一门大家都很喜欢的专业，便选择了刑法。”
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后，张老师的大学生活是宁静而充实的，对于知识的渴求成为了他以及那个年代很多人大学生活的鲜明主线。
那时候课余活动不像现在这么多，他们当年并没有组织过新生舞会，也没有举办过男生节、女生节。“连圣诞节都不会过”，他说，“我们那时候也只有法定的节日，比如十一国庆、元旦，这两个节日会放假。其他的（传统节日），即使是像中秋节、端午节这样的，也不放假。”
如果说当时有什么娱乐方式的话，大概就是周日（那时周六也是工作日）班上团支部偶尔会组织的看电影、郊游等活动了。“一个学期大概能看三场左右的电影，”张老师回忆道，“别的也没什么了。”
因为当时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是高中毕业好几年才上的大学，所以大家对于来之不易的机会都倍加珍惜。学校通常只将课程排在上午，在下午和晚上，以及节假日里，同学们则选择去图书馆温习一天的功课。
值得一提的是，在繁重的课业之外，张老师还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当时学校鼓励大家早上跑步，很多同学偷懒就不肯早起跑步了，张老师却一直坚持了下来。“我比较喜欢跑步”，他说，“每天早晨6点钟，学校广播一响，我起来了就到操场跑几圈，跑个2000米左右”，不管春夏秋冬。
除了晨跑，他还会在每天晚上5点前后再去锻炼。日复一日，这种长期的坚持不仅给老师带来了运动的好习惯，还让他在长跑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后来成为了学校的长跑运动员，在校级的比赛中都取得过良好的名次，锻炼的习惯则一直伴随他走到今天。
而在现实生活中，与其他同学的交往则主要是通过课堂。当年老师所在的大学是统一排课的，不同于现在清华这样的自由选课机制。一来二往，一个课堂上的面孔也就渐渐熟悉了。还有通过哲学、中共党史这些大课堂认识的外系同学。“但很有限”，他补充说，同学们还是以各自学习为主。
用今日的标准衡量，那时的社交终究还是有些寡淡而稀薄的：“认识班上以外的人很少”，同一个专业的上下年级也不能全都认识。有的虽然脸熟，知道是自己的学长、学姐，但就是叫不出名字来。
课堂以外，得益于老师的一手好字，他还一直在系里的团总支承担宣传工作，负责办法学院的一些板报，并参加相关的评比活动。“那时候哪有打印的板报啊，全是手写”。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用毛笔在白纸上写写画画，贴在墙上，便是一大板的板报，“常常获奖”。说到这里，老师的嘴角禁不住地上扬起来，仿佛当时的画面就在眼前，“不过，那也是40年以前的事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少的往事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但时间的洗涤却没有丝毫冲淡当年的情谊。前不久，老师参加了本科同学入学40周年纪念聚会。当年班上的37个同学，有4个已经不在了，还有些到了国外，来参加聚会的只有21个人。但大家见到彼此，还能像当年读书时那样，敞开心扉，谈天说地，该开的玩笑一句都不少。
聚会过后，一行同学来到了公园门口买票。门票对60岁以上的老人是免费的，60岁以下的成年人则需要买全票。21个人里总共有4个同学不满60岁，其中也包括张老师。他们就跟其他不买门票的“老”同学开玩笑说，“你们都是未成年人，只有我们4个人是成年的。”引来一阵开怀大笑。
所以在98年2月份的元宵节那天，张老师拖家带口来到了清华。此前也不是没遇到种种流程上的困难，好在手续终于还是办下来了。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张老师站在清华的讲台上，开始了他在园子里的第一堂课。 清华法学院1995年复系，到1998年张老师来清华时总共才过了三年不到。那段时间，法学院没几个老师，所以每一名老师都承担了非常重的任务。那是一段疲惫的时光——
“我记得99年的时候我讲了364个学时的课程，不仅讲刑法，还讲过刑诉（刑事诉讼）法，还讲过别的什么课”。讲364个学时的课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清华一学期也是16个教学周，平摊下来每周要讲24个学时的课，每个工作日大约是5节。而现在，老师们一个学期只要讲够96个小时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了。“但当时还是挺开心的”。
一方面，虽然老师少，但他们都怀着一种马上要把清华法学院办起来的热情去工作，这种热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疲惫；另一方面，清华学生的聪明可爱与灵性也给老师带来了内心的慰藉。“讲起课来很少需要我讲两遍的。我讲一遍，问他们清楚了没有，他们就清楚了，很聪明。” 后来崔建远老师去美国访问，张老师接替他做了管教学的副院长。那段时间也是张老师最忙碌的时候。仅仅就行政工作而言，就常常开会开很晚，周末也开。他还负责法学院学位点的申请工作。
学校的事务性工作多，自己又同时上很多课，还要做学术、写论文。有一段时间张老师头疼得特别厉害，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最后，医生告诉他，其实他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太累了”。
即使是那段日子，老师的学术论文也没有少发。每天做学术的时间很难固定下来，但只要“没有课了，没有会了”，他就回到办公室里看书写书。好在后来法学院老师多了，他也不再承担行政职务，生活节奏才慢慢恢复。 谈到对我们法学教育的期待，张老师坦言：清华的学生总体来讲还是比较爱学习的，“但还是有学生过于追求自己的学分（绩）了”。对于学生而言，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把法律的真实含义弄明白。通过各门课的学习，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感觉。
在给本科生上课时，老师还常常提到，要早点确定自己以后的目标。想从事研究的，就需要重点训练自己的研究能力。比如学着写一点论文，给老师看，老师给你提意见。“你训练多了，就知道论文该怎么写了。””最好还能提前掌握一些研究的工具，诸如二外、三外这些外语。”
如果不去做研究，而选择从事实务工作的，那外语不一定要学几门，论文也不一定要写很多。但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将事实和法律相对应，然后得出合理的结论。“你对各门课要真实地学好。不是说分考得高，而是你真正掌握这门法的真谛，知道怎么用这门法去处理事情，且能够处理的得心应手”，“这就是你需要训练的事情”。
“我不建议同学们选课时只选那些容易过，或者容易得高分的课。”他说，“当然不是说哪些课不能选。但你一定要以提高自己法律思维的水平和法律适用的能力为目标去学习。” 老师反复提到，同学们应该培养自己的自觉性，不能完全依赖老师。“一定要自觉。”他时常感到很多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干什么，没有一个计划。有时候，他问同学们以后准备干什么。同学会告诉他，“我准备保研”。张老师又问他为什么想保研，回答则是，“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保研，所以自己也保个研，这是老师观察到的同学们间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本科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是必要的，但也不必太多。参加了太多的社团活动，就会耽误很多的学习的时间。他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老做自己会做的事情，会做了就别做了。要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和自己还做不好的事情。做自己不会做的事，看自己看不懂的书，这样才能有长进。
而面试则要面一整天，面试官漫无边际地提问：这就逼着你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什么书都得看，同时还要具有处理具体案例的能力。在日本，同学们可以反复选修不同老师开设的同一课程的讨论课。比如说大一选了一个老师开的刑法总论讨论课，大二可以再选另一个老师的总论讨论课。
“因为不可能每个老师讨论得都一样”，在吸纳对比不同学说的同时，学生的知识网也有了更丰富的细节。他们的讨论课上常常同时容纳了博士生、硕士生与本科生，不同年级的同学在课上展开激烈的讨论，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思维的火花。
参考不同的教学模式，老师给我们的建议是，可以去尝试听不同老师讲的同一门课。“比如说，你对民法或者刑法感兴趣，你就不要说，我把这些课都选完了，就算完了。你可以重复去选，不同老师讲得也不一样……比如，你上学期上了我的刑法总论，下学期别人开，你可以再去听一次。还有案例分析课也是同理。”老师坦言，现在的选课系统对同一门课不能重复计算学分也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只能靠你们自己去解决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是有机会的。也谈不上机会，就是有人问我愿不愿意专门去司法机关工作，可能当个领导啥的，我都拒绝了。”
回想起往事来，他并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疑。选择成为一名教师，并在这条路上砥砺前行，于他而言似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随后又用了三个热爱来解释其原因：“因为我热爱教育，热爱学术，也热爱学生。特别喜欢，所以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从来没有羡慕别的某个同学一年能交500万的个人所得税。”他补充道，“我真的有同学一年个人所得税就交500万的。”但他并不会因此觉得自己的职业不好。他就是想一心一意地当老师当一辈子，没想着去做别的。有时候有机会做别的，也能做，但他一点也不想。他是确实很喜欢自己的专业，喜欢当老师、看书、写文章，“特别爱好。”
“当老师也还是能够做出一些贡献的”，老师笑了笑说。事实上，张老师的贡献有目共睹。老师著书立说几十年，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理论的变革，对我国的司法实践的很多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立法的修改、司法解释的起草、疑难大案的处理，如此种种，都曾有过他的参与。
老师的一名学生曾贴切地形容道：“‘你是张明楷的学生？’意味着你的老师‘促使中国刑法学知识转型，乃至扭转中国刑法学的整体命运”。某市检的领导也曾一半不满一半感慨地说：“现在整个检察系统年轻的检察官，每次研究案件都要拿出张明楷的观点说话。”
这是张老师给时代的贡献，也是时代的幸运。
有一次课堂上，谈起这个昵称，老师笑眯眯地跟我们说，“前几年别人还叫我楷哥呢，几天前我怎么就听到有人叫我楷爷了呢？我就这么老了吗？！”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同学们在心里对这位老师的喜爱又增添了几分。
其中也不乏理论界、实务界的翘楚。此外，老师还“收获”了很多自己的作品。最典型的代表便是人所周知的“太黄太厚”（《刑法学（上、下）》）。这也是老师认为自己做过的对学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张老师认为，“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我不是单纯地在传授一种刑法的知识。当然，这是只有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才能体会出来的。” 教了多年的书，老师难免会比较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总的来讲，现在的学生还算比较用功的。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多花点功夫用在学习上，不要做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他感慨道，现在的诱惑太多了。有些同学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或者在网上看很多东西，对谁和谁结婚了，生了个什么小孩，都很感兴趣。但是，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他还是觉得，应该把有限的精力多用来做有用的事情，培养自己的能力。
曾有一些学生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课上跟学生讲，要学习二外、三外这些外语，有个同学就真的按他说的做了。等到写本科论文时，已经能够直接引用德文、日文的文献。“他学了这种二外，就给我的印象很深。”
“但也不是说只有做学问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他认为，不管做什么，把自己最大的能力发挥出来，尽你的力，就可以了。选择一个职业，就去热爱它。如果不喜欢，就换一个。“人不要在抱怨中做这种工作，也不能在工作中抱怨一辈子。” 事实上，张老师自己就非常喜欢自己的职业，并能从自己研究的领域中发掘出无穷无尽的乐趣。这种将兴趣与职业紧紧结合起来的生活状态，大概是再好不过了吧。
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感的话，也很难写出那么多的著作。一来没有动力，二来学院也没有要求你写那么多东西。此外，做学术还需要你去读很多书，去了解一般国民的价值观，了解国外对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要对社会的变化保持敏感，不能固守自己以前的观念。
他可以同时就不同的课题进行关注、研究。“比如说我看这本书，它讲的是A课题的内容。但我看到这个书的时候，有个地方我觉得对我的B课题也有启发意义或者可以引用，我就在我的B课题里，把它该录入的录入，该引用的引用。”就这样，不同的课题同时在老师的电脑里一点点臻于完善。
“我这电脑里半拉子论文很多，完成度从10%到90%的都有。当90%的论文完成时，你发现10%的论文也进行到20%、30%了。这样我做的就稍显得多一点、快一点。我就用的这种方法。”
效率是一个方面，张老师对学术在时间上的投入也不容小觑。曾在茶余饭后听人说起张老师大年初一就回明理楼做研究了，起先还不太相信，这次问起来，却得到了老师肯定的回答：
“就算不到明理楼，我也会在家里给硕士生博士生看论文。”老师在北京没什么亲戚，过年来登门拜访的人不多，“你也不可能就在家里坐着啊”，所以就想着把学生在寒假前发给自己的论文初稿利用这段时间都批阅一遍。常常有同学惊讶地在大年初一发现邮箱里发来了老师的批阅稿：大到文章脉络，小到每一个字、脚注，包括标点符号、字间距，都做了详尽的批注。有时家里人到了北京来，也是他们自己商量去哪里玩，“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去的。” 时间的投入与效率的保证，勤奋与思考的相辅相成，凡此种种在经年累月的积淀中将张明楷老师带到了当今中国刑法学界的至高峰，但他仍然没有停止对于刑法与正义的追求。
在书的前言中，他写道：“本书充其量只是琐碎的涂鸦，也可谓孤独的言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会继续在追求法律真实含义的道路上负笈担簦、栉风沐露。我不可能任他尘世多喧嚣，静我凡心立功名；但可以做到法不正解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看到这段文字，很难不为之动容。
张老师早早地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并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他始终在追寻着，追寻法律的真实含义，追寻着正义的实现。他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也用自己的热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负笈求学的游子。“流光容易把人抛”，唯有永葆赤子之心的人能抵住时间的洪流，像个孩子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挑着灯火看文章。
正如一位毕业很久的学生在回忆起自己恩师时所说，“张老师就在那迷雾的尽头，永远在那迷雾的尽头。”
“老师用他的身影告诉我们，来吧，前进吧，刑法的世界虽然孤独，但是美好。”
有学法律的书友曾说，“张明楷的《刑法的私塾》，图书馆从来借不到。”
也难怪，当初《刑法的私塾》推出时，便洛阳纸贵，长期位居各大法律图书畅销榜前十。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法律的。
即便是不学法律，法律思维也是如今最实用、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研究法律就是研究人性，法律的智慧，其实就是在承认人性的幽深的基础上，努力的探索人性。是在承认无知中，追求更广阔的智慧，摆脱独断和傲慢，对抗虚无与虚荣。
这套《刑法的私塾》不仅覆盖范围全面，且以问答的形式，对一些过去的疑难案例进行手术刀似的剖析，把刑法理论、法条以及我们头脑中的困惑解释得非常透彻，有“身在自家书房，如在清华课堂”的临场感。
张明楷老师，既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也是大陆地区最顶尖的刑法学专家之一，地位自然不必说。为了书友更好的阅读体验，先知书店特别收集了张明楷老师《刑法的私塾》的亲笔签名版本（一册签名）。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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