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盗火与转译：中国思想的三个黄金年代
文：先知书店 编：少年X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R.G.科林伍德曾说：“一切人类史都是思想史”。究其原因，但凡一个国家即将强大，其先兆便是伟大思想家接连出现；但凡一个国家即将衰落，其思想必定衰落在前。
因为，组成国家的不是土地、建筑，而是其中的一个个人，人是观念的动物，人的行为必须以某种思想为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思想家所指出的方向。
思想对人类如此重要，但是伟大思想的创新却极为艰难，事实上，决定当今社会命运的，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爆发：即“百家争鸣的春秋”、“中西合流的民国”、“新启蒙的1980年代”。
正是这三次思想大爆发的合流，塑造了中国当今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它们是中国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三大时代。
▌先秦诸子：
观念的奠基者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一群天才的“老师”群星闪耀：中国的诸子百家、印度的佛陀、以色列的先知，以及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哲学家。
这一时期，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为后人所公认和推崇的“轴心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战乱不休的大动荡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诸子诞生，百家争鸣，群星闪耀。诸多贤哲开始放弃对原始宗教与自然等问题的探索，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正是这些文明的导师们仰望星空、著书立说，奠定了此后中国文明几千年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孔子创立了儒学思想，提倡“仁爱”“忠恕”，他关注的不是上天和鬼神，而是现世，是人所能认知的世界；老子的贡献则在于对什么“天道”的研究，他认为在天道面前应该特别谦卑，万不能自以为是，对天道要有谦卑之心；墨子提出“兼爱”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人类没有培养出对整个人类的关爱之前，那么，爱国和爱家只会变成狭隘的集体自我中心主义......他们突破了神话时代那种纯粹感性的、原始的思维模式，开始用理性的、道德的方式进行思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爆发，诸子百家的先哲们奠基了中国人思想和语言的基底。此后，无论后世思想如何演变，我们始终站在他们夯实的土地上进行思考，他们就像一个永恒的坐标，让中国这艘船安稳地航行了几千年。每当中国人遇到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也总是要回到这一时代的经典里寻求启示。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
不同的是，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家原创思想的交相辉映，而民国则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大碰撞背景下的思想大爆发。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型“思想家”，他们在各个学科把西方文化以最精深的方式引进中国，将其与中国文化接洽起来，传播给大众，他们既是西方文化的“盗火者”，又是中国文化的“燃灯者”。正是二者的碰撞与冲突塑造了延续至今、浩浩汤汤的“民国思潮”。在民国那个时代，有识之士们一直在寻求整个民族的自我启蒙，不断地探求向文明转型的密码，他们的一场场辩论，一次次探讨，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今天说的话、研究的问题、进行的讨论，民国时候早已被知识界炒过几轮，并且比我们讨论的更深入。
民国思想之深刻，影响之深远，远超我们的想象。
当下的中国，仍在这场百年思潮激荡的延长线上，今天的许多困惑、无奈及愤懑，都可以在阅读民国思想的峰峦时，获得启蒙及排解。
当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兴趣不止于风花雪月，还深入到大师们的人文关怀与思考、理想主义与崇高人格时，才说明这个民族足够聪明，能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传承下去，在前人的基石上实现这一代人的创造。
德国哲学家史怀哲曾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谢那些燃起火焰的人。我们受其所赐，就应向赐予者表述我们的深谢之情。”
民国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重大，当先秦诸子的思想，让中国安稳地行驶了几千年以后，面对西方工商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中国不得不进行艰难地转型，正是民国的思想者们给定了前行的方向。
因此，对这些“盗火者”、“燃灯者”，除了必要的鲜花与掌声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汲取他们的知识、传播他们的思想、甚至继承他们，又超越他们。
民国之后，因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思想领域的活力，迅速跌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低谷。1979年春，持续20多年的书禁初开，《读书》杂志的发刊词《读书无禁区》，仿佛一粒石子，在沉闷多年的思想界激起巨大波澜。从此，“读书无禁区”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口号，崇尚文化、汲取知识成了那个年代的潮流。
当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人们迫切想要追回失去的光阴。长期遭受贫困和动荡折磨的中国人，改革的新鲜空气，让他们身上的冒险和创造精神如脱缰野马；受尽风霜的知识精英，长期积聚的喷薄力量，终于转化为变革的势能。八十年代的思想爆发，其最大的成果，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涌现了一批接续民国“西学东渐”的转译者和“盗火者”。在中国逐步打开国门，嵌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做出了进一步的“创造性转译”。80年代起，官方和民间共同发起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出现了“思想热”“文化热”的盛况，其中以“西学东渐”三套丛书最为典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翻译奇迹。
迄今，该丛书共译介700种，共826册人类思想经典书籍。时任总编陈原说：这些著作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们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世界。（1982《人民日报》）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由甘阳、刘小枫、赵越胜、徐友渔等人主编，译介了马克思·韦伯等20世纪西方人文经典，成为此后各学科的必读经典。
▲（左起）甘阳、刘小枫、徐友渔、赵越胜
“走向未来”丛书：由金观涛主编，致力于“为年轻一代介绍在科学、人文领域的最新发展”，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思潮普及丛书。编委会集中了官方到民间的一批知识精英，代表了80年代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成果。
▲（左起）刘青峰与金观涛、丁学良、朱嘉明
除了“西学东渐”的三套丛书，由汤一介、杜维明、李泽厚等学者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旨在复兴被严重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成果颇丰。
◎改革的黄金年代：培养了新的“盗火者”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让神州大地生机勃勃。除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千里之外的武汉，更是后来居上，开一时风气之先。武汉大学的刘道玉等教育家，锐意革新，成果最为辉煌。
在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
刘道玉被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在他的培养下，武汉大学相继走出杨小凯、邹恒甫、易中天、野夫、田源、陈东升、毛振华、雷军等青年才俊，成为后来中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或中坚力量。一方面是新老翻译者接续民国的“西学东渐”，一方面“盗火者”通过教育培养新的“盗火者”，两者共同促成了八十年代的新一轮启蒙思想的爆发。它就像一场干旱后的春雨，让寸草不生的大地，重新长出了一片思想的绿洲。诸子百家们各倡其说，是中国内部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最终结果是奠定了中国以人伦道德为基础的终极意义。民国大师们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与诸子百家的余绪进行融合，重新调整了中国这一巨轮在历史三峡中航行的方向。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优秀文明的又一次深度汲取和融合，它奠定了今天的经济、文化开放格局。站在今天往回看，“思想决定命运”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说：“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要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用这句话，回头看历史也是同样。从内部创造思想、从外部汲取优秀文明的思想的时代，一定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反之，则必然坠入停滞与衰落。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致敬“中国思想的黄金年代”三书：包含《诸子的精神》《民国思潮读本》（绝版）《刘道玉口述史》，既包含中国诸子先贤们仰望星空为中国留下的观念与精神的地基，又是中国一百年多来“盗火者们”创造性转译的思想果实——民国思潮，与教育成果——真实还原八十年代刘道玉所缔造的教育奇迹以及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最佳思想武器。其中《民国思潮》更是因种种原因，网上已经几乎绝版，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购书即赞赏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