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致命自负
知识分子，指的是一种职业种类，这种职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有作家和学者等等。这是托马斯·索维尔在其著作《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这个定义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就是创造和传播各种社会理论和思想观念的人，他们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
“公共知识分子”，即“公知”，是指那些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力的人。
一般知识分子与公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其他人的想法，或者受制于其他知识分子的想法。
普通大众很少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能理解的人更是少数，但马克思的结论极大的鼓舞了世界上数量极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传播影响了普通大众。
在作为理念生产者的核心知识分子的周围，还围绕着许多被知识分子理念光辉所映照的外围人士，他们的角色是使用和传播这些理念。这些人包括教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幕僚、法官秘书，以及其他将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建立在知识分子理念基础之上的人们，他们都是知识阶层的一份子。
知识分子自以为比大众更有智慧，掌握着比大众更多的知识。他们热衷于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甚至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对社会进行重新构想，并寻求公共决策权去实现其构想。
其致命失误在于：他们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并不代表他们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有着这样的智慧和美德。
或许知识分子的确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知识，但他们武断地否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为知识，比如那些涉及衣食住行等三百六十行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知识，以及各种生活常识。
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寻常知识散布在社会大众之中，它的数量远远超过精英们的特殊知识。如果把这些寻常知识和特殊知识都纳入知识的概念中，那么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
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有着这样一种极为深刻的观念：像他们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拥有着远远超过普通大众水准的人均知识，因此他们应该得到权力去为大众做决策，指导他们做或不做什么。
如索维尔所说：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
知识分子这种致命的自负在其最终影响了公共决策，从上而下给社会强加以他们所偏爱的观念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其中最巨大的灾难是上个世纪由中央计划所导致的经济灾难。在这些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数以亿计的人因为暴政、战争和饥荒而丧命。
这些代价巨大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让知识分子彻底抛弃他们的乌托邦理想。他们中不少人觉得那些灾难的原因不是由于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而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只要有了民主，知识不是问题，因为有“大数据”，“社会化生产”（生产要素公有化）仍然是可行的。
但早在疯狂的社会工程们进行这项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实验之前，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就以逻辑推理证明了“社会化生产”的不可行，它的致命缺陷是无法进行经济计算。
“社会化生产”取消了价格，没有了价格，就没法计算哪一种生产要素组合出的不同生产方法更经济，即：没法计算某种生产方法是否能以更小的代价生产出价值更高的产品，那么它的生产力必然低下，结果是导致普遍的贫穷乃至饥荒。
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不认可“社会化生产”，但却相信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市场会失灵，必须要由政府来纠正这些市场的缺陷，这正是当今世界相当普遍的干预主义思想。
“市场失灵论”一是源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完美构想，二是由于错误地把政府干预造成的恶果归因于市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是教科书和媒体镶嵌在许多人脑子里的教条）。
真实的世界是参差不一的，人生而不平等。人生来就有高矮胖瘦与美丑之分。有的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的人却出身贫寒：有的人天性聪慧，有的人生来愚笨；有的人勤奋刻苦，有的人却懒惰散漫。这些生来不平等的差别又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但都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同样真实的事实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其生产量，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但这个真实的世界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构想，他们不认为是自己的构想不切实际，而是这个世界出了错：一切都是“社会”的错，一切的问题都是“社会”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几乎永远不会错。
那么应该由谁来纠正“社会”的错呢？他们给出的答案自然是：“政府”。
知识分子不关心财富如何创造，经济如何增长，眼盯着贫富差距四个字，把工商业活动看做零和博弈，以为市场经济会自然地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穷人才有了勤劳致富和阶层跃升的机会。对经济市场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正是现在进行时），就是以政治权力限制个人的自愿交易，使人们不能自由地分工合作，剥夺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手段，结果就会造成制度性的贫困和真正的阶层固化。
知识分子缺乏经济学知识，甚至政治伦理学知识也只是半桶水，他们把自由分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并认为政治高于经济，经济要为政治服务，而非政治要为经济服务。
但自由与自由之间是不可能互相冲突的，也没有哪个自由高于另一个自由的说法，因为一个人的自由正是其他人自由的边界。如果某个自由高于另一个自由，那就不是真的自由，而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
政治为经济服务，是要通过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来保障市场不受干预。
经济为政治服务，是打着“社会正义”和“民意”之类的名义设立各种法律和政策，以帮助各种压力集团谋取利益。这些利益从哪里来呢？要知道，法律并不生产利益，它要给一部分人某些东西，必须先从另一部分人那里拿走一些东西。
知识分子把自由一分为二，以政治自由高于经济自由为理由，把特权包装成人权，堂而皇之地侵犯个人自由，然而他们还声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
经济学家从未说过市场是完美的，只是说由个人来支配自己的财产，自愿地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创造更多的财富，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繁荣昌盛。这些结论不是经济学家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是逻辑推理得出的事实。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是关于规律和法则的知识。
社会是人的行动的共同体，其基本关系是交换关系。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分工合作，彼此交换商品和服务，由此产生人际间的相互关系，织造了把人们结合成社会的纽带。
只有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社会成员之间才会产生同情、友爱和归属感等道德情愫。“这些情愫是我们人类最愉快和最崇高之经验的源泉。它们是人生最珍贵的点缀，由此把人从一般动物提升至真正存在的人。”这些道德情感，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动因。它们是社会合作的果实，并且只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分工合作，“人们将永远停留在相互敌对的状态，为争夺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资源而成为不解之仇敌。每个人都不得不把所有同类视为敌人，为求得一己欲望的满足必然与所有邻人发生不可化解的冲突。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生出同情。”
因此，是社会合作产生了道德，而不是道德维系了社会。
知识分子不了解经济学，也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以及社会依靠什么而存在并维系着。他们要么傲慢地坚持自己的偏见，拒绝去了解和学习经济学；要么就是缺乏理解能力，把经济学斥之为经济学家的价值偏好或主观的真理。
知识分子，尤其是白左，巧言令色地煽动穷人和富人、消费者和商人、雇员和雇主，甚至女人和男人，以及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人们互相敌视和仇恨，是挥舞着“社会正义”的道德大旗去削弱维系社会的纽带，撕裂社会。
尽管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也没有基本能力的事务上，知识分子却热衷于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以求获得权力和影响力，并由此去制订或影响公共决策。
决定知识分子如此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从权利角度看，人的确有在其财产权利范围内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也不必承担公共决策造成的后果。
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批判社会来获得凌驾于社会其他人的道德权威，或者间接获得政治权力，又或者二者兼有。
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那些有关收入分配、价格管制、环保主义和女权主义，以及偏袒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的法律与政策，结果总是使穷人和少数族裔等表面上的受益人的处境变得更差，但知识分子极少关心、也极少认真研究他们所呼吁的政策的实际后果。他们的行为，而非漂亮的言辞，表达了他们的真实偏好。
由此看来，知识分子自诩为智慧和道德的化身，把反对他们观点的人诬蔑为反智和没有道德，不过是贼喊抓贼。
索维尔在书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主要被限定在现代民主国家，而在非民主国家，只有极少数的人把持着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观念。
不过，他不知道在某些国家，一方面御用知识分子在垄断媒体上把持着一种传统的有毒观念，另一方面，外国的干预主义观念又通过互联网平台，被在野的知识分子当作先进文明传播给大众。
这就造就了两个表面上截然不同，实质都是反市场经济的群体。而作为自由市场坚定的支持者们，正好被这两个群体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
很明显，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是左翼知识分子。其实不管中外，左与右的二分法都是极其混乱的。如果非要分成两个阵营，那就只能这样分：自由主义者与非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认识到：社会由个人组成，脱离了一个个的人，社会无从存在。个人自我负责，自己做决策，才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的幸福。只有每个人都过得好了，社会才会好。
非自由主义者是集体主义者，无论其打着国家还是社会的招牌。他们认为其他人不理性，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必须要由更理性、更聪明的他们来为“社会”制定决策，规定社会其他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他们想要或正在掌控着社会其他人的财产与自由。
如果不是缺乏理解能力，那么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者并不寻求控制他人、控制社会。自由主义也不是一种设计，因为设计是让其他人按照设计者的偏好而行动，而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偏好而行动。
但某些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辞令技巧，贼喊捉贼，反过来指责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是一种社会设计，是另一种控制。
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知识分子的傲慢与自负本来就没有正确的知识来支撑，他们只能巧言令色，大搞语言腐败，颠倒黑白，如此便可浑水摸鱼，继续维持自己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无知与无耻，他们总要占一样，或者二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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