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托马斯·索维尔用了不少篇幅描述知识分子的辞令技巧。辞令技巧是一种表达能力，它是中性的工具，既可以用来传递正确的观念，也可以用来传播错误的知识。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有些是为了使他们的理论合理化，有些是为了操纵民意——知识分子常常利用辞令技巧是将一些词汇的含义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有人把这种辞令技巧称为语言腐败。语言腐败这个短语明显是个贬义词，用来形容那些纯粹只是稍稍缺乏理解力的知识分子也许有些不公平，这里不妨把语言腐败当作一种事实的，而非价值的陈述来看待。也许最广为人知的语言腐败就是《1984》里的新话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不过语言腐败并没有专利权，它在民主国家同样得到了发扬光大。自由，按其本来意思，无非就是不受他人的限制，自己的人身财产由自己支配。但是架不住白左巧舌如簧，硬是把自由变成了另外一层完全相反的意思，如：“免于匮乏的自由”。据说这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之一，不过这种“自由”已经成为一部分人必须拿出财产给另一部分人的义务了。为了保障穷人的“生存权”，社会有权力从我们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去补贴这些可怜的穷人。首先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为不相识因而也毫不相干的人的贫困负责任？是我们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吗？其次，张三自己不掏钱，抢劫李四的钱去帮助王五，这种你请客我买单、李四出钱荣誉却归张三的“慈善”是否道德？第三，民间自发自愿的慈善活动是否比国家强制的“慈善”更有效率地帮助穷人？第四，人的行动总是为了欲望满足，这些欲望要通过获得一定的财产才能得到满足，我们想要财产，也正是因为这些财产能满足我们的诸多欲望。只要行动自由不受限制，人们总是会想尽办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比较优势法则”或“协作法则”告诉我们，一个人就算每项职业技能都不如别人，也一样能在分工协作中得到好处。所以工商业自由才能真正使穷人摆脱贫困，限制这些真正的自由只会让穷人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结果只能使其被动的接受“扶贫”。权利是自由的同义词，财产权是唯一的权利（身体是人最重要的财产），财产权不受侵犯的状态即为自由。不过，“权利”在白左的辞令技巧之下，几乎已经成为了“特权”的同义词。诸如此类的“权利”有：“最低生活工资”、“体面的住房”、“可负担的医疗保险”，等等，以及其他无数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正如索维尔所说：在知识分子众多涉及“权利”的主张中，对“权利”的基础既没有去质疑也没有去赋予。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事情被看作是其他人的义务，而那些“其他人”并没有同意去负担这些义务。“权利”的逻辑推论就是：宣布某人拥有一项权利，其他人就必须自动负担起一种义务。当第三方用“社会责任”或“社会契约”之类词汇描述希望人们做什么事情时，也运用了同样的原则，而将其他人是否同意去承担这些义务完全置之度外。总之，“权利”只是知识分子没有论据支撑的断言，实际上他们把自己转变成了既没有正当身份、又没有得到授权的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民主”，如果仅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也能算做一个好词：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或人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这不就跟自由差不多嘛？但是“民主”，究其本质不过就是“多数决”而已。不过现在，民主在某些人眼里几乎已经等同于自由了，甚至于不只等同于自由，而是囊括了所有（看似）美好的东西，比如上学不花钱啦，看病不花钱啦，养老也不花钱啦，等等。“社会”的黑历史，也许比“自由”二字更为悠久。米塞斯在其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一书中论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时说道：“社会”（society）一词及其相应的形容词“社会的”（social）有三层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是一个表示社会的相互联系的抽象概念；第二，它是一个表示由个体本身所组成的联合体的具体概念；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之间，第三种含义被插入日常语言之中：在“人类社会”，“公民社会”等用语中，抽象的社会被人格化了。当谈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时，他（老马）从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的”一词。在谈论陷入危机的社会，是他指的是人格化的人类社会。但是，在谈论剥夺剥夺者对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的社会，他指的是实际的社会联合体。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使用“国家”一词或与其相对应的词，因为这个词让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听起来不舒服，而马牌主义者最初不想失去这些人的支持。索维尔则提到：将人口统计指标在各种职业、各种机构或各种收入水平上的群体差异看作歧视的证据，这一行为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的观念：群体之间不能存在不同，或者说任何差别都是“社会的”错误，社会必须纠正他自己的错误或罪过。既然并没有某人能被称作“社会”，那么知识分子通常会向政府提出要求，要其修正社会错误。在索维尔这两段话里，“社会的错误”中的“社会”是人格化的社会，而负责修正错误的“社会”则是指向一个实体组织——政府。“社会正义”又是一个是被知识分子时常挂在嘴边的漂亮词汇。但我们不禁要问：“社会正义”到底是谁的正义？为什么它又是正义的？因为穷，因为弱，所以正义的天秤要自然地倾向一边吗？这么说似乎冒犯了穷人和弱势群体，但穷与弱是相对的，如上面对“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分析那样，只有在保护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穷人才有机会变成富人，弱者才有机会变成强者。并且市场化的、竞争性的慈善行业，一定能够更好地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为了“社会正义”，所以要“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又是因为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但阶层固化不过是种统计把戏：通过统计一个时间段前后社会中的财富分布可以看出，永远是百分之几的富人占有社会上百分之几十的财富，然后得出结论：（同一批）少数人总是占据着最多的财富，而（同一批）多数人则总是处于贫穷之中。事实上富人的财富会缩水，甚至破产而沦为穷人，很多穷人的收入会增长从而进入中产阶层，那些刚参加工作的人则成为新的穷人，因此两个不同时期（比方说十年前后）的富人和穷人根本就不是同一批人！知识阶层不是运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去清晰区分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区别，反倒是运用他们的辞令技巧，使统计范畴上一段时间内不断变化的数字关系，与现实中的人们在各种范畴之间随着时间不断转移的关系相混淆，从而创造出了“穷人”和“富人”这样相对固定的阶层。况且收入根本就没有分配的问题，因为收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那些用欺诈、偷窃和抢劫手段得到财富的掠夺者，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为其他人提供了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劳务）而获得收入。这种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就是生产的过程，也是获得收入的过程。因此根本就没有独立于生产过程的收入分配。所谓的“收入分配”，不过是用以掩饰抢劫的辞令技巧罢了。“人民”，这个被随意玩弄的可怜虫，和“社会”差不多，它有时是指一种抽象概念，有时是表示个人本身组成的联合体，有时是指被代表的人民背后的代理人。这个词语在某些特定国家用得比较普遍。商业“权力”或经济“权力”是知识分子的又一个语言腐败，他们把消费者的自行选择包装成为一种商业上的“控制”：企业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控制了“市场”。为了保护消费者，政府需要施加“抗衡力量”。但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是完全不同的。政府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因为个体并没有权力去选择是否遵守政府的法律和法规；反之，消费者可以自由的选购商品，可以完全无视那些世界上最大的、因而可能最有“权力”的公司的产品。仅仅是在消费者更多的购买了某企业的产品后，就在辞令上将这家企业的经营硬是描述为其在行使“权力”，不过是为了剥夺从事工商业的人们的权利，并掠夺他们的财产。知识阶层对左派和右派的二分法也大有文章。左与右最根本的区别也许在于，只有左派才具备一个极为粗疏的定义。而被称为做右派的那些人，只是针对左派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反对者。近现代的政治左派，其共同目标就是消除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不管是极左派还是民主左派，他们都偏好一种代理性的决策制定，即由更高明的精英来当大众的代理人，用公共计划去取代个人计划。其中的差别仅在于，决策中共同目标的范围的大小，以及在政府权限之外，还能保留给个人的决策制定权的范围大小。除了对经济市场的政治干预外，民主党左派、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还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在普通人和像他们那样的精英之间，存在着理解力上的巨大鸿沟。尽管极左派与民主党左派都在积极意义上广泛使用人民、劳工、大众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不过只是精英们借以利用的破幌子。各种极左运动者与民主党左派的基本假设之间的相似性，在20世纪20年代里就被民主国家左派的领导人自己公开承认。那时墨索里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被知识分子广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杰出知识分子中也拥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里尼展开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开始在国内推进暴虐的反犹主义、在国外展开军事侵略后，这些极左体系才为国际社会所唾弃，也才为左派所谴责。但从那以后，这些极左就被描绘为“右翼”。白左为了“纯洁”队伍，与邪恶的法西斯划清界线，总是把希特勒的政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名称缩略为纳粹（Nazis），缩写之后，其社会主义的成分就被遮蔽了。知识分子不但能把好的词汇注入坏的内涵，还能把不好的言辞净化。他们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相同的事情，直到新词汇在媒体上取代了旧词汇。于是“懒鬼”被替换为“无家可归者”，“沼泽”被替换成“湿地”，“妓女”被替换成“性工作者”……言辞净化甚至成为了白左的“金蝉脱壳”之术。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大都自称“进步主义者”，后来进步主义的名声臭了大街以后，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自由主义者”，以逃离他们的前身所具有的内涵，“非常类似于人们通过破产来逃离其金融债务。”“自由主义”在美国持续了长期的统治，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30年代的新政开始，一直延续到60年代。在此其间，这些“自由主义者”一直在为实施其伟大的社会计划而奋斗着。不过“自由主义者”的信用再一次破产了。到了20世纪末，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称呼他们自己为“进步主义者”，这样又逃脱了自由主义多年来所获得的含义。“刚需”,意思是不想按照对方愿意售出的价格去交易，如果对方一味唯利是图、哄抬物价，那就呼叫神龙惩罚他。“反智主义”这个词貌似被知识分子用来使自己免受批评，它把反对知识分子的言行等同于反对智慧和知识。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并不是智慧的化身，恰恰相反，由于毋需为其言论负一丁点的责任，他们常常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好像还有：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为什么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说的！以及“变革”（变革就是好的？）、“多元文化”（不是掩护违法侵权的借口）、“重商主义”（损商主义）、“贸易保护”（贸易破坏）和“重农抑商”（抑制商业贸易，农产品如何销售？农民如何致富？）……够了，再写下去恐怕一万字都收不了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注意观察，看看生活中还有哪些语言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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