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 山东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史上的地位

作者：曲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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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从陆地文化的视角看山东, 山东只是中国的山东, 山东半岛只是山东的一部分;而从海洋文化的视角看山东, 则山东不仅是中国海洋渔业、盐业的重要区域, 而且是伸入“东北亚地中海”的重要半岛、通过海洋—海路与整个东亚区域进而与整个世界紧密连为一体的枢纽地带。一方面, 山东半岛通过沿海遍布的港口、商埠和城市, 通过中国沿海从南到北蜿蜒漫长的近海航线上的南来北往密织如梭的大小各异、花样翻新、装载着各地特产商品的各地商船, 山东半岛自古扮演着南北海上要冲、南北商品中转与集散中心的角色;与此同时, 通过庙岛群岛和渤海海峡、通过不同时期不同线路通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并间接甚至直接通向东南亚乃至通向西方的海上航道, 山东半岛自古就是外向型的中国文化向外辐射和传播的重要区域和核心地带。山东海洋文化在全国海洋文化历史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山东“东夷文化”的海洋文化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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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 古为东夷文化的核心地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 无论考古学界还是历史文化学界, 人们所说的“东夷文化”, 不管其涵盖的区域范围多大多小, 山东半岛属于东夷文化的中心发祥地, 是毫无争议的。

在农业还没发展起来以前, 渔猎是东夷人生活的主要手段, 丰富的海产品是他们食物的重要来源。当年他们吃剩的贝壳大量堆积起来, 形成贝丘遗址。迄今为止, 在黄、渤海沿岸和海岛中已发现大量贝丘遗址。例如小长山岛大庆山北麓贝丘, 南北长500米, 东西宽约300米, 贝壳堆积厚度0.3米-1.5米, 贝壳种类是鲍鱼、海螺、海蛤等。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 长约300米, 宽约150米, 贝壳堆积厚度0.6米-3米。贝丘中还出土有网坠、石斧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出土物说明了当时渔猎的状况。夏商时, 东夷人的渔猎技术和捕鱼能力都有了进一步发展。《竹书纪年》载, 夏代时, 禹的八世孙帝芒“命九夷, 东狩于海, 获大鱼”。殷墟出土有鲸鱼胛骨, 是东夷人能捕获特大鱼类的历史证明。

在日常生活中, 东夷人广泛地使用贝壳。美丽的贝壳被大量地当作装饰品, 在发掘的许多墓葬里都发现有贝壳随葬品。为人所喜爱和珍爱的贝壳由于体轻易携易计量等优点, 还逐渐发展成了最原始的货币, 即贝币。这一做法逐渐向中原地区传播, 到夏代时, 中原已使用贝币了。在河南偃师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中, 除发现了人们作为货币使用的天然贝外, 还用经过加工制作的骨贝和石贝。从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来看, 贝币的使用在商代已经很普遍了。

随着海上活动范围的扩大, 东夷文化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这种联系最早可见于石器时代的“石棚文化”。在今天山东半岛的荣成、淄川、青州一带, 发现有许多大石棚分布。石棚用一块大石头平放作顶, 下面用三四根短而细的石柱支撑。有学者认为这是原始社会人们祭祀之物,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人们的墓葬, 并称之为“支石墓”。这种石棚遗存在朝鲜西海岸也有多处发现。在日本也发现了绳纹时代后期 (公元前1000年左右) 的支石墓, 学界判断是从朝鲜传过去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这种龙山文化的石器, 在朝鲜、日本及太平洋东岸也曾见到。大量考古文化还证明, 无论是早在先夏时期, 还是夏商周三代, 东夷文化的跨海传播所及, 已经遍布整个环黄渤海和至少北部东海了。从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来看, 东夷人当是沿辽东半岛海岸向朝鲜半岛西岸航行, 并沿着西岸向南, 然后借助于对马海峡的左旋流到达日本的。可见, 早在秦人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前的若干世纪, 东夷人就早已开辟并利用了这条汉唐朝时期东北亚海上交通往来的主要传统航线了。《诗经·商颂》有“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 说明了商王朝以东夷地区为主的对外航海能力、对海外的经略、四海的率服和影响。

“夷在海中”。东夷文化的早期历史, 就是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作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北方环海部族原始性大区域海洋文化中心区域的历史。海洋文化发达的东夷部族与创造了南方海洋文化的百越部族相比, 更早、更直接地创造了先夏和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京畿地区”的海洋文明。    

“海王之国”:先秦海洋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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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在海中”。这是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大盛时期。在这一时期里, 山东半岛的海洋文化实现了与周边文化的海与海之间、海与陆之间的交融与互补发展。

齐国北面、东面靠近大海,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 西至河, 南至穆陵, 北至无棣, 五侯九伯, 实得征之。’”齐由此而为大国。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 是“东海之人”, 对齐地的东夷文化基础及其海洋元素十分了解, “太公至国, 修政, 因其俗, 简其礼, 通商工之业, 便渔盐之利”, 结合齐国的实际情况, 大力发展齐国的经济, 尤其是齐国所独特的海洋经济。在齐国整个8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从姜太公建国之初, 经过一系列改革, 齐国因地制宜, 大力开拓齐国的海洋地理空间, 发展海洋经济, 从而富民强国, “人民多归齐”, 至春秋, 成为东方大国, 至战国, 居于七雄之首。

《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既任政相齐,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 通货积财, 富国强兵。”鉴于齐国拥有得天独厚的海盐资源, 管仲提出了“请君伐菹薪, 使国人煮水为盐, 征而积之” (《管子·轻重》) 的政策, 大力倡导齐国的海盐生产, 并将所产的盐由政府统一收购, 在此基础上实施了“官山海”政策, 对“盐、铁”实行国家专卖。事实证明, 管仲的这种食盐政策, 不仅极大地增加了齐国的财政收入, 还大大调动了劳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齐国海盐业的发展。

齐国强调“利在海也” (《管子》) , 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很高的水平。齐国所造船舶可容纳一二百人, 在公元前486年海战中击败了另一海上强国吴国的水军。齐人的航海知识也有了较大进步, 齐人甘德的《天文星占》及《考工记》等书已推算出北斗星及其他星座的位置, 磁石司南也已发现, 这些技术对海上导航的准确性无疑有很大帮助。齐景公竟然能“游于海上而乐之, 六月不归。”航海能力的提高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当时齐国商人和朝鲜商人在斥山 (今荣城斥山镇) 港湾进行贸易活动, 自朝鲜而来的虎豹皮在中国受到欢迎。“朝鲜之文皮”, 已成为“海内玉币有七荚”之“一荚” (《管子·揆度篇》) , 可见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贸易不仅已成为定制, 而且海外朝鲜已经成为“海内”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以山东半岛为主要方圆的齐国海洋文明, 代表了当时中国海洋文明的最高水平。齐国的海洋文明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 有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海洋航线的探索、海外贸易交流等;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海洋文明, 有海洋的知识、意识、思想、观念、信仰等;有制度层面的, 最核心的就是“官山海”, 通过对海洋渔盐开发、海洋商贸的国家管理, 通商工之业, 便渔盐之利, 实现了对海洋的整体的国家经营, 从而使得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综合国力获得全面发展。

战国时代, 山东半岛东北部有转附 (今烟台芝罘区) 、南面有琅琊 (今青岛的黄岛区内) 两个港口, 由此与朝鲜半岛通航通商。近年来, 在朝鲜庆尚南道出土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燕国的货币“明刀”, 证明早在2700年前, 山东航海者就开辟了从山东半岛东部沿海经过朝鲜东渡日本的航线。     

汉唐时代的东方海洋文化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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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并六国”一统天下而建立帝国, 经历了周代齐国若干世纪的山东海洋文化经略与发展, 在历代王朝的大陆——海洋文明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具有的地位, 就愈发重要了。秦汉以降, 作为统一王朝帝国体制下中国文化有机构成部分的海洋文化, 在历代中原王朝以中国北方为统治辖区中心的条件下, 使山东半岛成为中国南北海上贸易的中心地带和东西南北对内对外辐射的核心地带。

秦统一六国以后, 山东半岛诸港口在全国的地位尤为凸显。琅琊、之罘等地, 成为帝王巡海、祭祀的圣地。秦朝短短12年的统治时间, 秦始皇的5次巡幸中有4次到达山东半岛诸港。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后, 着力发展中国东部海域, 两次巡游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到达山东黄县 (今烟台龙口市) 、福山县 (今烟台市福山区) 、芝罘半岛、荣成成山角等地。秦始皇登临琅琊海口, 驻三个月, 移民三万户。单《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到琅琊 (今青岛黄岛区) 巡幸地点就不下10处。公元前201年, 他派徐福带领规模宏大的远航船队东航海外, 据研究, 徐福就是借道今韩国南部抵达日本的。到了汉代, 汉武帝多次到山东半岛诸港巡幸, 有“舳舻千里”的记载, 可见其活动颇具规模。有当朝的统治者组织的规模大、航程长、历时久的巡幸活动, 走海路至琅琊、之罘等港口重地, 说明秦汉时期这些主要的港口的地位的重要性, 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琅琊、之罘诸港的船舶接纳、维修能力和港行条件, 是能适应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的。

隋唐五代时期, 登州港进入了鼎盛时期, 成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港口, 也是日本及新罗入唐朝贡的主要进出海口。《唐书》所载唐贞元年间 (785年~805年) 宰相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 (又名《皇华四达记》) 记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即从登州起航, 通过庙岛群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直至日本列岛之间的岛屿和近海海面航行。还有一条从登州界文登 (包括今荣成) 港口出发直接横渡黄海、抵朝鲜半岛西岸登岸, 或者再航向日本的航线, 从今见史料看, 中晚唐时期, 多走这一条航线。隋唐时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各个政权向隋唐王朝朝贡的使团在海上来往穿梭, 走的主要是“登州海道” (当时的登州, 所辖山东半岛东半部, 几“胶东半岛”全部) 。隋唐时代为平定叛乱、打击侵略先后十次大量用兵高丽, 运兵运粮, 走的也是登州海道。唐代淄青节度使领青、淄、登、莱等十数州, 兼押新罗、渤海使, 不但“货市渤海名马, 岁岁不绝”, 也自然为唐朝本土与新罗、渤海、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与贸易, 创造了更多的便利条件。日本自在朝鲜半岛战败, 朝野激发了学习唐朝文化的热潮;此一时期, 朝鲜半岛的新罗和唐朝本土的关系也进入“蜜月时期”——新罗商船经常航海至登州沿海各港, 从事贸易、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 新罗人大量移民山东半岛。中国东部沿海北起登州、莱州、密州, 南至楚州、扬州、苏州、明州一带, 都侨居了大量新罗人口, 其中文登赤山一带以其所建新罗法华院为中心, 侨居有新罗人口成百上千, 成为新罗侨民经营与生活的一个重镇。这在晚唐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多有记述。《牟平县志》卷九所录《唐光化四年无染院碑》亦载:“鸡林金清押衙, 家别扶桑, 身来青社, 货游鄞水, 心向金田。”可知这位商人金清, 从新罗入唐经商, 也是“货游”转水于登州与明州之间的。

唐代登州港的繁荣首先是基于经济空前繁荣。唐代国家安定统一, 国力富庶强盛。唐代的山东半岛经济发展迅速。以纺织业为例, 唐代, “开元初, ……天下唯北海 (山东青州) 绢最佳”。唐代丝织品名目繁多, 各地贡品亦丰, 据《唐六典》载:“河南道, 厥赋:绢、绝、绵、布;厥贡:由、纯、文绫、丝葛”。河南道计8州37县, 山东半岛占据绝大部分, 河南、江苏各占一部分。山东半岛历史上堪称丝绸的故乡, 有“齐鲁冠带衣履天下”之称。唐代是丝绸之路大发展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故乡在山东, 登州港是东方丝绸之路的起点。

唐朝的登州各港, 既是国内海运商贸的重要枢纽, 又是与渤海、新罗、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交往的主要基地, 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海洋文化遗产。例如徐福东渡遗产, 登州港口遗产, 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历代政权的朝贡使团及其使臣的足迹, 圆仁在山东半岛的足迹  , 崔致远在山东半岛的足迹 等等, 多不胜数。

宋元时代的南北海上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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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代, 宋辽、宋金对峙, 登州港与以大清河和海河为界同北宋对峙的辽朝辽东半岛诸港隔海相望, 正如苏轼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所论, “登州地近北虏, 号为极边, 虏中山川隐约可见, 便风一帆奄至城下”, 登州港作为“极边”的军事港口的战略地位已渐突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防御北方契丹族从海上入侵, 北宋庆历二年 (1042年) 开始在登州港“置刀鱼寨巡检, 水兵三百, 戍沙门岛, 备御契丹”, “戍守蓬莱及沙门、砣矶等冲要岛屿包括在庙岛群岛的沙门岛、砣矶岛和南、北大谢岛上, 安装铜炮台, 修建烽火台。”海防严备。

在此情形下, 山东半岛南岸胶州湾内侧的港口城市板桥镇 (今胶州) , 很快发展成了北方第一大港, 而且是宋朝在北方设置市舶司的唯一大港。

宋神宗元丰六年 (1083年) , 知密州范锷给朝廷的奏议板桥镇设市舶司:“欲于本州置市舶司, 于板桥镇置抽解务, 笼贾人专利之权, 归之公土。其利有六:使商贾入粟塞下, 以佐边费, 于本州请香药杂物与免路税, 必有奔走应募者, 一也;凡抽买犀角象牙乳香及诸宝货每岁上供者, 既无道途劳费之役, 又无舟行侵盗倾覆之弊, 二也;抽解香药杂物每遇大礼内可意助京师, 外可以助京东河北数路赏给之费, 三也;有余则以时变易, 不数月, 坐有倍称之息, 四也;商旅乐于负贩, 往来不绝, 则京东河北数路郡县税额增倍, 五也;海道既通, 则诸蕃宝货源源而来, 上供必数倍于明、广, 六也。”

《宋史·食货志》载, 宋哲宗“元祐三年 (1088年) , 锷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 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 运载钱帛丝绵贸易, 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 虽尝禁榷, 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 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 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 无冒禁罹刑之患, 而上供之物, 免道路风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自设板桥镇市舶司, 板桥镇不仅成为国内货物贸易运输的中转站, 而且还是外贸活动的北方基地, 更是北宋与高丽交往的重要枢纽。

至金人南侵, 宋王朝南渡, 北方大部被金占有, 密州辖区也在其内, 金王朝在胶西即原来的板桥镇, 设置榷场, 胶西榷场成为金宋通过海道实现交流的唯一互市市场。元代海运的发达、胶莱运河的开辟, 胶西地区港口码头的繁荣一直延续至清末, 直至青岛港开埠之前, 伴随着现代化陆路运输的开始, 昔日北方第一大港地位被取代, 逐渐走出其繁荣昌盛时期。

元代海洋文化发展在山东半岛的最大体现, 是“胶莱运河”这一世界上最早的大型通海运河工程的开凿和运营。这是中国人伟大的海洋利用创举。

所谓“胶莱运河”, 就是借用山东半岛中部纵贯南北两端的一条自然凹地所形成的胶莱河道, 人工打通胶州湾和莱州湾, 从而直接连通黄海和渤海之间的海运路线的一条“海—陆—海”运河。胶莱运河全长130公里, 自至元十七年 (1280年) 纳入元朝国家工程开凿, 次年开通, 至元十九年 (1282年) 运粮二万石有余, 至元二十一年“岁漕米”“六十万石”, 占全国总漕运量的60%。直到至元二十五年 (1288年) 每年漕运量至少为二十万石;每年从事胶莱运河漕运的“军及水手”2万人之多;直到三十一年 (1294年) , 因水量、入海口淤积清理不易等, “遂废”, 历时15年, 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是我国元代为了南北大航海大漕运而由国家实施的大规模的综合利用海洋潮汐和陆地地形地貌和水资源而实施的大型海洋——陆地——海洋连通工程。

明清时代的京畿海上门户和北方海上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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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东海洋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和亮点, 是蓬莱“备倭城”又名“蓬莱水城”的建设和运营, 戚继光抗倭, 海洋贸易的发展, 明代政府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经营。

蓬莱水城又名“备倭城”, 位于蓬莱市区西北丹崖山蓬莱阁东侧, 是明初洪武九年 (1376年) 在宋朝所建刀鱼寨的基础上修筑而成的水城。水城背山面海, 陡壁悬崖, 凭天险而成, 至今仍是蓬莱市的一大景观亮点。蓬莱水城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 已经发掘出了6艘古船, 在世界古港中是罕见的。其中近年来新发掘出的三艘古代沉船, 其中有两艘被认为是高丽古船, 受到中韩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与蓬莱水城、与抗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是登州一位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出现。

戚继光 (1528年~1588年) , 明朝名将, 民族英雄, 军事家;人们知道他的最多的, 是关于他的抗倭的事迹, 还有他的兵书, 以及他的诗文集。戚继光之所以作为民族英雄、抗倭名将、著名军事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 是明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我们从戚继光抗倭的历史本身, 可见当时环中国海的整个海洋形势与背景乃至整个世界的海洋局势与走向。戚激光所生活的16世纪, 正是中国海疆所受骚扰越来越甚, 沿海人民生不安宁、已经不堪忍受, 抗倭战事频仍的时期。戚继光怀着“封侯非我愿, 但愿海波平”的热血壮志, 受命肩负起组织指挥中国历史上慷慨悲壮、捷报频传、威震四海的抗倭战争的历史重任的。戚继光改写的不但是自嘉靖三十五年倭患一直不断且愈演愈烈的中国海疆海防历史, 而且也是中国沿海社会、东亚沿海社会的发展历史。

戚继光的影响, 具有特定的广阔、久远的历史时空。戚继光几经转战南北, 浴血奋战, 荡平了倭患, 威名远震四海, 功勋盖世, 朝野上下, 一片称颂。更为重要的是, 几乎全国沿海的老百姓都对他感恩悲怀, 以各种方式纪念, 尤其是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沿海以及京北长城沿线等戚继光生活、战斗过的各个地方, 祀祠、塑像、碑刻、亭楼等难以计数。时至今日, 戚继光在沿海各地的抗倭战场、工事、建筑遗迹, 时人和后人为纪念他而建造的碑刻祠庙、诗文字画, 口碑传说, 甚至歌谣信仰、仪式风俗, 都有很多依然被保存、保护着, 并依然传承在各地人们的心灵和生活之中, 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海洋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

明清时代一方面是抗倭、防盗, 为此而强化海防, 乃至严厉海禁, 一方面是对海外世界的频繁出使造访, 与之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东南亚诸岛各地政权建立中央政府与属国政权的君臣封贡关系, 在这些方面, 山东仍然起着国家海上重镇和京畿海上门户的作用。

在对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的关系上, 通过“登州海道”派遣的册封使节、接纳的朝贡使节如海上穿梭, 接踵比肩。其中明朝初年派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 使日本在国王怀良主导下开始了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历史。对朝鲜半岛高丽、朝鲜政权的册封和高丽、朝鲜王府的朝贡, 则更是频繁有加。建立和发展明清政府对琉球群岛政权的册封-朝贡关系等, 山东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明朝的杜三策, 清朝王士祯、王亥等, 都是渡海出使册封琉球的重要人物。

明清时代, 是山东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只要看一看山东半岛沿海地区鳞次栉比的港口上大大小小的天妃宫或曰天后宫, 看一看南北、中外海上商人们时时供奉海神娘娘的天妃、天后宫庙里缭绕不散的香火, 就会明了。如庙岛群岛上的显应宫;烟台的福建会馆即天后宫 (俗称“大庙”) ;威海的天后宫;青岛的天后宫;等等。其中青岛的天后宫尤为值得一提, 因为它始建于明代成化三年 (1467年) , “地方长官春秋致祭”, 其后不断重修、扩建, 它的香火鼎盛, 可以改变人们通常以为青岛只是一个近代城市的错误认识。这是清同治四年 (1865年) 重修天后宫时所刻的《募建戏楼碑记》, 今存, 云:“窃闻青岛开创以来, 百有余年矣, 迄今旅客商人, 云集而至……宏舸连舳, 巨舰接舻。乃增其旧制, 敞之以庭堂, 峻之以阶级, 节棁耀彩, 金碧腾辉, 可谓威镇四海。……”说明二百多年前的青岛口, 就已经是中国人自己建设、发展的“旅客商人云集”的繁荣市镇了。

这些港口商埠及其天后宫的形成, 都是海洋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 是今日发展海洋事业, 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海洋文化基石。

文章来源：原刊于《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年04期

作者：曲金良，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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