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定娥 || 殖民统治下的原左翼作家：古丁与山田清三郎

Original 梅定娥国际比较文学

202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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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ICL Vol.6 No.4 Winter 2023

作者简介

梅定娥，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日本研究。

摘要：原中国左联北方部成员古丁，曾翻译过日本普罗文学作品，包括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主题的小说。面对日本殖民者积极推行的殖民共同体建设，古丁以拒绝殖民符号暴力，捍卫“汉话”主体性；拒绝殖民文学理念，坚持描写阴暗内容等方式进行抵抗；批判日本文坛战争报告文学、反对日本读者猎奇视野；重视与日本原左翼文化人的国际连带，守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一方面，假释出狱的山田清三郎来到“满洲”寻求“新生”。从开拓团到“新京”，他仍然摆脱不了“转向”的心理阴影和作为思想犯被跟踪、被“观察”的命运。然而，他却得到了古丁等“满人”作家的“友情”和鼓励。山田清三郎对“满人”作家的处境和文学不仅表现出理解，还为此在报纸上公开与日本人骂战。不过，山田对“民族协和”也表现出赞扬和期待，这很难界定是源于国际主义精神还是对殖民侵略的赞同。然而在战时体制下，山田清三郎被殖民者利用，成为艺文家协会委员长，与古丁一起承担起战时文艺宣传和组织活动，最终进入角色成了殖民者中的一员。古丁在妥协的同时，努力实现自己守护中国文化的目的。在1944年时，他举着殖民者“炼磨思想”的口号呼吁青年炼磨技术，其实是在为光复后东北的技术管理做准备。古丁在伪满洲国的行动，提示了面对殖民统治时除了抵抗、逃避和合作以外的第四种可能性。

关键词：古丁；山田清三郎；左翼作家与殖民统治；伪满洲国

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活跃着大量原左翼文化人，其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他们背负着抛弃信仰的心理创伤，作为拼图的一小片被镶嵌在殖民统治的魔图中。但是，他们真能完全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一心一意投身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去吗？如果不能，他们又是如何在心里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参与殖民统治相统一的？如果无法统一，他们又是如何克服这心理分裂的？本文就这个问题，以古丁和山田清三郎为例进行考察。

古丁，本名徐长吉，1914年9月29日出生于吉林省

一、殖民共同体建构中

的破坏者

古丁本名徐长吉（1914—1964），长春人，因毕业于满铁经营的小学和中学而精通日语。九一八事变后，南下流亡，1932年9月入读北京大学国文系，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任组织部长。期间，以笔名“突微”活跃在左联北方部机关刊物《科学新闻》《冰流》《小说月报》上。他曾经创作诗歌《宝贵的经验—天津恒源沙场女工的斗争》，声援工人的罢工运动，翻译过日本普罗理论家古川庄一郎（藏原惟人 Kurahara Korehito，1902‒1991）的论文《在艺术理论中的列宁主义的斗争》、岩藤雪夫（Yiwatou Yukio，1902‒1989）的小说《纸币干燥部的女工》、朴能（Bokuno生卒年不明）的《你们不是日本人，是兄弟！》，以及森山启（Moriyama Kei，1904‒1991）的《新诗歌做法》。1933年夏突微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回到故乡长春，在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谋到属官的差事，成为伪满洲国的一名官吏。

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古丁又拿起了笔，并参与创刊汉语文艺杂志《明明》《艺文志》，成为所谓“明明派”“艺文志派”的领袖人物。他的短篇集《奋飞》（1938）中，有左翼革命失败后回到伪满的知识人题材，如在《莫里》里，倾诉昔日“燕城”（北京）革命活跃分子的莫里，今日沉沦堕落成伪满的一名警察，吸食鸦片，身染梅毒，每日等待“主人”（日本人）丢来骨头苟延残喘的绝望人生；有被封建礼教迫害的女性，如《皮箱》中“我”的妹妹“哲”；有被殖民者夺去土地的农民的悲惨生活，如《变金》，等等。

对于曾经的左翼运动经历，古丁在长篇小说《平沙》（1939年）中提到：“那许许多多在狂潮之中游泳着的青年的白热，在潮退时，也大多化为灰懒，有的就被狂潮吞入了，有的就被狂潮吐出了。但大多的，却是在浅滩上，没被吞入，也没被吐出。白今虚也是这没被吞入又没被吐出的一个。”

狂潮当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运动，被“吞入”应是为革命献身，而被“吐出”，应指撇清与左翼革命的所有关系开始“新”生活。“没被吞入又没被吐出”应指带着左翼革命的记忆，在新生活中有适应障碍的。白今虚在殖民者建设的摩登“新城”中找不到自己的舞台，又游离于压抑到不能呼吸的传统家族生活的“古城”之外。他们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白今虚就是作者古丁本人的写照。

虽然服务于伪满国务院统计科，古丁并不能完全丢弃左翼信仰，这从他翻译的石川啄木短歌集《悲哀的玩具》和《鲁迅著书解题》中即可窥见。尤其是《鲁迅著书解题》，是1937年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中各部分的“解题”的集合。这些“解题”分别出自全集各部分编译者之手，包括增田涉（Masuda Wataru，1903‒1977）、鹿地亘（Kaji Wataru，1903‒1982）、小田岳夫（Oda Takeo，1900‒1979）等，还有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党员胡风（1902‒1985）。这些文章，比如胡风作《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篇》《而已集》解题中，就频繁出现日本侵略、革命、苏联等字眼。但是，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国的“北边镇护”，首要任务便是阻止苏联红色思想南下，所以出版界对相关字眼的审查异常严格。为了文章能与读者见面，古丁运用了日本左翼作家常用的“伏字”等手法隐去敏感字眼。如中国革命译为中国××；苏维埃译为新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译为作联（或，作家联盟），革命文学者译为新兴文学者等等。可见，虽然没有放弃信仰，但为了通过殖民者的检查，古丁也是讲究策略的。

同时，在殖民者“想象的共同体”的建设中，古丁扮演了抵抗、或者破坏的角色，其言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拒绝殖民符号暴力，捍卫“汉话”主体性

“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日本殖民者正想方设法创造一个新的想象共同体“满洲国”。

1935年伪满从苏联手里收回中东铁路，完全控制了东北全境，于是着手镇压左翼及反满抗日分子。同年5月“满洲国”皇帝溥仪访日归来后在即将发布的《回銮训民诏书》上亲笔添加“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之句，从此，“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成为“建国精神”的根本内容。1940年7月溥仪访日带回“天照大神”的分身，在伪皇宫建立“建国神庙”进行祭拜，承认“满洲国国民”与大和民族一样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卢沟桥事变后，1938年1月1日伪满开始实施“新学制”，实行一系列殖民文化政策，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以日本民族为统治者的多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想象必须通过语言，因为“言语的统一，就是思想的统一，思想的统一，就是国家的统一啊。”所以，首先必须实现语言的统一，于是殖民者将日语升格为权力语言，确定为国语，在各民族学校里进行统一教授。从此，无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中国儿童在习得和运用日语的过程中，潜移默化逐渐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接受低人一等的、被殖民者的身份定位。

在日语升格的同时，原国文“汉话”被改称为“满语”，不但降格成一个民族的语言，而且从字面来看，还似乎是游牧民族的语言。说汉话的所有中国人被改称为“满人”。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中，汉人意味着大陆先进文化，而“汉话”是日语的母体，这是历史的事实。但这完全不符合殖民者所召唤的“落后”“蛮荒”“未开化”的殖民地想象，所以必须进行名称的改造和文化的重新定位，以加强殖民者的心理优势和弱化被殖民者的反抗意识。从这变化中似乎能窥见日本文化面对汉文化时的弱势心理，以及以弱凌强的底气不足。

同时，殖民者对汉话本身也被进行了改造。废除原先的表音文字注音符号，而替以日语假名。虽然假名并不能准确表达汉语发音，但它不仅能使关外和关内“汉话”发生断裂，而且因为表音系统与日语相同，学习假名是掌握汉话和日语的共同前提，汉语和日语就被成功捆绑，实现了语言上的“日满一体”。

然而，“世界文化史，就是语言斗争史。这斗争的结果，归于了有着优秀的语言的一方”，中日间语言的斗争制约着东三省内中国文化的生和死。中国文化人，至少“艺文志派”了解语言之于文化的关系，也了解殖民语言政策的实质，他们感觉到汉语文化生存的危机。

面对殖民语言政策，从1938年到1940年古丁一直用日、汉语撰文证明注音符号优于日语假名，揭露用假名替换注音符号的罔顾历史事实；1943年“大东亚会议”后，古丁又依据“大东亚宣言”标榜的尊重各民族文化，质疑禁用注音符号的不合理性。同时，他还撰文呼吁日语到汉话的翻译，并身体力行。他不仅向伪满的中国人呼吁，还用日语撰文在日本杂志上呼吁，并争取日本文化人的理解和同情，更借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机提出在东京、南京、新京（长春）设立国立编译馆、投入资金进行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的建议。他的提议被采纳，写进了大会决议。南京也建立了“国立”编译馆，但长春，直到日本垮台，也只是建立了一个民间机构，“国立”没有实现。

古丁还主张对汉话进行改造，使之更具生命力。他主张通过文学翻译引进其他语言的文脉和词汇、从明清白话小说中引进方言或俗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等。他还拒绝日本文化人要求他像朝鲜作家那样用日语创作。1941年10月古丁辞去官吏职务，设立株式会社艺文书房，自任社长专门从事出版活动。他们把日本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翻译成汉语，使民众直接进行汉话阅读，不忘汉话。所以，在伪满，翻译行为本身就是对殖民统治的抵抗，是对汉语文化的守护。

（二）拒绝殖民文学理念，坚持描写阴暗现实

文学作品的反复阅读和想象是植入殖民思想建构殖民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手段。虽然1941年以前，伪满并没有明文规定文艺的方向，但1935年在伪满政府机关报《大同报》上，大同报社和伪满国务院弘报处共同登出“满洲国帝国国民文学”征文启事，明确要求征文必须反映日满一体的“建国精神”“王道主义”和乡土色彩。1936年老牌日资汉语报纸《盛京时报》十周年征文中又加入“独立色彩”一词，即：如美国文学脱离英国一样，“满洲国”文学必须独立于“中华民国”，创立其“独立色彩”，而“独立色彩”应该从农村寻找。因为此时的伪满连一个像样的文艺杂志都不存在，文学作品的发表几乎全靠报纸文艺栏，所以，《大同报》《盛京时报》的主张就是殖民者文学观的直接反映，即他们要求的是表现建国精神、王道文化、乡土色彩（独立色彩）的文学。

“乡土”不仅是个空间概念，更是反映了乡土共同体意识和文化的概念。虽然关内也提倡乡土文学，萧军萧红的创作也被称作“乡土文学”，但那些作品中讲述的是本国农村乡土人情，内核是中国文化。而伪满提倡的“乡土文学”虽然瓶子相同，但被装进了新酒，“建国精神”和“王道主义”成为其内核。他们需要的是用“乡土”题材、反映殖民统治和建设主题的文学，这是接受殖民者，甘心被殖民的文学。

所以，“乡土文学”虽然在萧军萧红笔下是爱国文学，但在伪满语境下容易与“满洲帝国国民文学”的“乡土文学”相混淆，甚至被利用。因而，古丁反对“乡土文艺”的提法，他主张朝着“没有方向的方向”一味地“写与印”。“没有方向的方向”只是为了通过出版审查的口号，而在实际写作时却是有方向，即“不写让人读了起好感或美感的东西，不写让人读了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写让人读了乐观的东西”，即以描写殖民统治下的黑暗、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民众的悲惨现实为内容。但是，殖民者要求“满人”青年明朗兴奋起来，放弃写实主义，改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满洲国”和“大东亚”建设的罗曼，并召开座谈会对作品的阴暗内容进行批判。但古丁及他的文学同人一直坚持阴暗内容的描写，直到1944年川端康成还把“阴暗内容”作为“满系”文学的“难点”。对此，古丁用日语撰文《关于阴暗》进行回应。文中指出：“没有办法，映入眼帘的还是‘阴暗’，甚至可以说因为被阴暗掩埋太久了，反而觉得‘光明’炫目眼睛发痛。”殖民统治下的东北长夜漫漫，而“满洲国”“大东亚”建设的“光明”使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眼睛发痛。所以古丁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殖民者的黑暗统治。

同时，古丁对日本本土文学也进行讽刺和批判。1938年以后，日本文坛充斥来自侵华战场的报告文学，古丁指他们脱离了文学本道，并借日本读者之口讥笑侵华战场报告文学是“狗都不理的文章”，批判集纳里斯特（journalist）文豪只知“随机应景追逐文化的刺激，并不懂怎样去建设文化”。

随着大内隆雄（Ouchi Takao，1907‒1980）翻译的“满人作家小说集”《原野》（1939年）、《蒲公英》（1940年）在日本的出版，日本文坛开始流行“满洲”文学热潮。1940年2月当古丁等访问日本时受到日本文坛的追捧。但是，追捧他们的人甚至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他们之所以被追捧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代表“满洲国”去参加日本纪元2600年（神话传说中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是为日本纪元元年）纪念活动，并顺便展示“满洲国”文化建设成就的。他们本身就是时局符号，与他们嘲笑的侵华战争报告文学、“集纳里斯特”并无两样。事实上，很多日本人对“满人”文学毫无兴趣，只对“满洲”的鸦片、春药、花街柳巷等满足人类原始欲望的负面社会现象充满好奇，期待在作者的作品里发现这些刺激性元素，因为这符合日本读者蛮荒、堕落、愚昧的心理预期，满足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东方主义式轻视。

1943年日本小说家浅见渊曾说：一说“满人”，一般日本人会觉得他们文化程度一定很低，殊不知他们虽然不如鲁迅那样精通本国古典，但也是富有学识的。浅见想扭转日本人对“满人”的偏见，显然很难。其实，1936年6月鲁迅在《改造》杂志推荐中国青年作家萧军的小说《羊》时，在说明中国新文学发展困境后引导日本读者对新文学的理解道：“当然，并没有可称得上是杰作的东西，但是，可以说绝不比最近流行的外国人所写的中国题材低劣。在表现真实方面，可说是非常优秀的。在外国读者看来，很多内容也许难以置信，但那些基本都是真实的。”鲁迅期待的是日本读者通过作品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鲁迅深得日本文化人的尊敬，虽然萧军也来自“满洲”，但日本读者似乎很难把古丁等“满人”作者与鲁迅文中的中国青年作家画等号。

1940年大内隆雄译古丁的长篇小说《平沙》由中央公论社在东京出版，在作者序中，古丁写道：“虽说是一个土民写的东西，然而，如果以一种猎奇的心理去读，那不是本书作者所希望的。因为作者的意图就是文学，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如果以那样的心情去读，与作者的意图差之甚远。”古丁试图让日本读者把自己的小说与奇风异俗的指南资料区分开来。虽然，作者并不能强制读者接受自己的意图，但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古丁对日本读者殖民心理的批判。

既然语言和印刷业是想象的共同体建立的必要条件，那么，在伪满洲国，用日语还是用汉话进行大量的“写与印”，带来的结果就天差地别。古丁对注音符号的坚持、对翻译的坚持、对文学方向和内容的坚持，是对殖民性“满洲国”文化的对抗，是坚持和保护汉语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过程。而且在这过程中，古丁也不忘团结日本原左翼人士，发挥国际主义精神。

小林多喜二（1903—1933)

（三）与原左翼文化人的国际连带

1933年5月突微（古丁）翻译的在日朝鲜作家朴能的小说《你们不是日本人，是兄弟》（味方――民族主義を蹴る）发表在左联北方部机关杂志《文学杂志》第2期上。小说讲述流落到日本的朝鲜农民朴成文被日本地主解雇，满心仇恨无处发泄。这时，日本农民对他说：“在我们，没有日本人朝鲜人的区别，有的区别是劳动者和资本家，贫农和地主。所以说，对于你们和我们，共同的敌人，都是山元那杂种……”。山元是日本地主。小说的结尾点出主题：

“兄弟？！”成文猛劲地抑制下去碍事的民族主义叫道。“你们不是日本人，是兄弟……”

小说中，朴成文从小到处受到日本人的侮辱、压迫，到日本后更是如此。“成文憎恶所有的日本人。军人和官僚是直接的压迫者，雇主是直接的剥削者，劳动者是直接的竞争者，因此，谁都是侮辱自己的仇敌。”但最终他抑制了“碍事”的民族主义，与日本贫农之间成为了跨越民族的阶级兄弟。

朴能原作「味方―民族主義を蹴る」发表在1932年《普罗文学》9月号上。这是一篇征文入选作品，作者朴能是文坛新人，并不为人所知。《普罗文学》別名.La literaturo proleta，是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日本支部、日本普罗作家同盟的机关杂志，创刊于1932年1月，发行到2卷6号，1933年11月停刊。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1933年2月20日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拷问致死，同年，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佐野学（Sano Manabu，1892‒1953）与锅山贞亲（Nabeyama Sadachika，1901‒1979）联名发布“转向”声明，攻击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支持天皇制。被捕在狱的日本普罗作家纷纷追随转向，从而得以保释出狱，成为所谓的“转向作家”。

中国左联北方部紧密关注日本左翼文坛动向，1933年4月刊行的机关刊物《文学杂志》第1期上刊登有《小林多喜二哀辞》、小林多喜二像和《一九三三年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展望》，第2期上除了上述朴能的小说外，还有岩藤雪夫、张赫宙小说的翻译。所以，古丁对日本左翼文坛非常熟悉。

出狱后的原左翼文化人、或左翼思想倾向的人，很多来到了“新天地”“满洲”，他们分布于“满洲”的各行各业。与古丁交往密切的文化人有很多，其中值得一提的有翻译者大内隆雄和伪满国务院弘报处官吏仲贤礼（木崎龙）。大内隆雄本名山口慎一，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曾供职于满铁调查课，曾任《满洲评论》编辑。1925年旅居上海四年，与田汉、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交游。1935年以后来长春，入新京日日新闻社，致力于“满人”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著有《满洲文学二十年》等。仲贤礼（Naka Yosinori，1911‒1943），笔名木崎龙，在东京帝国大学上学时曾经参加过学生运动。1937年来到“满洲”，月入职伪国务院弘报处。1940年春辞去官吏工作，任职于满洲映画协会，1943年1月在大连家中去世。因为同为伪满官吏，办公室相距不远，在古丁人生低潮时仲贤礼不断与其交谈并给予实际性帮助，是古丁为数不多能“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日本朋友。

很多日本文化人访问“满洲”时，经常指名要求古丁参加座谈会。但多数情况他都是旁听日本文人自顾自的高谈阔论，而很少参与发言。不过，当有原左翼作家访问时，古丁会主动要求召开小范围座谈会。

村山知义（Murayama Tomoyoshi，1901‒1977）是日本前卫美术运动的倡导者，曾留学欧洲。1926年加入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投身于左翼美术、演剧工作，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4月被逮捕后很快转向。1934年5月，在杂志《中央公论》上发表的《白夜》被看作是日本转向文学的先驱性作品。同年村山成立新协剧团，从事演出活动。他曾与朝鲜人合作，导演过张赫宙的《春香传》。

1940年2月访日时，古丁曾观看村山知义执导、新协剧团演出的《大佛开眼》。舞台剧《大佛开眼》的主题显示的是如果没有奴隶的血泪和牺牲，东大寺就不可能建设成功。如此完美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村山知义虽然声明转向，但其实依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村山知义访问伪满时，虽然满洲文话会安排了多场座谈会，古丁等艺文志派成员依然单独与村山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日本人只有村山一人、外加朝鲜人今村荣治，其余都是艺文志派作家。座谈会的具体内容可参考会后由古丁·爵青执笔、发表在《读书人》上的《村山知义如是说》。该文的主要观点是：在演剧方面日本虽有歌舞伎、新派和新剧，但只有新剧能反映社会和人类真实，所以，“唯有新剧才可以说是日本的真正意义的演剧艺术”；新剧虽然务求任何人都能理解，且与“现在社会所强制的命运斗争着”，但因为其描写现实，所以目前观众人数有限。而且商业主义通过“直捣着观客的弱点，”广泛获得观众，但新剧不能。这篇文章中所有“现实”“真实”等词汇都被加了旁点以示强调，可见古丁等与村山知义都奉行现实主义艺术观，并且强调艺术创作反映现实的重要性，从而表示出对殖民者浪漫主义文学要求的批评和抵抗。

正因为有左联北方部经验，发表过藏原惟人、森山启、岩藤雪夫等日本左翼作家作品的翻译，古丁对日本原左翼文人感到亲近。这不仅是因为有相同的信仰，还因为相同的革命失败经历，以及同样面临在强大政治压迫下如何选择生存方式的问题。可以想见，从与日本原左翼文化人的交流中，古丁不仅能得到思想的认同，还能在黑暗现实中相互鼓励，甚至结伴前行。1939年来到“满洲”的转向作家山田清三郎可说是这样的存在。

山田征三郎（1896年6月16日－1987年9月30日），日本小说家、评论家。

二、寻求“新生”的日本转向作家山田清三郎

山田清三郎（Yamada Seizaburo，1896‒1987）小学未毕业就进邮局打工，他做过阪急电车上的服务员，做过学校的帮工，做过工人、邮递员。23岁时到东京，由送报员到报纸销售店负责人。因与普罗作家立野信之相识，山田1922年参与《新兴文学》创刊，成为普罗文学战线的一员，成为《播种人》《文艺战线》同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中央委员、《战旗》主编，并加入日本共产党。1934年被捕入狱，1938年假释出狱。1939年5月与朋友、原左翼画家寄本司麟一起来“满洲”，到“新京”、哈尔滨，参观农事合作社、开拓团、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训练所等，见到了福田清人（Fukuda Kiyoto，1904‒1995）、岛木健作（Shimaki Kensaku，1903‒1945）等作家。在永安屯，他看到了与“第五次永安屯开拓团本部”招牌一起悬挂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永安屯分会”的标志，觉得很受冲击。“在乡军人”就是退伍、预备役、后备役军人。后来山田也得知“所谓开拓团，并不只是开垦荒地或处女地进行耕作，满拓还会收购已经耕作的熟地分给团员们耕种，这就是从本地农民手中掠夺。所以，失去土地的本地农民不得不沦为苦力。这样的人还不少。”山田清三郎也意识到日本人名为开拓，实为用暴力从中国农民手里抢夺土地，还要焚烧房屋，彻底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赶出去。农民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而他们就是古丁等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无一幸免。1937年前后，农村题材小说充斥伪满汉语文坛，农民们多是因家乡闹“土匪”而陷入绝望，而这“土匪”其实就是日本武装开拓团。

然而，即便明白所谓开拓实际就是抢夺，面对开拓民和本地民众间表面和谐的断面，山田清三郎仍然感觉到“满洲建国精神的民族协和的可能性”，这不得不说是他用日本共产党员人的美好愿望代替了残酷的现实。或者，是他作为假释中转向作家的求生本能驱动他写下这样的词句。因为，在开拓团、在伪满，普罗作家本来就不受待见，更何况是转向作家。所以，在龙镇，当“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龙镇铁道自警村训练所”所长介绍山田时只说是“东京来的文学者”，而并没有提普罗、转向作家时，山田“提着的心放下了”。

（一）被无视、被监视的转向作家

在《转向记》第2部中，山田清三郎回忆1940年1月2日跟着同事去星野直树（Hoshino Naoki，1892‒1978）家拜年的情景。当时星野是总务长官，是伪满实际的最高权力者，而山田是满洲新闻社学艺科科长。星野接过山田的名片瞟了一眼后就像撕碎一个香烟盒一样撕得粉碎，扔进了烟灰缸。当星野吹嘘自己的英国见闻，谈到基础教育时，山田插嘴提到开拓团青少年现状及教育问题，星野捡起烟灰缸中山田名片的碎片，进一步撕得粉碎。并在山田说话时叫另一个人的名字并与之交谈。星野全程没有对山田说一句话，山田彻底被无视。山田分析自己被星野直树无视的原因，要不是因为自己的职位低被星野看不起，要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是转向作家心生厌恶。作为日本“北方镇护”的“满洲国”，其最大的任务就是防止赤色南下，更何况山田还是转向的赤色分子，人格上有污点。不过，从星野直树的态度多少也能想像山田在伪满的处境。

山田清三郎是假释的，刑期其实还没有满。作为有思想犯罪前科者他必须接受东京保护观察所的“保护、观察”。这保护观察所的所长平田勋后来调到“满洲国”任检察次长。因为正职的“满人”是傀儡，次长平田勋其实是伪满检察界最高权力者。虽然职务变了，平田勋依然是山田等转向作家的“保护、观察”者。1939年8月平田勋打电报给在开拓团的山田清三郎，让他到“新京”参观“满洲国思想战展览会”。之后，每隔三四个月，平田就会在大和宾馆召集居住在“新京”的转向者聚餐。转向者、包括山田在内一共有十来个人。平田勋在会上说，他曾经报告过高松宫殿下，“在满洲的转向者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过着模范的新生活。而且，献身在满洲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守卫生命线的中坚力量。（略）祝愿各位努力奋发，不要辜负殿下的期望。”转向作家身上都绑着一条绳子，另一端抓在平田勋的手里，他的手可松可紧，但是不会完全松开。

除了平田勋的定期训话，山田清三郎还受到东京警视厅调来的特高警察平石的跟踪。平石说上级答应提供足够经费，让山田针对“满系”文学者，建立一个虚假的反满抗日地下组织，等“新京”八路军相关抗日分子上钩时将他们一网打尽。并答应绝对保密，不给山田添麻烦。山田无法明确表示拒绝，只能设法逃离。后来山田将此事告知平田勋，从此平石再也没有找过麻烦。因为当时山田清三郎正在报纸连载《建国列传》，为殖民者歌功颂德，平田勋希望他专心写作不受打扰。所以，山田清三郎只有老老实实改造，诚心诚意为殖民者服务，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二）“满人”作家的亲近者

山田清三郎与古丁的相识是在1939年9月。那天山田到满洲文话会去交稿子，而满洲文话会与满日文化协会在一起办公，所以文话会事务局长今村荣治把在满日文化协会工作的王度和陈松龄介绍给了山田。当晚，今村、山田、王度、陈松龄、古丁、小松一起在松竹梅饭店吃饭，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除了山田和今村，其余都是艺文志派成员。一个月后，古丁又主动邀请山田在五香居饭店吃饭，并强调日本人只有他一个，让他不用顾虑。当晚一起的只有夷夫、小松、疑迟和爵青，也都是艺文志派成员。

1939年12月，山田清三郎在日本著名综合杂志《文艺春秋》上发表《令人怀念的满人们》，写到了与古丁等在松竹梅饭店喝酒的情景：“我们像老友一样，只是吃，只是喝，不知疲倦地谈笑。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费劲地去选择话题，在推杯换盏之际，在欢笑中，谈话自然而然地进行。我们都非常感动，愉快度过了一个十二分温暖的夜晚”。初次见面畅谈甚欢，时刻被日本人“观察”处于紧张状态的山田在与“满人”作家交流中感到轻松、安全，及朋友般的温暖。但文章并没有涉及谈话的具体内容。1940年1月山田又在日本杂志《文学者》上发表《谈谈满人作家日满文化人提携的启示》，比较具体地介绍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及谈话内容。首先提到王度曾经去过他家，但他当时在狱中并没有见到。王度（杜白雨，李民，1918—2014）留学日本时参加学生的左翼运动，后被遣送回国后，改由伪满警察对其进行监视。“我想起曾听老婆提起过王度的名字，无限感慨。”其次，涉及谈话的具体内容。“满人”跟他谈到了他们的烦恼，山田表示深深同情：“他们精神上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应该更多地走进阳光，自由自在地呼吸。我觉得满洲必须成为这样的地方”。可见他们虽然初次见面，但谈论的话题相当深入，古丁等已经敞开心扉对他倾诉了烦恼，当然也得到了山田的理解和同情。“围绕他们的是许多困难和令人不快的条件，这是事实。我觉得，如果不除去这些困难和条件，满人文学就很难有希望活泼发展和成长。”山田理解他们的烦恼以及烦恼的来源，并且理解这些烦恼与文学的关系，从而对他们小说中阴暗内容也表示理解：“《原野》中诸作品题材或内容的阴暗，有来自现实政治、经济方面沉重的压迫。知识人只是敏感地觉察到并写了下来而已。而并不能说作家自身就懦弱。他们在追求理想和探求思想方面确实积极性和努力不够，但我觉得他们原本性格和心理是强大和坚韧的。”山田感知他们性格和精神的强大和坚韧，并表现出希望改善他们政治、经济环境的愿望。然而，这篇文章却给山田招来了批评。

《满洲日日新闻》上一个叫“微粒子”的读者来信，认为山田是在“讨好、纵容满人作家”，说“他们写的东西很幼稚、低劣”。山田在《回答提问》中反驳道：“我没说他们是被逼迫写文章，我是说，他们的作品好容易已经介绍到了日本，创作活动终于活泼了起来，与其挫败他们的勇气，不如伸出温暖的手激励他们。……对于满洲文坛一部分写出太过无聊内容的人（还要匿名，足见卑劣）我只能说是‘令人嗤之以鼻的卑鄙小人’”。山田清三郎似乎相当激动，且毫不留情。山田为了“满人”作家不惜与匿名日本作家公开骂战，山田清三郎与“满人”之间“关系好”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也是上文中从东京来的特高课的平石要求山田成立虚假反满抗日组织以诱捕“满人”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山田来“满洲”时间不久，他和“满人”的关系为何如此亲密？

（三）转向者的密谈：1939年10月在五香居饭店

山田清三郎在『転向記　霧の時代』中叙述了他们在五香居聚会的情景。当晚，古丁跟山田说读过他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山田一开始觉得自己“被架到了国际的审判席上”，以为古丁要批判他的转向行为。然后他们谈到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谈到被拷问致死的小林多喜二；谈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五烈士和鲁迅。谈话中间有服务员进来他们就转移话题。这是一场秘密会谈，这也是古丁在邀请山田时强调日本人只有他一人的原因。

“我已经没有资格为小林多喜二自豪了……”我苦恼地说。“我们也一样啊，”古丁解救我似地说，“但是，我们不能抛弃它，而使自己蒙羞了”。这话一瞬间使大家表情复杂地面面相觑。古丁的这句话使我感到钻心之痛。

山田一直以自己的转向为耻，古丁说自己也没有资格为烈士自豪，等于承认了自己与山田清三郎一样是行动上的背叛者，在政治上有同样的污点和心结。他们不仅有超越民族主义的“兄弟”情，还是同病相怜者。古丁的“我们不能抛弃它，而使自己蒙羞了”，“它”无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像村山知义一样，行动上虽然转向了，但精神上仍然信仰，这让他们又具有了某种地下工作者的性质，他们共有秘密，互相鼓励。

古丁问他是准备留在协和会还是满洲新闻社？山田惊讶于古丁的消息灵通，因为刚好这两家单位都希望他加入，但他还没有做决定，毕竟，他原本只是来参观的，而且妻子在东京刚为他产下一个女儿。但这消息应该只有满洲新闻社的和田日出吉和协和会的冈田益吉知道。古丁说明了消息来源于弘报处的仲贤礼，上文提到古丁和仲贤礼是能开诚布公交谈的朋友。仲贤礼应该是从和田或冈田处打听来的。这说明关注山田清三郎在“满洲”行踪的不仅有日本特高警察和平田勋，还有古丁等有过左翼经历的“满人”。

古丁接着说，他们都希望山田留在“满洲”，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理由，只说“我们想顽强地活下去”。古丁这句话里所包含的深意，山田未必完全理解，因为他们虽然共有“转向”的痛苦，但山田并不理解古丁作为面临民族文化危机的被殖民者的痛苦。不过，对于出狱后被以前的朋友疏远、夫妻之间出现裂痕的山田来说，从这谈话中得到了求而不得的安慰、鼓励和温暖，这是与民族和信仰无关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同时，从古丁的“我们想顽强地活下去”的话语中他又感到古丁心理的强大和坚韧，而这却是他所缺少的。一方面，古丁也是非常信任山田的。1940年是日本纪元2600年，当年2月做为庆祝活动的一环，伪满派遣古丁、疑迟、外文访日，仲贤礼、山田清三郎随行。山田在东京的家中招待三人时，古丁毫无顾忌地嘲笑日本纪元的非科学性和荒唐无稽，又说，日本在“满洲”建设“建国神庙”，又让溥杰娶日本贵族之女以使满洲皇室继承日本血统，日本计划如此远大，但最关键的“满洲国”还能存在几年？古丁对日本尽情嘲笑，并不担心山田告密。古丁一直坚信日本必败，不止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吐露过：“你们尽情地建设吧，到时我们全部接收”。

所以，“满人”不但与山田信仰相同、痛苦相同，而且还给予他宝贵的信任和人间温情，所以山田才会在报纸上为了“满人”作家公开与自己同胞骂战。但是，《满洲日日新闻》上“微粒子”的意见却代表了殖民者意志，他们不会也不愿去理解被殖民者，更不能容忍日本作家与“满人”作家间的亲密关系。所以，4个月之后的1940年10月古丁被隔离近一个月，原因是“黑死病”。从隔离医院出来后，古丁受到日本人的集体冷落，导致他在1941年5月辞掉公职。1941年10月开设艺文书房，成为一名民间人士。

三、“满洲艺文家协会”活动：逆境下顽强求生

1941年弘报处在与民生部关于文艺主管权的争夺中取得胜利，3月发布《艺文指导要纲》，7月成立满洲文艺家协会，山田清三郎被推举为委员长，古丁为委员，在宪兵的监视下两人分别成为伪满战时体制下日本和“满人”文艺家代表。

担任委员长一事，山田清三郎认为，弘报处之所以选中自己，一方面是利用他普罗时代的文学运动组织经验，让他在战时体制下发挥作用；二是因为他与“满人”关系比较好，因为弄得不好，“满人”作家会比较麻烦，他当委员长，事情发展会比较顺当。后者是弘报处负责文艺的事务官矶部秀见亲口跟他说的。不能不说他们还是“识人善任”的，山田清三郎两大特点终于被有效利用，正如上文平田勋所说“献身在满洲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守卫生命线的中坚力量”了。

正因为山田与“满人”作家的良好关系，在运动中双方的联动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绳子在殖民者手里攥着，必要时拽紧一点即可。而战时文学活动，虽是为了“圣战”，为了“天皇”，普罗文学是为了无产者，为了社会主义，两者理念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运动本身似乎并无太大区别。运动中山田似乎找到当年熟悉的感觉，不知不觉中真正进入角色也不是不可能。那么，只要行动上按照殖民者的要求运作，精神上是否转向，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了。

总之，在战时体制下，古丁和山田清三郎一起配合行动。1941、1942年古丁、山田清三郎、川端康成等编『満洲国各民族創作選集』第 1、2辑由东京创元社出版。1943年1月山田清三郎著《满洲国文化建设论》（日语书）由古丁的艺文书房出版。艺文书房一般只出版汉语书籍，之所以出这本书应该也是应付时局“民族协和”的考虑，而得知古丁要出版自己的书，山田却欣喜万分，“古丁主动说要出我的书，我其实将信将疑，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1943年11月在山田清三郎和古丁的努力下，满洲艺文联盟机关刊物《艺文志》终于在艺文书房创刊，虽然其中也必须刊载时局性作品，但也能刊载一些对生活在伪满境内民众有益的内容。比如森鸥外、泰戈尔等小说的翻译，比如屈原评传等等。在特殊社会生态下的这些出版物中，如果以现在的价值尺度寻找“附逆”之言那肯定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也不能忽略那些有益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珠玉，因为这些内容的刊登，哪怕只是一个短篇，也要出版人、作者冒生命的危险。

山田清三郎和古丁分别在1942年11月、1943年8月、1944年11月参加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参加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归来后，山田清三郎在《大东亚文学的主张》一文中，大段引用古丁在会上的发言，其中，最后几句是“大东亚精神的集中的归一——乃是日本精神，以及在日本肇国精神八纮为宇的大精神上求其渊源的必然，实属喜欣。文学者以直感结合，以义相交，这绝大的决意的融合，不外就是魂的融合。”正如作为“满洲国”代表祝贺日本纪元2600年纪念却嘲笑其荒唐无稽一样，古丁在做发言的同时会不会也在心里嘲笑“肇国精神八纮为宇”的疯狂。但是，“文学者以直感结合，以义相交，……魂的融合”，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相同的理念，并互相尊重，即能够真诚相见，“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一点是古丁一直寻求和希望的，可以说他是在“民族协和”的幌子下，寻找超越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兄弟”感情。

引用结束后，山田接着说，“我不得不反复玩味这古丁氏的说法。更觉得，满洲文学现在该完全彻底了古丁氏的感激的真髓重新踊跃出发。”不管如何，山田引用这段话说明了他对古丁发言的理解和赞赏，以及对古丁本人的尊重。

然而，『転向記　嵐の時代』里有这样一段记录：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结束后，他们离开令人窒息的东京来到奈良，当晚古丁、小松一行约山田出去喝酒，山田回答说“等会再说”。他因顾及到领队的责任，想到回到“满洲国”后还要向弘报处和文艺家协会报告，他最终并没有去。当古丁一行回来时，山田还坐在宾馆的大厅里。小松带着酒气笑着跟他说“我们一直等你来呢”，而古丁对他只是投过轻蔑的一瞥，并没说一句话。也许古丁轻蔑山田过于认真履行“职责”，入戏太深，真把这大会、领队报告当回事。

战争刚结束时，山田与妻子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我觉得你是假转向。有次你不是带古丁到成宗家去吗？那时我就这样想，之后我也常回想起这事，也这么觉得。”山田回答说，“转向没有什么真的假的，因为转向是外在的行动，是影响和效果。也就是说那是社会性的东西。内心的问题当然有，即便我也是有的。但最终似乎完全忘记了。但是……”。“完全忘记了”，完全进入角色了，谎言重复千遍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理了。省略号也许代表了许多无奈和不甘，“但最终似乎完全忘记了”，成为历史事实。

结语：心中有信仰，

利用不自由

1943年小林秀雄（Kobayasi Hideo，1902‒1983）到访伪满，与山田清三郎、古丁等8人一起召开了座谈会。其中，小林提到：自己远离集纳里斯特。但是，他也说，报国队也可以去，去了，写出独特的东西就可以了；作家心底必须有某种坚信的东西，如果不自由，那就利用不自由写自己的东西。并且说，他和古丁君说过，只要作家非常热爱满洲的民族，同情满洲民族，那就肯定能写出点什么；没有传统，那就利用没有传统。“昨天我对古丁君说了，在这方面，满洲的满人作家就有尝试写作原创作品的余地。”。小林话的意思是坚定自己的信仰，可以利用眼前的集纳里斯特乱像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面对殖民统治，除了抵抗、逃避和合作以外，是否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参与，参与的目的不是为了追随和协助殖民者，而是为着利用殖民者提供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信仰。只有这样，才能从内部破坏殖民秩序，使殖民者的目的难以达到，甚至无法达到。

1944年，当日本败战已成定局时，古丁在《青年的责任》一文中写道：“有了坚固不拔的建国精神，更要拿这精神去做基底，去炼磨技术。譬如吉林丰满达木……也都需要民族协和的技术，也就是道义的技术。因此，我们的道义青年，更必须在各自的份上去炼磨各自的技术。这与其说是道义青年的责任，毋宁说是道义青年的权利，在技术的炼磨上，亲邦日本又是我们道义青年的良师，我们的道义青年只消虚心地学习，便能够登峰造极。炼磨技术的目的在于学习人怎样驱使物，人怎样为了道义驱使物。西方的技术，却是人被物戏弄了，也就是人变成了物的奴隶。”

文中“建国精神”“民族协和”“道义”、西方的人是物的奴隶等等，都是战争时局口号中的词句，但是，唯有“炼磨技术”与时局的“炼磨精神”不同。所谓“炼磨精神”，就是殖民者逼迫被殖民者磨炼精神，使之与日本人精神一体，信仰“惟神之道”。而“炼磨技术”则是号召“满人”青年学习科学技术，这明显是提前为光复后的东北社会管理做准备。古丁一直坚信日本必败，他也终于等来了“全部接收”的光明时刻。

原文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3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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