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欣、范巧巧 || 林悌《愁城志》用典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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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ICL Vol. 7 No. 2 Summer 2024
作者简介：
孙惠欣，大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范巧巧，大连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
假传是借鉴史书人物传记的手法为器、物等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理念、人生理想和对社会的看法，韩愈的《毛颖传》被视为中国假传体的滥觞之作。高丽朝时期中国的假传体作品传入朝鲜，此时恰逢朝鲜汉文学繁荣的发展期，假传体作品的假托性、寓言性与当时朝鲜武臣政变、武臣专政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迅速为高丽文人所采用，出现了大量的以动物、植物、事物拟人化的假传之作。这些假传之作，往往附会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故来虚构主人公的一生或家世，以此来影射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到了朝鲜朝时期，林悌的《愁城志》首次将心性拟人化，具有开创意义。这部作品兼具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又带有一定程度方志体的特征，上承器物假传，下启心性拟人系列小说。与之前的假传之作不同，《愁城志》中的典故不仅仅是针砭讽刺，抨击历史和现实，作者还借引典故委婉、隐晦地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抒发自身的愁苦心绪。《愁城志》中所引的中国文化典故类型丰富多元，主要可以分为涉“心”之典、涉“城”之典和涉“酒”之典；其用典方式新颖别致，既有化用其意、隐括重绎的，又有集句为文的，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从林悌对假传体的发展以及其超拔的使事用典的创作能力来看，既反映了中朝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反映了林悌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与认同，以及在吸收中国文学影响时所发挥的创作精神。
关键词
林悌；《愁城志》；典故类型；用典方式；用典特色
朝鲜朝是朝鲜半岛文学发展史上文类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包括假传体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朝鲜朝与中国明清两朝相对应，而明清两朝又是中国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明清小说的大量传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朝鲜本土小说的发展与成熟。高丽时期假传体小说的创作实践为朝鲜朝假传体小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素材，这一时期的假传体小说类型较前代更为丰富，作品的数量激增，其中传记体小说已由前代拟人化的器物假传扩展到心性假传和人物传记的范畴。
朝鲜朝时期假传体小说延续了高丽时代的余晖，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与高丽时期的假传体讽刺小说的主人公多为动物、植物及文房用具等具象事物不同，这一时期假传的传主多是内化为人体的各种感觉及心性精神等抽象事物，其中以心性拟人的作品最为瞩目，并形成一个新的母题‘天君系列小说’”。“天君系列小说”均是围绕同一个主人公“天君”展开，“天君”即“心”的拟人化，心主身，古人认为“心”主宰人的思想器官。《愁城志》是对人的心性进行拟人化处理的第一篇假传体小说。之后产生了《天君传》《天君纪》《天君演义》《义胜记》《南灵传》《天君本纪》《天君实录》《天君说》《天君颂》等系列“天君小说”。这些小说故事情节大体相仿，与平常意义上的小说不同的是它们不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中心，而是把人的心理意识世界幻化为“天君”所治理的国家，让人的各种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而生出种种欲念成为反派角色，展开人欲与天理之间的种种争斗。
《愁城志》的作者林悌（Lim Jae，1549‒1587），字子顺，号白湖、谦斋，朝鲜朝初期文臣，节度使林晋之子。林悌出身于官宦世家，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有着过人的学识和政治才能。28岁中进士，曾任兴阳县监、西道兵马史、北道兵马史、礼曹正郎等。因对朝廷内东西两派的党争不满，愤而辞官，游历名胜，诗酒自娱。他性格豪放不羁，但才识过人，对政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其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方面，20岁时就创作了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梦游录小说”《元生梦游录》，此后又创作了《愁城志》《花史》《鼠狱说》等。林悌虽怀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但在朝鲜朝激烈党争和频繁士祸的政治背景下，他在官场几无立足之地，被迫辞官。理想的渐行渐远与现实的黑暗让桀骜不屈、不甘妥协的林悌心中充满愁苦，于是将这无法排泄的心中块垒诉诸笔端，《愁城志》便是其中的代表，也是心性拟人假传体小说的嚆矢之作。小说虚构了一个为愁所困的“天君”，最后任命“酒”为“驱愁大将军”，率军攻克“愁城”的故事，事实上就是借酒消愁之意。小说以讽刺、揭露、抒怀为主要创作诉求，以用典为主要描写手段，且作品中所引的中国文化典故与作者所要表达之意十分恰切，浑然一体，无刻意雕琢之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林悌学养之深厚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与认同。
一、典故的类型
古代朝鲜早期的器物假传在用典手法上与韩愈的《毛颖传》是一致的，都是以器物为中心，组织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典故，虚构器物的籍贯、世系和生平经历。如林椿的《麹醇传》、李奎报的《麹先生传》中的“酒”系列典故，李榖的《竹夫人传》、释慧谌的《竹尊者传》中的“竹”系列典故等。林悌的《愁城志》兼具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上承器物假传，下启心性拟人系列小说，其不再以“一人一代记”的模式创作，故事元素更加丰富多元，中心主题不仅有心性，还有酒，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愁城”。据此本文将《愁城志》中的典故分为三大类：涉“心”之典、涉“城”之典和涉“酒”之典。
（一） 涉“心”之典
朱子学于13世纪末传入朝鲜，传入后与朝鲜固有的思想理念融合，形成了本土化的性理学，心性拟人小说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心性拟人小说与寻常的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故事情节“并非如通常小说那样描摹世态人情，而是演绎某种学说理念” 。为了将心性阐释得更为具体生动，《愁城志》的作者林悌将这些抽象的心理意识拟人化地塑造成各色人物形象，借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在性理学中“心”处于至高的地位，朝鲜朝的性理学家李愰曾言：“盖合理气，统性情者，心也” 。“天君”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儒学内涵即心，“天君”之典源自《荀子·天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愁城志》以“天君”为中心，建立了一个王国，统治着“四端”“七情”等。“仁、义、礼、智”即为“四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曰喜、曰怒、曰哀、曰乐，咸总于中，发皆中节”，其中“喜、怒、哀、乐”即指“七情”，出自《礼记·礼运》，其原为“喜、怒、哀、惧、爱、恶、欲” 。“中节”出自《中庸·天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节”即是将“七情”维持在一个持中的状态。“曰视、曰听、曰言、曰动，俱统于礼” 。“视、听、言、动”即为“四勿”，出自《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以“礼”治国，人的一切言语行为，都要符合“礼”的规范。由此可见，“天君”即位之初，“仁、义、礼、智”各充其端、“七情”发乎“中节”、“四勿”统于“礼”，正是符合儒家的治国理想。除了“天君”“四端”“七情”外，还有主人翁、无极翁等人物角色。其中主人翁是“天君”壮年之后游于翰墨之场，与“陶泓”“毛颖”等人吟咏今古之时以忠言劝谏的贤臣。由于“天君”吊古伤今，引发了“七情”中的“哀公”。此后，屈原、宋玉等忠臣烈士及哀怨别离之人纷涌而至，在“心地”高筑“愁城”，萦绕于“愁城”的哀怨之气使“心地”困于其中，于是能臣无极翁向“天君”推荐麹襄攻克“愁城”。
此外，作者还将抽象的心性赋形为地名、物名。如主人翁劝谏“天君”要“勉从丹衷，御以和平”，其中“丹衷”出自南朝沈约的《为齐竟陵王解讲疏》“敢誓丹衷，庶符皎日”，指的是赤诚之心，维护“丹衷”之地的和平同样也是“中节”之道。再如“天君”听完主人翁的谏言后，内心十分不安，“引主人翁坐于半亩塘边”反悔思过，而后改元复初。“半亩塘”出自宋代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半亩方塘虽小，但水十分清澈，因有活水不断注入，以此比喻“心”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才能保持思想活跃。而“君命贺意马，周流八极，欲效周穆王故事” ，则是将心性赋形为物，此处的“意马”出自汉代魏伯阳的《参同契》注中的“心猿不定，意马四驰”，指的是难以控制的心神。相传周穆王御八匹骏马，驾车周游天下，曾西至瑶池会见西王母。而“天君”欲乘“意马”效仿周穆王，则是背离初心，欲望的萌动，所以被主人翁扣马苦谏，希望君主不要做出逾矩、过度的行为。
综上所述，这些源自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抽象“心性”，在作者天马行空的创作之下，变得有血有肉。林悌对“心性”的理解主要源于性理学，性理学强调政治道德、君臣之义、排斥异端，从文中“以心统情”、“中庸”之道、“礼”的思想来看，小说表达了作者“在儒家经国治世的传统理念下，对政清民和的理想政治的向往”。
（二） 涉“城”之典
林悌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党争愈演愈烈之时，从“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对立，再到“士林派”掌权后内部东西两党的斗争，上至君王，下至官员，罔顾江山社稷与黎民百姓，在无休止的党派斗争中争权夺利，政治的腐败与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境况，以及自身有志难酬的处境，令林悌愁情难抑，“愁城”寄寓着作者心中积郁、难以排解的情绪。“愁城”建好后，忠臣良将、壮烈义士、无辜之人和哀怨别离之人从忠义门、壮烈门、无辜门、别离门四门纷涌而至，致使“城”中有万里冤屈，千叠愁云。作者以“城”中之“人”的悲惨命运暗讽政治黑暗，表达自己政治诉求和失意不得志的愁苦悲戚。
林悌作为儒家道统坚定的维护者，虽处江湖之远，却仍心系朝堂之上，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曾言“四海诸国，未有不称帝者，独我邦终古不能，生于若此陋邦，其死何足惜”。然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在给百姓带来极大灾难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使国家处于危机状态。派别之间无原则、无休止的倾轧使得忠勇、正直、多才之士不但得不到重用，反而受到士祸牵连，甚至因此丧命。作者引用“受炮烙”的龙逢、“剖心”的比干、“一陷阿蒙之手”的关云长等这些忠臣良将的典故，讽刺朝鲜朝统治阶层的昏庸无道，表达对庸君、奸佞之臣误国的愤慨。而对党争中牺牲之士，林悌则是借“乘白马，横属镂，怒气如浙江潮急”的伍子胥、“死酬知己”的荆轲、“梦断乌江之波” 的西楚霸王等壮烈义士之典表达深深的憾恨与追悼。在朝鲜朝的党争中，“朝臣们为了各自利益而钩心斗角，不问是非曲直，单纯为反对而反对，为竞争而竞争” ，也使得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无辜门中“赵军四十万”“新安秦卒三十万”“无罪鼎镬的郦食其”，正是寄寓着林悌对党争中无辜受害人士和百姓的同情。林悌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一直是其最高理想，但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性格又使其与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这从别离门中“宁乏买赋千金”的陈皇后、 “徒羡寒鸦之色”的班婕妤、“楚帐之虞姬”等人身上就可以看出，作者表面上是对这些哀怨别离之人示以深深的同情，谴责帝王的薄情寡义，实则旨在揭示自己虽忠诚但却受小人排挤不得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韩愈曾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作者借“城”中之愁，以“人”寓“城”来影射朝鲜朝混乱的政治局面，征举忠臣义士之事来抒发对正直、杰出人士报效无门的满腔悲愤。林悌原为“士林”党中之人，在朝鲜朝激烈的党争中他亲见党争之残酷和统治阶级内部之腐败，祖父林鹏、恩师大谷成运、好友朴灌园均死于党争之中，这也使得他比别人的感受更为凄婉、深刻。虽立于孤危无援的处境不能肆意逞辞，但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仍使其驱遣古人古事以浇心中之块垒。
（三） 涉“酒”之典
假传体小说多是采用“一人一代记”的模式创作的，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的假传体小说，在体式上基本上是直接套用纪传体模式，这一点从这些作品“某某传”的命名上就可看出。朝鲜的假传体小说，绝大多数都是采用这种形式直接命名的，其中既有将鼠、兔、龟等各类动物拟人作传的，也有将花、竹各类植物拟人作传的，更有将酒、钱、纸、笔等各类器物拟人作传的。甚至当假传体汉文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还出现了《愁城志》这样独具朝鲜本土特色的将人的心性、感觉拟人作传的作品。在具体的体式特征和创作模式上，这些作品也几乎无处不体现着对于纪传体、史传体形式的借鉴。这种由《史记》开始固定下来的体式特征，在朝鲜古代假传体叙事作品中比比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假传体作品在体式上是借鉴编年体和方志体的，如《天君实录》《心史》《花史》等，《愁城志》《女容国传》等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方志体式的痕迹。
“天君系列”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小说中的“天君”都经历了一个由治及乱的过程，由欲念拟人而成的内奸、敌寇造成国家动荡，最后由能臣出现平定风波，如金宇颙《天君传》的太宰敬、郑泰齐《天君演义》的诚意伯、林咏《义胜记》的浩然之气等 。这些能臣都是性理学中拟人化的心性，他们的胜利正是符合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与之不同的是，《愁城志》中为愁所困的“天君”则是接受无极翁的建议，拜麹襄为大将军以攻克“愁城”。《愁城志》中麹襄的人物原型可以追溯到李奎报的《麹先生传》中的麹圣，故事中麹圣受君王之托，“与士卒同甘苦灌愁城一战而拔” 。而在古代朝鲜假传体小说中，最早为“酒”立传的则是林椿的《麹醇传》，《麹先生传》与《麹醇传》这两部以“酒”拟人的假传之作均采用人物传记的体制，运用众多的中国文化典故为传主“酒”编造出完整的家族历史与人生经历。《愁城志》虽不是专门为“酒”立传的假传之作，但对“驱愁大将军”麹襄的生平事迹的描述仍继承了之前为物立传的叙述模式，以一种戏谑俳谐的方式将典故巧妙融入其中。关于麹襄的出身，文中写道：
“杏花村”出自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处作者巧妙地借用与酒相关的典故点明麹襄的由来。“汪汪若千顷陂，未可量也”，则是对其秉性的描述，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德行》，“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麹生之子”则是进一步点明了麹襄酒的本质，“麹”本是酿酒的原料。另外作者还对其性格进行描述，麹襄虽“尚清虚”也“好浮义”，因而“清浊无所失”，并且还好近女色，能够在酒宴上“折冲樽俎”制胜千里。其中“清浊无所失”出自南朝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中“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意为无论好人坏人均结交。“折冲樽俎”出自晏婴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中“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指不用武力而在酒宴谈判中制敌取胜。再如：
此处麹襄先以白眼待孔方，而后“藏白开青”，这里引用的是“青白眼”的典故，出自《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青”为黑色，“青眼”即眼睛正视时眼球居中，故“青眼”表示对人喜爱或尊重。“白眼”即眼睛斜视时则现出眼白，故“白眼”是对人轻视或憎恶的表示。作者通过眼神描写，将麹襄前倨后恭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其次，在描写麹襄攻克“愁城”时，也灵活地援引了一些典故，如“乃著千金裘骑五花马”是对其征战时出场的描写，化用了唐代李白《将进酒》中的“五花马，千金裘”。再如“将军乘玉舟，济酒池，击楫而誓曰：‘所不如荡愁城，而复济老，有如水’”，则是化用了“祖逖北伐”之典，典出《晋书·祖逖传》“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形象生动地将麹襄浩浩荡荡的征战之势描绘出来了。最后麹襄大获全胜，“如建瓴而下，势若破竹”，其中“如建瓴而下”出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比喻居高临下，不可阻遏。“势若破竹”出自《晋书·杜预传》“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寓意以猛烈的进攻之势一举拿下“愁城”。
《麹醇传》和《麹先生传》都是借“酒”相关的典故来对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的批判揭露，而《愁城志》中的涉“酒”典故则是间接反映了作者面临现实境况之时的无奈与痛苦。对于“酒”，作品中的人物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厌恶”和“喜爱”。持厌恶态度的代表是屈原，“其先曾与屈原有隙”“况楚泽独醒” “满城之人，皆有降心，而独屈原不屈”，这些描述是对先秦佚名之作《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的间接化用，此典意在赞美屈原的与众不同，不苟合，不妥协，宁死不屈服于麹襄。其次是对酒持喜爱态度的，以陶渊明、李白、刘伶、阮籍为代表。麹襄攻克“愁城”后，“心地”恢复以往欢乐，“伯伦颂其德；嗣宗浇其胸”。“伯伦”是魏晋刘伶的字，刘伶是魏晋之时纵酒避世的典型，曾作《酒德颂》。“嗣宗浇其胸”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嗣宗”是阮籍的字，阮籍与刘伶均是“竹林七贤”的成员，因常在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再如“渊明葛巾素琴”，出自唐代李白的《戏赠郑溧阳》中“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陶渊明爱酒成癖，以至用头巾滤酒，滤后又照旧戴上。“太白接罹锦袍，飞羽觞而醉月，玉山将倒”一句中的“飞羽觞而醉月”出自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玉山将倒”出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容止》“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指李太白醉于月下，走路东倒西歪。从这些爱酒之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林悌为何选择以“酒”攻“愁”的原因：在那个动辄得咎的时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与无力改变的矛盾对林悌来说是深刻的，所以他将对梦想和人生的期待埋进酒壶中，醉酒既是为了避免世俗的纷扰，亦是寻求精神的解脱。
自古以来，“酒”和“隐”往往联系在一起，这些涉“酒”典故，既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也使得作者的饮酒世界更加立体，饮酒思想更加丰满。《愁城志》是林悌的积郁之作，作者借“天君”之愁，来影射政界混乱，抒发报效无门的满腔悲愤。虽然《愁城志》已涉及相关心性理论，但并不似后期作品那样成熟，因此作者并未从性理学中寻求解决之道，只是堕入醉乡消极避世。其次，林悌之愁主要源于自身的入世理想无法实现和腐败的政治形势，而后期作品随着性理学的日益兴盛，专注于内在心性修养的工夫，这也是林悌的《愁城志》不同于后期“天君系列”小说之所在。
二、用典方式
从林悌小说用典的整体状况而言，其方式可谓多彩多姿，花样翻新。王耀辉认为用典是指“将历史上流传的典故翻新化入‘当下’诗文文本之中”，林悌用典主张以意为主，另辟蹊径，力求新奇之感，在遣词造句上，则是讲求千锤百炼，熔铸出新。《愁城志》中虽用典之处颇多，但也能融会贯通，驱遣自如。林悌用典方法的灵活多样，条而析之，主要有化用其意、隐括重绎、集句为文三种方式。
化用典故在《愁城志》中随处可见，是林悌善用的一种用典方式。所谓“化用”，即“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典故加以改写，有时还加进新的语言和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提出“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表明用典合乎自然是最佳的表现方式，而自然的最高境界是要使典故在经过作者主观情感的浸润后，“化”为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
由上文“牧童”“红杏”可以看出，此处化用的是唐代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之句，其原意是诗人询问当地之人何处可买酒消愁，牧童只是用手指了指杏花深处的村庄。而文中孔方请麹襄攻“愁城”亦是借“酒”消愁之意，故作者化用此诗句，将其灵活融入故事情节之中。再如“管城子，泪干头秃，势难备书”，原出自韩愈《毛颖传》“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毛颖传》中毛颖因免冠谢而被皇帝发现头秃，摹画又不能称其意，所以老而见弃。《愁城志》中管城子受“天君”之命记录忠义、壮烈、无辜、别离四门中人，却因凄惨愁苦之人的数量太多无法尽录，故“泪干头秃，势难备书”。两者都是以俳谐的手法将毛笔拟人化，实指毛笔毫落墨干不能使用。不同的是前者意在批判薄情寡义的君主，而后者则是通过管城子“势难备书”凸显“愁城”之中冤屈之众。关于用典，清代袁枚在其《随园诗话》 中指出“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林悌《愁城志》中对原典的化用可谓浑化无迹，毫无滞涩之感，可见其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与认同。
所谓“隐括”，即对一些诗、词、文等裁剪及再加工。《文心雕龙·融裁》有言“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此处的“隐括”，可以理解为依据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和词句，对原文进行改写。林悌用典很少直引典故，隐括重译便是他常用的一种方法。如“金风凄冷，凉生井梧”，原出自唐代唐彦谦《怀友》“金井凉生梧叶秋”，作者为了满足作品以骈文为主对仗工整的表达需要，在不改变原典之意的基础上，增加字面，加以改编，使之成为一个对偶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别有一番韵味。再如“扇弃而无恩”，原出自班婕妤《怨歌行》“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整首诗借秋扇见捐喻嫔妃受帝王玩弄遭遗弃的不幸命运，此处作者根据原诗语义，对其进行凝练概括，并改编而达到与原创作者思想情感的共鸣，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此典，作者控诉统治者的昏庸无情及自己的失意之愁，丝毫不减原诗风采，更是相得益彰。
所谓“集句为文”，是指集聚前人作品中的诗文单句，经过改编再创造之后，再拼接成文。集句为文是用典之中难度较高的一种方法，“须博闻强记，涉猎广泛，且善于剪裁，巧于连缀”。如：
此处是文中写“愁”最为经典的一段，不到百字却精妙地将前人多部诗作剪裁加工并连缀成文，如唐代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王之涣的《凉州词》、白居易的《燕子楼》《琵琶行》、杜甫的《秋兴八首》《春望》。从家国之大愁写到个人失意之小愁及女子的相思哀怨之愁等，各中之愁可谓无以复加，营造了浓浓的愁之氛围。再如：
其中“夫以逆旅之天地之间过客，光阴之中”出自唐代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彭殇同梦”出自唐代杜牧的《题桐叶》“庄叟彭殇同在梦”，“尚不及髑髅之乐”出自《庄子·至乐篇》，“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此处林悌集句为文，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灵活驾驭，融前人佳作于自身创作为一体，抒发自身对人生苦短的感慨以及抗拒人生虚幻的执着努力。结合林悌失意不得志的现实境遇，我们不难从这些典故中品出某种复杂的况味，壮志满怀却无用武之地的林悌也只能借酒排忧，在醉乡中寻求一丝心灵的安慰，其内心的悲凉与无奈可见一斑。
余论
《愁城志》是朝鲜朝假传体小说创作中水平较高的作品，体现了林悌“大胆而强烈的讽刺，精巧而独特的艺术构思，成为韩国小说史上的名作。” 林悌运典于文，如盐着水，浑化无迹，尝后才知其味。典故的运用往往渗透着作者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从林悌的使事用典之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及怀才不遇的愁苦落寞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愤懑，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儒家兼济天下、忠君爱国思想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然而林悌用典也存在误用之处，如将白起与“赵军四十万”一同归为“无辜门”中之人。事实上，“赵军四十万”就是在长平之战中为白起尽杀之，将两者并列而谈实为不妥。此外，林悌文中用典过于密集，也确有炫耀才学之嫌。但瑕不掩瑜，《愁城志》用典类型之丰富多元，用典方式之新颖别致，都昭示着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使事用典之精妙佳作。
综上所述，从《愁城志》对中国文化典故运用得信手拈来可以看出，古代朝鲜文人接受并创作假传体小说之初，基本对中国假传体作品进行亦步亦趋的模仿，几乎全盘取用中国的历史素材。但随着假传体叙事文学在朝鲜本土的发展壮大，古代朝鲜自身的历史素材被取用的比率亦逐步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假传体小说的朝鲜本土化程度的加深，亦是古代朝鲜假传体小说对中国史传传统的接受更为内化的体现。尽管如此，林悌的《愁城志》将拟人化的对象从器物范畴扩展至心性从而开辟了心性类假传小说，而中国的假传之作却从未涉及心性，这是朝鲜朝假传的创新之处。到了朝鲜朝后期，假传作品开始淡化高丽时期、朝鲜朝初期假传在描写手段上模仿韩愈《毛颖传》的印记，典故的使用明显减少，甚至不用典故，而是把重点放在加强对主角行为本身的描写上，通过角色间的活动展开情节，这就与一般意义上的寓言趋于相同，体现出朝鲜朝作家自觉的创作意识。正如《韩国古代寓言史》一书中所评价的那样：“《毛颖传》与韩国假传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中韩文化与文学关系的密切，也反映了韩国作家们在吸收中国文学影响时所发挥的创造精神”。
原文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4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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