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荐读 2019年第4期 | 图书情报学在互联网时代应着力于创造知识共享环境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

图书情报学在互联网时代应着力于创造知识共享环境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

谢新洲   宋 琢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北京,100871)

摘要

自中国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互联网技术在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从更广泛的层面深刻影响了社会各部门的运行机理。图书情报学在信息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的访谈,了解如何从图书情报学的视角关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和知识传播,并请他从国家宏观政策的角度对我国信息社会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

图书情报学 信息化 信息通信技术 知识共享 知识传播

自中国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从信息接收方式到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互联网技术在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从更广泛的层面深刻影响了社会各部门的运行机理。互联网技术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信息的存储介质、呈现方式、组织形式和传播手段。进一步而言,知识作为一项信息资源,知识生产 与传播也在新的媒介机制的作用下发生着颠覆性变革。信息化建设被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 度,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图书情报学作为探讨信息资源的收集、存储、分类、检索和传播的学科,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然而传统的研究方法既难以解释新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也无法回应现实问题和社会需求,故而亟需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虽然图书情报学并不是一门大热学科,但在信息环境飞速变革的当下,也不乏许多优秀学者深耕其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学科的进步,承担起学者的社会责任。黄长著老师,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2006年起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领域主要为世界语言的分布及研究,以及当代图书情报学发展 战略,近年来开始从图书情报学的视角关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和知识传播,在这一领域建树颇丰。近日,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互联网发展史”项目组围绕相关话题,结合黄长著老师的自身经历和学术积淀与他展开对话, 并请他从国家宏观政策的角度对我国信息社会建设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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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到图书情报学的转向

访问者：黄老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是我国知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我们今天就从语言学聊起。我们知道语言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互联网催生了很多网络语言这一现象的呢?

黄长著：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语言里的词汇是最能及时反映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必然首先要从词汇上反映出来。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一批新的术语和概念,而这些基本的术语和概念又进一步延伸,围绕着它们不断膨胀,出现了一大批更新且被运用得更广泛的词汇。有些网络词汇在日常生活中被频繁使用,已经被汉语词典收纳,并反向影响了现实生活,对我们的整体语言发展有很大影响。 

访问者：现在的网络语言有许多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甚至很多学生写作文也用网络语言,您觉得从这个角度看网络语言的盛行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黄长著：我一直认为,网络语言的盛行,是一种自然规律。有的时候结论下太早了也不太好,可以让它自然而然地去发展一段时间,最后肯定是要优胜劣汰,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就会留下来,有些可以长久使用的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词汇领域,有些用不了的、生命周期比较短,自然淘汰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语言的发展变化。事实上,网络上流行的好多词汇最后还是固定 下来并被纳入词典中了。一般进入到词典就标志着一种社会的认可,所以我觉得不必一下子就采取一个否定的态度。当然有一些太离谱的网络语言,比方说本身带有辱骂或贬损意义的那些词,我们可能要谨慎一些,尽量不要去接纳。 

访问者：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钻研的都是语言学,80年代左右您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工作,我们很好奇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跨越到图书情报学的研究 领域?

黄长著：这个说来是很巧的一件事情。我从1964年开始在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最早的时候研究英汉机器翻译,文革以后从事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我个人主要还是偏重在社会语言学、语言的分布和分类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我从小学英语,上学之后又陆续学习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等,个人对语言有一种天生的爱好。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很关注信息工 作,社科院为了顺应这一形势,在原来的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基础上,加上其他一些单位,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外国华裔学者的建议下名称改成了文献信息中心。建立这个情报中心的时候,想要抽调一些外语比较好的同志。当时的理解是情报学的主要目的是去收集别的国家的情报,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对工作比较方便。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但是较为片面。在这一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几位同志就调来了,阴差阳错地转到了这个领域。当时我的老所长吕叔湘先生是很有名的语言学家,他不太赞同我调去情报中心并极力挽留我。但是另外的一些语言学家,比如我国知名的英语教育家许国璋先生,我在北外曾给他做过六年的助手,他就认为我换个环境未必不好,认为这可能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一些,因为很多学科其实是相通的。还有几位认识的老教授也这么劝我,这就坚定了我去这个新成立的情报中心的决心。后来我走上了情报中心的领导岗位,担负一些管理工作。一开始我是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还比较茫然,院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就给了我几个建议:一是要多做调查研究,深入考察社会;二是要看一些语言学以外的著作,尤其是要看一些图书情报学科甚至经济学、哲学方面的著作,这对以后的工作有好处。所以,我去图书馆借了许多和这些学科有关的外语著作,因为阅读起来可能更方便一点,而且我始终觉得读原著 要好一些,不容易失真。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了解这个学科的情况。特别是数字图书馆那个时候刚刚兴起不久,我着重看了这方面的书。只要我们图书馆有的,都借来看了。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别的工作都没做,就是先看书、学习,然后再来制定详细的写作提纲。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的学习、积淀很有好处,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访问者：您觉得语言学背景对您研究图书情报学有什么帮助?

黄长著：语言学是一门很严谨的学科,重规范重描写,所以将一些老教授、老先生们培养的工作作风和方法运用到我们图书情报学科中,是很有帮助的。这对我的启示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严谨。没有想好,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轻易下结论。王力先生说“言有易,言无难”,就是什么东西你要说有的话,你找到一个孤证就可以下结论了,但是你要说什么东西没有,那就要做大量的研究,穷尽所有可能,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没有。比如我说一本书里提到了哪句话,我只要在第一页、第二页或者第三页上找到了,我都可以说有。但是如果我要说这本书里没有这句话,那我就要把整本书全部看完才能下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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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推动知识社会的到来

访问者：您觉得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应用到信息通信领域有哪些重要的突破?

黄长著：首先是载体变了。大量的信息可以通过数字化存储起来,花极低的成本方便地提供给大家使用。第二是从批处理过渡到时刻在线的工作模式。第三是从中央处理器过渡到小型个人电脑。第四是可以通过个人电脑访问一些大型的数据库和一些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系统,去检索和使用它们的一些数据。这些变化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它们全部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领域之后,就会打破已有的信息传播原则和规 律,革新信息生产、组织、获取和传播方式,带来整体信息资源环境的变化。 

访问者：这对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有什么影响?

黄长著：首先是信息的存储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知识和数据以多元化、跨平台的形式存储起来,又以非线性的超链接方式组织起来。这一方面导致信息量剧增,现在在互联网上,一年传播复制的数据可能相当于有史以来所有我们出版的纸本图书的三百万倍,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另一方面使得网络信息突破了介质的限制,表现出多向性、互动性特征,直接影响了知识传播的路径和模式。 

其次是阅读习惯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电子阅读和网络阅读兴起,虽然不能说完全取代纸本读物,但也是一种大势所趋。即时通信、移动技术、地理定位技术等手段使得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成为可能,学习这一行为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远程教育、在线学习等自主性较强的学习方式逐渐流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提出要建设“知识社会”,主要就是为了在网络环境和信息环境发生剧烈变革的背景下提升公民的生存能力和工作能力。

更进一步说,这也挑战了传统媒介时代一些文献服务机构,例如图书馆的垄断地位。过去,除了图书馆以外没有个人或机构提供知识服务,所以它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在等级序列上处于较高的地位。现在的知识传播中去中心化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我”个人可以在特定的时刻和地点获取所需信息,比如通过搜索引擎就可以建构自己的知识。这一点我 自己也深有体会,我自己的观念和习惯都变了。现在如果想要查阅什么信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到互联网上去查。因为我觉得它可以比较快捷地提供答案,尽管有的时候答案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准确的,但是或多或少对网络还是有一定的信任,认为它有可能解决你的问题,为你节省时间。网络知识内容生产体系也表现出平民化、大众化趋势,主体的传受身份融合,个人不仅是知识接受者,也可以作为知识传播者围绕知识的获取、理解、应用、生产和反馈与他人互动。持续不断的交流会拓展话题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出丰富的网络社会交往,从而将优质的内容筛选出来,提升集体知识,得出一些对社会有益的结论,像维基百科、互动百科等,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当然,这对提供文献服务的单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你要做好知识挖掘、知识发现、知识表达、知识组织和知识提供,才能够吸引读者。因此传统的图书馆必须要变革,要做好知识服务的工作,改变以往以图书馆为中心吸引用户的思路使图书馆成为一个人人都能学习的中心,同时考虑个体的独特需求,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访问者：除此之外,您觉得在互联网环境下建立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学习型的社会还有其他哪些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有没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长著：我想还是要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信息不对称,要消除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差别,让他们一样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和知识,从信息中受惠。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未来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接入层面的数字鸿沟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使用层面的,就是由于参与讨论的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水平不同而导致的话语权不平等。虽然我上面说现在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呈现出平等、开放的趋势,但这只是理想情况,事实上更多的时候网络话语权还是掌握在传统意义的精英手上,“平民主义”导向的网络知识传播需要参与其中的主体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另外,我认为我们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有一些跟学术有关的网站,我觉得还可以更开放一点。如果让学者感到搜索一些纯粹的、学术内容的时候面临着很大的阻碍或者不便,总归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 

访问者：那您觉得互联网的发展会给我们知识社会的建立带来哪些不便呢? 您对它的利弊两方面怎么看?

黄长著：互联网确实有两面性,它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使读者以较低的成本很便捷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但是我也认为不要用一种来排斥另外一种,两者不是互相取代、你死我活的关系。发展数字化的确是一条必由之路,但是不要排斥纸本的文献。我到美国欧洲一些图书馆去考察,几乎每个图书馆的馆长都是这个看法,就是数字版和纸版应该并行式地发展。有一些古籍可以把它数字化,防止大家过多的翻阅而导致的损坏,有一些价值不是很大的纸本就不必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复合型的图书馆。

还有一个就是深阅读和浅阅读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趋势是浅阅读发展得比较快、比较好,但是深阅读受到了影响。大家把很多时间用到浅阅读上去了,挤占了深阅读的时间,使阅读质量有所下降。长此以往,对一个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不是很有利。我们在鼓励互联网发展的同时,要注意规避那些弊端,就是有可能影响到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影响到科研效果的那些弊端。所以我的主张是浅阅读也不能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界我们要强调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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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在信息化建设中的新视角

访问者：最后一个话题还是和图书情报学有关,您认为互联网对图书情报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黄长著：互联网对每个学科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对图书情报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影响最大。图书情报学这个学科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这个学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处于一种非常稳定的、缓慢的发展中,主要包括文献的收集、保存、加工以及把它分类编目,向读者提供服务等。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化都不会影响它的本质特点。但数字化的出现对图书情报学是一个革命性变化,影响非常大。一方面,这些先进技术运用到文献信息服务和管理中,原有的理论和模式不再适用,甚至落后于技术的发展,必须运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回应现实存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技术和工具本身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比如数据库技术、竞争情报管理软件、电子商务、云计算等,所以无形之中拓展了这个学科的外延,而且内涵实际上也变化了,就是 大家要研究的课题、关注的内容可能会更多。 

图书情报学科本来就是一门交叉学科,互联网的出现强化了这一特性。因为有了互联网,许多跟互联网有关的问题都进入了我们关注的视野,很多知识跟我们学科发生了交叉。这是件好事情,可以从崭新的角度和视野来认识学科本体,为这门古老的学科在新时代注入生命力。“跨界”是一方面,也会有人担心“过界”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超越了本学科的范式进入到别的学科,这的确是一个潜在的忧虑。但是考虑到网络时代的图书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身也在成长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应该支持那些具备了跨学科视野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积极探索现实问题,寻找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 

访问者：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7年1月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线学习、移动学习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学习理念和方式。这和您刚刚提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变革相互印证,针对这一情况,您认为图书情报学应当如何回应?

黄长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正处在一个强调知识和信息的时代,信息量剧增和学习渠道的多元化让现代人处在一种信息焦虑之中。我们以前说的信息管理、信息共享升华成了知识管理和知识共享。以前我们学科是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通过对信息和知识的有效利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现在仅仅提供服务是不够 的,因为整体的信息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要对新技术环境下的知识传播特征有充分 的认识,我上面提到的去中心化就是一个很显著的特征。现在的知识传播是网状结构的,知识共享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技术和社会地位的 限制,当你认识到这些特征之后,就会明白现在这门学科的目的是要在互联网时代为那些用户创造一个良好的知识共享环境,让信息和 知识可以在个体节点之间自由有序地流动。 

在研究视角方面的转变是,比如要从满足文献需求到满足知识的需求,从单纯地提供信息发展到提供广泛联结的数字化资源系统,从提供进入资料的物理入口发展到构建进入知识的智能入口,从重视技术环境发展到重视整体的信息生态环境,从关注物的因素发展到关注人的因素,把重点从如何让人获取知识转变到如何让人和知识产生互动。图书情报学从来都不是一门大热学科,甚至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但是在建设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进程中,图书情报学又肩负着重要使命,关系着能否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促进社会发展,有益全民福祉,未来应该在信息资源的管理、服务及开发利用、知识管理等更偏应用的方向上持续深耕。 

访问者：您刚刚提到了信息化建设的话题。您认为我国在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重要的成果值得我们去记住的?

黄长著：我国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小平同志在《经济参考报》头版发表了对后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十二字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从那以后围绕信息化的问题,党和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发表过重要指示,制定了相应政策。信息化的核心就是在信息技术发展、信息环境变革、信息资源剧增的背景下开发和利用好信息资源,提 升综合国力。90 年代中国接入互联网之后,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互联网多元化、多媒体化、数字化、互动、开放的特征带来了信息载体、传播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和线下各实体产业的融合,推动信息化进入了新阶段。用户信息需求旺盛,信息素养提高,促进技术创新和信息资源建设,反之,信息资源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刺激用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也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未来若干年里它可能还要再一步发展,很难想象再过一二十年又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以后的变化可能还会更大。

访问者：那您觉得我国接下来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黄长著：从宏观方面来看,除了信息基础设施资源分配不平衡,就是我上面说到的“数字鸿沟”以外,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的问题,不同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还有就是实际工作中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硬件方面投入较多,但是对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不足,数据库的网络化、标准化、市场化、产业化程度较低,后续的管理维护也没有跟上,导致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无论从哪一范 围、哪一层次看都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没有建立起高质量的导航系统,利用效果不佳。这些都需要我们图书情报学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上自觉探索,贡献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微观方面,还有和隐私有关的问题。自媒体时代虽然普及信息和知识方便了很多,但是还是要注意隐私保护的问题,隐私如果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话,所谓的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就始终存疑,所以我想这方面还是需要国家、社会、企业等多方面的力量协同努力解决。 

访问者：您觉得在建设信息社会的进程当中,政府主导的力量和市场、技术自发的力量, 两者应该怎么协调或者说应该以哪个为主?

黄长著：在中国国情背景下,我觉得还是要以国家为主。但是也应该允许市场的自发探索和发展,因为这对于打破垄断是很有好处的。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也没有太多发言权,只有一些感性的认识。比如为什么我们的电信服务价格偏高然而服务质量并不高,可能根本的问题在于垄断机制,没有民营企业和它竞争。所以我想还是要对市场或者技术的自发力量予以充分的包容和支持。

作者简介

谢新洲,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网络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战略。

宋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网络传播。

*原文载于《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4-9页，欢迎个人转发，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后台。

*本文引用格式：

谢新洲  宋琢. 图书情报学在互联网时代应着力于创造知识共享环境——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19, 9(4): 4-9.

制版编辑 | 王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