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斯楞 | 不以年龄划分的代沟

1978年冬天，北岛、芒克、黄锐等7人，用一台破旧的油印机，连轴干了三天两夜，手刻蜡版、手工油印的《今天》诞生了。

此前数年，北岛在工人们入睡后的大通铺上、在洗照片的暗室中、在偏僻的世外小屋里……他拉上窗帘打开昏暗的灯光，偷偷写作。那个年代，这是一种撞枪口的大罪；那个年代，他在这些微光下照亮自己的尊严。

《今天》印好了，他们来到东四十条一家小馆子，点了一瓶二锅头举起了酒杯，准备把这份文学刊物贴遍全城……我在小区凉亭看的正起劲，心里也和他们一同举起了酒杯。

“你看书能当饭吃吗？”是一位热心的远亲长辈。

我哈哈一笑：“大伯，饭我吃过了，书正吃着呢！”

大伯一把夺过我手里的书：“北岛，这啥地方？”

“北京的，北京那边儿的。”

“小呼啊，你是个好孩子。但是看书不能当饭吃啊！你得去上班啦！”

“我现在还有饭吃。”

“说这话！你就是没挨过饿！”

“我还真饿过。”

“你们80后挨过饿？你晓得我们过去饿成啥样吗？61年我家五妹在县城饿死了，来送信的人是爬到我家的，到了门口也死了！我们也都饿的没力气，就地把人埋土里了。你晓得饿的没力气是啥样么？”

“饿成那样，是不够勤快，吃不下苦吗？”

“嘿！吃苦？我天不亮就干活儿，一直到天黑，吃饭不够，吃苦管够，我吃过的苦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吃苦吗？谁给你们造这么大的孽？”

“那是天灾，大家都一样。”

“天灾？遭灾后面那十来年呢？你吃饱了吗？”

“都过去的事儿了！不要提！”

我把书从他手上抽回来：“为啥不能提？大伯，你给我说说嘛！凉亭里冷，回我家说去。”

“我不讲！你跟我有代沟！”

大伯是50年生人，北岛49年生，同龄人。他说我俩有代沟，我理解，我们之间差着30多年。

晚上母亲打来电话：“干啥呢？”

“正看书呢妈。”

“哈呀，还看着呢，你这是打定主意要当文化人啊，好好看吧。”

“是要好好看，以前买的书都没怎么看。”

“再没去上班？”

“没，我就坐家带孩子写文章呀！”

“哈哈，那你好好写。咋那么多写的呢？要是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妈你多看些书就能写出来。”

“唉，哈哈哈，我可不行，看几行行就不想看啦！”

“妈，你说看书能当饭吃吗？”

“哈哈哈，这啥话呀！书咋能当饭吃呢？哎哟！不过你能当饭吃。我觉得你能，你好好看，好好看哇。”

“大伯说看书不能当饭吃，让我去上班。”

“噢，你自己想咋就咋，他说他的，你别管就是了。”

可惜的是，妈妈只念了小学，北岛她不晓得。她53年生，关于看书能当饭吃，我们笑谈，没有代沟。

我说：“妈，我正在看一本书，作者叫北岛。”

“北岛？啥意思？”

“是个诗人，比你大四岁。年轻时在北京编文学刊物，就是把写好的诗、文章，编成书，起名叫《今天》。和我们一样，也是写好文章传出去给人们看。”

“噢噢，那人家肯定是会写、写得好，叫啥？今天？”

“对，那是78年，改革开放，变啦。他们起名叫《今天》，意思是从今天起，就和以前不一样啦！”

“噢，那年人家给平反啦，我们地主家和别人一样，不戴帽子啦！”

“对，妈。”

“那几年，你姥姥她们才敢从乌海回老家了。以前集宁（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桥西都是你姥爷他们家的，油坊、布坊、钱庄……我也记不清了，几条街都是。姥姥回去和政府要，人家有个办事的还带起资料去乌海调查，查清楚了，说是能还。但是私下要几万块钱。”

“几万？那会儿连万元户都还没的呢，几万那得多大一笔钱！”

“是，后来你姥姥她们商量，算了，不要了。只要今后不给人戴帽子，也就心安了。”

“是啊妈， 北岛他们编的《今天》，意思一样，也是从那以后人人都一样。”

“噢，就是，你姥姥经常说，得感谢人家平反的政策。”

关于北岛，关于过去的事，我和妈妈也没有代沟。

思考需要头脑的付出，这与身体的操劳并无分别。只不过，思考是困难的，困难在于对现状产生质疑和不满时，迎面而来的荆棘。思考是人的原生能力，只是许多人经过时代的不断淘洗，这个能力变得迟钝，或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辈子操劳身体，听其自然。

比起身体的劳苦，无数人又是思想的懒汉。醒脑针的刺痛，比不过安慰剂的舒适。

1926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

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人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这番话既说从前，也预言后来，直到现在也无法过时。

如果吃了饭就匆匆绸缪下一顿的饥饱，这无疑是一种担心忧虑的人生，如此紧迫的生存惯性究竟从何而来？或是如我一般，吃饱了饭就想去触碰历史的面具、思索现状的不满、探寻未来的可能，于是遭到大伯发乎于心的质责。我不禁觉得，我俩的生命都受到隐隐的限制，好像被紧逼在一扇无形的门内，大伯被缚死了，我试图撬门，大伯在制止。

北岛、大伯、妈妈，是同龄人，都曾在刻毒的时代历练生命、操劳半生。只是北岛始终不曾放弃他的文字王国，坚持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真义，他的灵感、他的勇敢、他的光芒，都来源于此。

妈妈和大伯都不晓得北岛。幸运的是，我的妈妈愿意在年迈的时光里多一点点回忆和探讨，这一点点回忆和探讨，毫不吝啬地生成了一点浅浅的思考，所以她和我就没了代沟。但是，大伯的“我不讲！”，在我、妈妈，甚至北岛面前，划下一道决绝的、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对待一段历史，更是对待个人生命的不同态度，这是一道不以年龄、不以年代划分的代沟。

吃饭就是吃饭，没有其他答案，如果努力奋斗的人们，内心还在担心挨饿，那这个所谓文明社会，还需要被深刻的检讨。看书绝非为了吃饭，看书帮助人们追赶思考的答案，增加生命的底色，找到人生的价值，这是人比动物略微高级的区别。我无意与动物一较高下，因为动物从不与人争斗，相反，与人类自制的浩劫相比，它们纯洁的就像天使。

我继续看北岛。

《今天》在出世之后的两年中，不断被中止、停刊，不断再版、复刊，历经劫波后，于1980年12月被迫最终停办。十年后，在挪威奥斯陆再次复生。

腥风血雨的时代刚刚结束，噩梦或许再度降临。但北岛执着于微光照耀生命的力量，兴奋地掏出了激荡人心的梦想。他们7人奔行在1978年北京的冬季，身体里的血液热烈地喷张，他们毫不不畏惧追梦路上种种未知的恐惧，开始过，坚持过，勇敢过。在那个走向春天的冬季，北岛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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