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卡尔·施密特游击队理论

写在前面的ps：近来疫情与塔利班重新上台，再次引发人们对“游击”的思考。为此，转一篇旧文，仅供参考。

上世纪六十年代，古稀之年的卡尔·施密特在对他的访谈中提出了游击队理论。在他看来，游击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首次出现是十九世纪初，西班牙人民抵抗拿破仑侵略。为了抵抗拿破仑，当时的德意志、沙俄也都发动了人民组成游击队。这种战争发挥到极致，也最成功的表现，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后半段。施密特将游击队描绘成抵抗现代化的战士，扎根于他所谓的“大地”；这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基于传统文化和自然条件的民族共同通体。他由此谈到革命都像基督教，从反抗罗马变为服务罗马。

主流认为他发展了他之前的理论，刘小枫等也将这篇访谈编入施密特代表作《政治的概念》之后。然而，游击队恰恰会打破他书中的核心概念，打破革命蜕变的宿命。游击队可以由国家发动，但国家无法实际控制，否则还是正规军。在实战中，不但不受国家控制，内部也没有国家那样最高的、唯一的决断——主权。

青年和老年的施密特

施密特认识到了游击队的敌人是具体的，应该进一步认识到游击队的行动也是具体的，甚至具体到一个战士，一颗子弹，也就不能像主权那样抽象的划分人民与敌人，敌我关系是交错和多变的。紧急状态成为常态，却不是由主权者决断，而是由每个战士自己把握。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像病毒的扩散。

这种结构确实是反现代的，却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的国际主义成功地与之融合，西班牙内战是第一次尝试。十月愅命不是靠国际主义，但列宁的目的与后续是世界革命，才会影响中国，所以中国也并非纯粹的珉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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