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无政府主义两次思潮研究

写在前面的ps:昨天说到安那其主义，今天就发个以前的小论文。照例略去引证，仅供参考。

由于宣传和教育的长期努力，爱国主义乃至国家主义早已被当成中国传统和主旋律，与之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则被当成微不足道的舶来品。历史并非如此，无政府主义曾两次在中国风靡一时：一是春秋战国，以道家与墨家为代表；二是清末民初，以青年革命者为代表。

一、两次思潮的因缘

两次思潮相隔两千余年，社会背景自不可同日而语，之间也没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尤为不同的是，春秋战国那次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立场是取消“国”，目的是“利天下”；反之，清末民初那次是将西方理论用于中国现实，立场是中国，目的是“救亡图存”。

两次思潮仍有内在联系。一次在秦制建立之前，一次在秦制崩溃边缘，而这都是中国最大的思想解放时期。他们身为精英，却都厌恶当时的统治，寄希望于民众，企图跳出原来统治的循环。因此，后一次对前一次也有一些继承，下文将具体阐释。

二、先秦思潮

对道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学界基本仍然是概述或结合时政的献策。没有对老庄政治思想的传承，老庄之后也就没有真正的道家。二者思想也并非浑然一体，在政治上尤为不同。对墨家研究近代才有所回暖，但政治思想研究的现状也和道家相同。对道家，尤其墨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至今仍没有专题研究。相反，学界权威却将两家的理想状态等同于统一秩序，进而说成是大一统的组成部分，虚构出中国“文明根性”。

（一）老子思想

老子是方法上的无政府主义。“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颠倒儒家的逻辑，指出儒家的理想恰恰是社会堕落的产物。他不是要完全恢复自然状态，而是用自然而然的方法，实现一种和谐的状态：“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不过，引文中一个个“我”仍然是绝对主体，是老子文中常见的“圣人”，先治国再治天下。这都与儒家一致，只是用“无为”来实现这些“有为”。

（二）庄子思想

庄子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完全消极，却更激进。奥尔森从经济学的理性人出发提出政治学假说，认为现代国家不是源于社会契约，而是匪帮。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同的是他用盗跖的寓言讽刺的是儒家伦理：“盗亦有道”。不论是经济计算还是伦理关系，庄子都完全反对。在他的寓言中，佝偻丈人承蜩、庖丁解牛的关键不在于他们外部工具，而在于他们内心与外部通达，也就是说没有功利的目的，甚至也无所谓对象和主体。正如他寓言中的那位老人所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老人宁可多花力气用瓮装水浇菜，也不愿使用机械提高效率。

国家和机器都是一种组织，机器(machine)是一种结构(constitution)，后一个词衍生为宪法的专有名词。当这些有限的工具被尊为永恒的至宝，难逃庄子一问：怎样藏一艘船最安全？庄子指出藏在哪里都有风险，只有什么都不藏，无得也无失。“藏”，不仅是一种占有，而且是一种掩盖，导致工具不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工具，不再是为了实现目的的工具，反而是支配其他工具，成为特殊的目的。国家正是这种异化的工具，本来是公众维护公共利益的工具，后来成了假借公共利益来维护私人特殊权益的工具，而公众还被赋予维护这种工具的道德责任与法律义务。

（三）墨家思想

下文试从其政治思想与组织方式分别阐释。墨家的文本仅涉及前者，后者则由其行动表现，被他人记述；表现与内容有别，却都指向无政府主义。

1. 政治思想是民主的国际主义。墨子所谓“尚贤”，不是儒家那样自上而下的选拔，而是自下而上的选举：“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尚贤”的前提是“尚同”，个人之间不是儒家那样等级分明，而是现代民主的最理想状态，由个人直接选出个人作为代表。这些代表的不是国家，而是天下，所以个人之间“兼爱”，国家之间“非攻”，所以墨子像庄子而非其他诸子，不专门为包括自己国家在内的任何一国服务，更不想当“国师”。这与克鲁泡特金基于互助论的无政府主义区别在于，墨家是以武力保卫和平，孟子赞扬这种侠义精神：“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可他又说墨子眼中没有“父”，是“禽兽”，这其实不是因为墨子主张“兼爱”，而是因为实现“兼爱”的侠义精神足以抗拒君权与父权。

描绘大刀王五和谭嗣同情谊的电影，豆瓣评分挺高。

正因如此，谭嗣同才会“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曾想做一名侠客，与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深交，才会在绝命诗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这与庄子的“逍遥”融合，就成了艺术中的“江湖”。

《沧海一声笑》的词曲，游戏《仙剑》中酒剑仙出场念的一首诗，都是绝佳表现。可是，迄今唯一一部以墨家为专题的电影，因墨家思想在豆瓣被压低评分。

2. 组织方式是宗教团体。由于墨家组织对外隐秘，纪律森严，有不受国家控制的财产和武装，很多人认为是黑帮，又被当成僭主制来批判。可是，即便组织的绝对权威——巨子，也是选举产生，也要严格遵守纪律：身为巨子的腹䵍，儿子杀了人，他拒绝秦惠王赦免，按墨家纪律处死了他儿子。这与巴枯宁组织的区别只在于最终权威来自超自然的“天”和“鬼”，来自信仰。

以上也可见墨家与基嘟教有诸多共性，从谭嗣同到基嘟徒的王治心、吴雷川等都从其他方面得出结论。这不是单纯的以中化西，甚至只为文化自信，而是借外来文化激活传统因素来改造现实。墨子与耶稣都是木匠出身，在如今看来都属于无产阶级，而早期无政府主义、GC主义都源于基嘟教的团契思想，墨家则多次被近代中国GC主义思想肯定。如今民间也有融合二者的群体，比如HK的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未到中年已为此创作许多学术文章。

三、近代思潮

这次思潮都围绕着革命展开，互相联系，又各有不同。恰如“无政府主义”这个汉译，他们只是取消了政府，不像庄子那样连国家一并取消，却比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更激进。李少陵在《革命辨》中甚至认为只有无政府主义是真正革命：“无政府主义等于真实的革命主义，而革命的真伪，亦由此辨别了。”

刘师培要是现在的90后，靠脸就能火。

当时主要群体是留学生，一部分以留法学生为代表，KMT的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创办《新世纪》。他们主要受巴枯宁影响，巴库宁主张以严密的组织，用严酷的方式夺取国家机器，一直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猛烈批判。当时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基于工团主义，代表人物索雷尔支持列宁的革命，二者对组织和暴力的理解都很接近巴枯宁，这就可以理解张静江、吴稚晖为何会支持KMT，也可以理解王亚樵为何会建立比墨家更侠客的斧头帮。

另一部分以留日学生为代表，刘师培原参加革命党，后倾向无政府主义，创办《天义报》，组织翻译《GC宣言》。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正是在刘师培的影响下，在日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CPC创始人之一。他们受克鲁泡特金影响较深，克鲁泡特金继承了巴枯宁建立新公社的理想，过程与方法却不同，是基于人类互助互爱逐渐自发形成的。幸德秋水本是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受他影响转向无政府主义。巴金早年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并在自己小说中表达了个人自由与对人博爱的思想，符合巴金说自己笔名中的“金”是取自克鲁泡特金；这与巴枯宁不同，也不符合巴金说法，故“巴”并非取自巴枯宁。日本白桦派文学家试图实践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周作人将这传播到中国，早于梁漱溟，率先建设新农村。毛泽东也参与其中，后来思想转变，与早年的好友萧子升分道扬镳，但他晚年发起的运动仍然像早年那样尝试突破国家框架。此外，蔡和森、恽代英等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受到克鲁泡特金的影响。

围绕着革命，以上思想表现出以下三种特性——

（一）动力方面

强调内在精神。朱谦之在《革命与创造冲动》中认为，革命源于“本来的冲动，就是创造的冲动”，所以是真正的时间，即意识的绵延，“是紧张的流行，不是弛缓的开，因此不占空间，没有广袤之性”。这种创造的冲动不是占有欲，还抵抗占有欲。他这明显受到柏格森影响，将生命哲学用于现实政治，将意识的绵延性外化为革命的进步性。他在《革命的思想》概括这样的思想：“极端的，单简的，无踌躇的，无顾忌的，只凭一念真实，全无许多伎俩，故虽唤做思想，而在我也不会添一些。”他认为革命方法只有“怀疑”、“破坏”。

（二）意义方面

不仅进步的属于革命，只要是变革都属于革命。法律作为现实秩序的代表和维护者，革命对法律来说是非法的。燕树棠在《法统与革命》中甚至说：“革命与合法不能同时并存，法外手段与合法手段亦不能同时并用。”这意味着革命只能完全否定法律，而不能用法律达成妥协。而革命的正当性是由结果建立的，革命失败就是“叛逆”、反动，革命成功则是进步，是重建法律。唐有壬的《甚么是反革命》将广义的革命定为“推翻成局，打破现状”。因而朝代更迭，民众反抗，政治、经济制度或生产技术的变革都属于革命。

（三）策略方面

灵活多样。唐有壬在前引文章中认为苏俄革命为革命增加了一些解释，其实也就不同于他之前的解释：革命以大多数人利益为目的，以实证、精确的观察发现问题，以丰富的知识、方法解决，由严密的组织执行，从而获得大多数人支持而成功，这正是孙文当时革命策略。“直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革命意义方才明显”，于是他以孙文作为革命标准：“赞成他是赞成革命，反对他便是反对革命。”

对梁冰弦而言，既有自下而上、渐进的社会革命，也有自上而下、迅猛的政治革命。前者，如他在《乡村革命》中主张先在农村开展社会革命，“只许有平民生活的乐园，不许有皇帝余孽的孳生机会”。如果实现，“工程”已完成过半。后者，如他在《革命的工团》中认为权力集中在上，那么“一定要在逼近中央的地方来发动，中央打破，则地方就不足为虑的了。”这与主流工团主义不符，符合的是布朗基主义和早期革命党。

余论

以上两次思潮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流，共同问题在于现实与理想差距过大。身处乱世，却想仅靠精英设想，一蹴而就实现乌托邦。如前所述，他们并未完全失败，而是融入其他思想；也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边缘潜藏。先秦的思潮，可以在斯科特所谓的赞米亚，在东南亚高低一带的山民、生番中找到踪迹；近代的思潮，则随着网络年轻左翼的增长，政治主要学习巴枯宁，哲学主要学习福柯、德勒兹，酝酿着第三次兴起。

（原在知乎发过，相关问题已被屏蔽。文章最后不想太悲观，没说当时安那其结局基本是要么投靠国府甚至日寇，要么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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