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人问“家暴受害者为什么不离开”，把这篇文章甩给TA
#trigger warning
请注意，本文包含亲密关系伤害、虐待，以及心理创伤相关内容。阅读时可能会引发不适。尤其是对于遭遇过类似创伤的读者来说，阅读本文，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或者害怕。如果你因此出现创伤的回忆，或者感到焦虑不安，请随时停止阅读，深呼吸。并且帮助自己放松，或是寻找人际支持。你不必勉强自己进行阅读。你可以在任何你愿意，感到安全的时候，再考虑回来阅读。
1977年3月9日，美国密歇根州。大约在晚上8点半左右，一个女人敲响了达斯维尔镇的警长办公室门。她说，她把她的丈夫烧死了。
这是日后轰动全美的法兰辛·休斯（Francine Hughes）案的开端。或者说，这只是这件事进入公众视野的开端。在这之前，法兰辛的丈夫已经虐待了她13年。
她所遭遇的伤害，她的痛苦，早在这件事造成轰动之前，就已经持续了太久。
法兰辛一案审判，法院门前声援她的姐妹们。
在此前的美国，亲密关系暴力的案件并不会获得如此多的关注和报道。它更多被看作家务事，隐秘在一扇扇家门的背后。
往回追溯，美国在19世纪的早期，采用过英国的“拇指规则”，即要求男人可以使用“不得比他的拇指更粗的棍子”来“管教”他的妻子。而更为讽刺的是，这在当时甚至被视为一种对于女性的保护，从那些情绪过于激动的男人手中保护她们。
直到1910年，美国46州中也只有35个州重修了法律，将“打老婆”这件事视为犯罪。
然而，即使立法已经逐渐有所改变，但在1977年，法兰辛所面临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由于当时美国法律要求在抓到现行罪行的情况下才能够执行逮捕，所以即使她一次次报警，身上遍布伤痕，当时的美国警察依然无法逮捕她的丈夫詹姆斯（James Hughes）。
法兰辛面临的，是长期的谩骂，殴打，控制。而詹姆斯甚至数次放言，自己绝对不会被抓住。
当她的遭遇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时，就如同过去，现在，甚至未来还会有亲密关系暴力幸存者被问到的那样，存在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为什么她不离开？”
这个问题的提出，或许并不是出于恶意。但它的确反映了许多对于亲密关系暴力的迷思。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的推测其实是：离开一段虐待性的、有毒的关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人们所想到的画面，可能是一个女人悄悄打包所有物品（或许是在深夜），逃脱这段恶劣的关系，离开这个糟糕的人，奔向自由。而随着她的出走，这段关系也就烟消云散，没有任何可害怕和可顾忌的了。
然而，受虐妇女的处境，往往比这个画面呈现的要更为复杂，更为可怕。甚至可以说，更为致命——许多人并不知道，被发现要离开，或是离开后的幸存者，遭遇袭击的可能性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成体系的庇护系统，以及相关的法律改善十分重要。
因为我们并不应该让妇女作为个体，来独自面对“离开”相关的风险和伤害。
而要更为全面地理解受虐妇女的遭遇，“受虐妇女综合征”这个心理学概念，或许能够带来系统的、十分有效的新视角。随着相关了解的深入，这个概念也已经运用到一些受暴妇女杀死长期虐待者的法律辩护当中，作为一种自卫辩护。
比如在今年的6月，在法国女性瓦莱雷·巴克特（Valérie Bacot）被指控谋杀丈夫一案中，法官在考虑了她遭遇丈夫长达12年的虐待这一情形后，最终判决瓦莱丽四年监禁，其中三年缓刑，但由于她已经服刑一年，故被当庭释放。
受虐妇女综合征
1979年，心理学家莱诺尔·沃克（Lenora E. Walker）提出了“受虐妇女综合征”（Battered Women Sydrome）这个概念，尝试理解在亲密关系暴力中，女性所受到的伤害。
莱诺尔发现，当女性的伴侣无视她的权利、意愿和感受，试图使用权力去强迫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使用躯体虐待、性虐待，以及／或者心理虐待去达到目的的时候，这些女性的身上会出现一些相似的症状。
一些症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类似，但也有一些症状会在亲密关系暴力情境下单独出现。
而这些症状，包括研究时所收集到的“虐待往往并不是一次性或者偶发的，而是长期、持续的”这一信息，都是和人们固有的判断相冲突的。
遭遇虐待的女性，往往面临着和常见家暴迷思在两个方面并不相同的境况：由于长期的虐待，首先，她们很有可能已经发展出了在极端情境下，为了自我保护而高度警觉和不安的状态，也就是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类似的状态，这会使得身心更为疲劳，日常生活更加辛苦，更难建立稳固的外界支持。其症状可能如下：
即使在虐待没有实际发生的时候，有时也会感到自己陷入了相关的回忆和体验 尝试回避任何与虐待和虐待者相关的活动、人物、情绪 过度觉醒（高度紧张）或者过度警觉 人际关系被扰乱和破坏 扭曲的躯体印象或是其它的躯体担忧 性以及亲密上的困扰
其次，由于亲密关系的特殊性，在对于暴力产生原因的认识，以及对于未来的推断上，在最初对方可能会改变的希望破灭后，由于常常很难获得有效的帮助，遭遇侵害的一方会更倾向于认为糟糕的状态会持续下去，且很难有人能帮助自己。她们常常表现出以下症状：
遭受虐待者认为自己所遭受的暴力是自己的错
遭受虐待者难以将虐待的责任放到别人身上
遭受虐待者为了自己，以及／或者所爱之人的生命而担忧，而施虐者或许会，或者是已经威胁威胁过要伤害她／她爱的人
遭受虐待者认为，虐待者是无所不在而且无所不能的
当我们看着这些症状的列表，或许会意识到一点：在长期紧张、时不时回想起经历暴力的场景，还要担心对方可能会继续伤害自己、自己的子女、家人、宠物的情况下，离开，完全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和容易。
更何况，在人际关系已经受到严重影响，自己又时刻不安的情况下，要相信外界，向外求助，也会更加的困难。
然而，这些症状指向的并不是遭受虐待方的“脆弱”或是“无能”，她所做出的，是大多数人类在面临如此长期并且系统的伤害后，可能做出的推断和反应。
这些症状指向的其实是来自于虐待者的，系统性的操控和伤害。这种伤害使得受虐女性感到无助和恐怖，在权衡后认为离开可能会更加危险。
由此，一个新的疑问便十分清晰与迫切：到底是怎样的伤害，才能将一个人折磨到如此不安和恐惧，对于自己和外界都难以相信？
莱诺尔·沃克的另一项发现，法兰辛·修斯的真实遭遇，以及许多虐待幸存者的经历，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疑问，其实也暗含了另一个假设。即如果一个人会伤害或者虐待自己的伴侣，那么TA就算没有在脸上写着“我会虐待伴侣”，但恐怕也没有难以识别到哪里去。而只要发现了这个信息，女性就应该马上离开。
然而事实是，许多有毒的虐待性关系，刚开始时可能并不会出现虐待和伤害，甚至还会被形容为“像做梦一样美好”“他就像我梦想中的那个Mr.Right”。贬低、羞辱、控制，可能都是后来发生的。
在关系初期，任达华饰演的丈夫非常体贴与甜蜜
图 /《天水围的夜与雾》
此外，施虐者的控制，往往是逐步发生，并且是全方位的。
心理上，施虐者会试图不断凸显自己的力量和强大，而贬低和无视伴侣的感受和意志。
在这期间，或许受虐方会疑惑，会对质和反抗，但施虐者则会试图转移问题的焦点，试图将事情的责任都归结给对方，并且做出佯装客观的“就事论事”，似乎只想讨论这一件“小事”，而竭力不让对方注意到这背后反复发生的伤害、控制，以及在关系中浮现出的新的危险模式。
经济上，施虐者可能会不允许受害女性去工作，或者在家用和个人花费上克扣对方的金钱。
经济上的窘迫不仅会带来羞耻感，同时也使得受害女性面临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即使她离开，在经济穷困，或是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她要如何独自生存？更别提如果要带着宠物或者孩子离开了。
点击图片查看橙雨伞往期文章《全国家暴庇护所信息（持续更新）》
经济上的控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的，也会涉及到个人发展。比如，上文提到的法兰辛曾经就试图在大学学习，而她的丈夫詹姆斯则撕毁了她的课本。这一举动不仅是针对课本，更是意味着他在否定和拒绝法兰辛的学习和自我成长，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她的人生，并且以暴力的举动相威胁。
而如果受害女性难以找到机会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在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要离开去独自生活也会更为困难。
离开后要去哪里，则是另一个很真实的困扰。除了经济窘迫可能无法找到住所外，即使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找到住所，这个住所能否成为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也会成为问题。
离开之后，很多施虐者并不会就这样放开这段关系，TA可能会开始跟踪、威胁、骚扰甚至袭击离开后的女性。
实际上，离开施虐者的女性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许多致命的伤害和袭击，往往爆发在女性选择离开后。
而且，即使受虐女性能成功离开，施虐者还可能会用孩子、宠物、具有重大意义的物品来威胁她。《天水围的日与夜》的原型案件中，受害者实际已经获得了公益团体的支持和帮助，就是因为被对方用孩子威胁，急匆匆回到家中，结果惨遭杀害。
此外，莱诺尔·沃克发现，亲密关系虐待其实存在一个循环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关系并不会一直都处在爆发期（也就是暴力发生的阶段），而是会进入一个循环。
从这个循环中可以看到，其中的爆发期（施暴时期）后会跟随一段时间的懊悔期（蜜月期），在这期间，施暴者可能会用买礼物、道歉、谴责自己、下跪、打自己耳光等方式表达悔过，并且承诺之后再也不会这样，或者一定会改。而这往往会带来一种希望感，让身处关系中的女性感到“或许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了”，于是更难以离开，之后，可能逐渐进入平静期，继而又再次爆发。
这种循环有些时候还会呈螺旋状上升，随着时间推移，暴力升级，蜜月期和瓶颈期可能会越来越短暂，而充满压力和暴力的时期越来越长。其中，施暴者的控制也可能越发严重，使得受害方离开更为困难。
图 / SWWS
当全面了解了受虐女性的境遇，意识到需要改变的社会观念、法律、执行法律的方式，需要提供的资源这一切之后，才能让遭遇暴力伤害的女性更容易离开，我们的问题才会从“为什么她不走”变成“我还能做些什么”。
只有当我们不再将这件事归结于受害女性个人，不再苛责她们为什么不离开，而是更多理解其中的困难，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更多的有效帮助。使她们不再担心不被理解，甚至被责怪，不再因为感到无助，而受困在虐待关系中。
同时，针对施虐者的研究和干预也十分重要。
而且，即使了解受虐妇女综合征，许多律师、社工等相关人士，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实际呈现这些困苦的同时，让人们意识到，有独立工作，看似强悍的“非传统女性”，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要避免人们用一个新的刻板印象去面对这一切。
这一切的改变可能是缓慢且复杂的，但它也往往是从个人开始的：不再以责怪受害方的角度谈论为什么她会被施暴，不再认为这“只是一件家务事”甚至“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发现有人指责、消费或者伤害幸存者，也可以指出不妥；
如果是在会接触到幸存者的职业岗位上，比如法律、救济，不妨多学习一些相关知识，更新自己的认识，至少不为离开造成更多的困难，有机会的话，在能力范围内尝试推动一些改变。
这条路或许还很漫长。但越多的人了解到真实的、复杂的境况，或许就会有越多人一起尝试继续前行。
在法兰辛的年代，她的律师还不得不使用精神失常为她争取无罪辩护，因为那时的欧美司法系统和社会，并不理解和接受长期遭遇虐待的妇女，是在怎样的境况下生活。
而在瓦莱雷的年代，她获得了当庭释放。
参考资料：
1.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210528-329a6f70.html2.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g4MDUyNw==&mid=201227508&idx=1&sn=be2c51666d24ddda958ab91e201c300c&scene=1#rd3.http://news.sohu.com/20150430/n412152006.shtml4.https://ent.sina.com.cn/m/c/2021-05-02/doc-ikmyaawc3115799.shtml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