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黑板！『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超重点，23华科新传考研人务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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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科最新发布的考纲中，传播理论部分再次明确了对“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考察，正如华科新闻学院所说，这是出于对“人才选拔培养实际情况”的考量而作出的调整。

在世界传播格局从“西强我弱”向“东升西落”过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无疑需要更高质量的了解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知识的人才队伍。那么华科新传考研更加重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板块的考察便是有迹可循的。

对“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重视，也反映在华科新闻学院老师们近来的研究旨趣上。张昆、陈先红、陈薇等院内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都包括了国际传播研究，并且都各自主持着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近两年来，学院的各位老师也发表了一系列与国际传播相关的论文。并且，新闻学院张昆教授领衔的“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
可以说，华科新传考研学子在复习备考中，国际传播无疑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内容！

那么，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这一专题要怎么准备呢？《传播学教程》在第十三章对“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定义、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一些重要课题（国际报道中的新闻价值问题、信息主权、文化帝国主义等）进行了介绍。《传播学教程》作为华科官方指定的参考书之一，其书中的这部分内容，自然是大家在复习“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这一专题过程中必须掌握的。但该书中的内容并不足以涵盖当前国际传播研究的全部重点，我们仍需要有所拓展，对学界当前的研究热点有所了解。在本篇推文中，学长整合了部分学者的相关研究和观点，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No.1  概念辨析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定义在《传播学教程》有介绍，这里便不再赘述。国际传播的传者和受众主体均为民族国家，国家是基本的分析单位，研究范围主要涉及文化、文化的商品化、媒体帝国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信息扩散和新闻广播，以及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传播方式以大众传播为主，往往被等同于“宣传”。而全球传播的传受主体不只限于国家，还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传播内容也远远超出国际传播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国家形象、话语权等的范畴。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是否通过传播来达到服务国家政治的目的。但是自90年代以来，国际传播研究者将个人、社会群体、商业公司、国际组织也纳入了国际传播主体的范围内。

持包含论的学者认为，国际传播领域除去国家政府，商业公司、国际组织、个人等同样是传播主体。因而，全球传播可以被视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阶段、新范式、新路径，国际传播这一概念可以覆盖全球传播。但是，“包含论”将国家和其他参与主体掺杂在一起会模糊和削弱国家的特殊角色以及国际传播原本所特有的解释力；同时，在民族国家确保人类安全和团结愈发乏力的情形下，包含论也抹杀了在新闻媒体为主导的国际传播由于意识形态偏见等很难形成建设性对话促成共识时以公民个体、非政府组织等为主体的全球传播的重要性。

史安斌等学者则持替代论观点，他们认为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有国界的国际传播应被更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无国界的全球传播所代替。这种观点的隐含论点是个人、新闻媒体、跨国企业等其他传播主体影响力不断提升以，能够比肩甚至超越民族国家，但作为全球化主要动力的跨国公司和互联网新技术依然受制于国家，国家始终是全球化背后的主导力量，民族主义的抬头、国族意识的增强，使得国家主导的国际传播在后疫情时代将继续存在甚至强化。

因此，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都有明确的适用对象，在特定情形下都有不可替代的解释力，并不能混用，或是以包含论、替代论待之。

No.2  我国国际传播

面临的多重困境

1、国际传播格局“西强东弱”，新型国际传播秩序还未形成

他国人民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媒介的报道，媒体通过对不同国际议题的设置来建构国家形象，但是媒介的偏向性不可避免，而西方媒介享有为全国受众议程设置的功能，中国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位置。相比于欧美西方国家多年布局的强大国际话语空间和意识形态输出格局，尽管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初见成效，国际传播秩序格局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总体格局中仍然处于劣势。从全球网络社交传播平台来看，也是以西方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平台为主，依旧呈现西强东弱局面。

2、在观念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西双方主语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双方的概念、范畴和表达缺乏有效的融通和对接，中国主流媒体尚未摸透有效的国家传播话语，在观念建构上陷入困境。

3、新传播环境下的信任壁垒

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引发国际传播生态的结构性变革，机器人水军、深度伪造强势入局，造成假新闻泛滥；技术黑箱带来算法操纵和“信息茧房”的困局，这更加加重了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信任壁垒。

4、“以我为主”的传播策略

面对全新的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环境，过去单向的、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策略陷入失灵窘境，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不仅难以弥合认知差异，甚至还引发“逆火效应”。

No.3  增进我国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传播的历史和时代特点赋予当代中国国际传播双重任务,一是建立起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内传播矩阵,夯实有效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体系;二是推动建构平衡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讲好世界故事,同时讲好中国故事。

1、进行话语体系建设

福柯说，话语即权力，话语是一种资源，掌握这种资源的人也就拥有了一种权利。新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要推动当前国际传播话语转型，以“中国性”精神气质建构全球化的“世界性”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运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自行设置话题引导国际舆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国理论的世界阐释，将本土理论与国际范围内热点研究领域融合,推动中国知识生产的世界性阐释。

2、以“全球中国”的方法论带动国际传播

“全球中国”既是新型全球秩序动态演化的结果,也是世界借以理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方法论。

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起，中国与世界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存在“体用”“优劣”之争；第二阶段，随着中国全面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世界之中国”日渐成为现实；第三阶段，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世界”的视角日渐显现。在此背景下，“全球中国’议题逐渐引发西方学者关注，这首先源于其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对作为问题的“全球中国”的焦虑隐含着这样的认知假设：中国在自由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通过融入世界体系，抓住机遇获得发展并对既有秩序发起挑战；中国是既有世界秩序中的问题，同时，中国也将经历和西方一样的结构性问题。另外，也有学者将“全球中国”视为一个过程，“世界体系论”奠基人之一的阿瑞吉将“全球中国”概括为“线性的霸权转移过程”。

“全球中国”不仅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具有相当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全球中国”不仅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力形态，更是突破“西方—东方”二元对立视角，在理解新全球化时代过程中具有去中心化和对话视角的方法论。以“全球中国”的视野打开国际传播，在用国际通用的视听语言向世界人民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面对多方对话的差异，整合对话双方的文化差异，巧妙运用“他者”叙事，站在他者角度在差异性对话中实现自我与他者视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塑造、建构并传播真实客观的形象,形成有序的共同体传播意识。

3、推进平台制度建设

20世纪,美国的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依托的硬件基础是大众传播基础设施与信息结构。现如今，媒介技术变革正在模糊并重塑着国际传播的信息边界形态,数字平台为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新的破局契机。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平台通过广泛接入与触达来实现社会关系的连接和社会资源的重组。经由平台中介，不同参与者被聚合在一起。目前，平台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从“内容生产”的媒介变为“中介连接”的媒介。平台作为一种技术、媒介、话语体系，嵌套在这之下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地缘政治、商品经济、民族国家关系、文化碰撞问题等。积极推进平数字台建设，数字平台治理，形构政府和民间多元行动者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从而搭建人人皆可参与的国际传播，提升国际信息传播的可见性，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4、重新审视情感和情绪的价值

新闻是一种话语，建立在新闻客观性假设基础之上的新闻专业专主义是支撑美欧建构媒体信用和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核心竞争力。但随着美欧媒体在重大事件报道中“假新闻”事件频出，欧美新闻专业主义及其精神在后真相时代的合法性危机日显。与此同时，情感与共情对于建构社区关系与文化认同的价值越来越获得认同。新闻媒体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感”价值与后疫情时代的“情绪”危机进行建设性结合，用情感性的故事拓展共情的广度和深度。这对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来说，是一种建设性思路。

5、采用差异化、多元化传播策略

国际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折扣、高低语境等宏观无奈正是跨文化传播的精细活，也是跨文化传播真正到工作区。中国在国际传播中进行分层、分类、分群传播的技巧，对于不同区域、不同国际、不同群体的受众精准触达，在清楚不同受众需求的基础上，由合适的传播主体选择适合的传播内容，以恰当的讲述方式和传播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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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增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五点内容，在遇到关于“国家形象”的问题时，依旧可以用以作答，尤其是“全球中国”这一理念，更是十分适合用以分析如何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大家可以将史安斌教授的文章（见文末参考文献[6]）找来仔细看看。

【参考文献】

[1]韩德勋,赵士林.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之辩再思考[J].全球传媒学刊,2021,8(04):120-134.

[2]胡正荣,田晓.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分层、分类与分群[J].中国出版,2021(16):3-7.

[3]李鲤.赋权·赋能·赋意：平台化社会时代国际传播的三重进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10):60-64.

[4]姜飞,张楠.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2021年研究综述[J].全球传媒学刊,2022,9(01):93-111.

[5]姜飞.走出认知无奈与实践沼泽：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叙事重建[J].编辑之友,2021(11):6-15.

[6]史安斌,盛阳.探究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方法论创新:基于“全球中国”的概念透视[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03):5-13.

[7]孙萍,邱林川,于海青.平台作为方法：劳动、技术与传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S1):8-24+126.

[8]余红 ,邓琴玲玉 .弥合与创新：智能化国际传播体系构建新路径[J].中国编辑,2022(07):17-22.

[9]张昆,蒲蕤.疫情背景下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战略与实践策略刍议[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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