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问题！
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须要进行利益的再分配，这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在过去的40十年中，我们的社会一直在进行各种调整以适应这种社会的变化。即便如此，调整的幅度依然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以至于淤积了许多问题。这种滞后性源于利益的再分配需要经过反复的博弈，但聚集的力量不足以突破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原有格局之时，就只能等待时机。不管是产业领域还是社会治理方面，每一次危机都是推动制度建设的最佳时刻。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坏事坏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了好事！
在逻辑学教科书中关于逻辑的定义就是对判断的判断。人对复杂事物的认知首先会从判断开始，判断是为了选择，而选择为行为提供指引——行为的滞后性源自于判断的滞后性。《教父》中有句台词：半秒就能看到事物本质的人和大半辈子也没能看清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正因为人的行为由判断所驱动，而人在失去判断的时候，往往会通过拖延、逃避和情绪化来避免采取行动。然而，如果你所处的生存结构在变化，即便什么都不做，自身的处境也会越来越糟糕。这就是所谓的：什么都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在《咬人的狗是不叫的！》一文中阐述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处境的现实——那就是时间不站在它那一边。在生存竞争中，时间的加持是非常可怕的事，关于这一点，已经在5-6年前写的那篇《C4：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中详细的阐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以色列除了外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棘手，并且在不断腐蚀它的综合国力和战斗力。凡事有果就有因，人们在乎的是迫在眉睫的结果，却往往忽视起心动念的原因。你在下游看到的黄河长江何其壮丽，但在三江源头看到的却是一个碗口大的泉眼——你甚至无法想象它就是长江黄河的源头！
以色列的国民分为三类，有一批人类似于当年的满清八旗，这个群体不问俗世，享受供养，但特别能生育，他们是犹太社区中的婆罗门。在以色列立国之初这个群体的数量还不多，却不可或缺，因为他们是维系整个社群内部紧密连接的纽带，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以前我们乡土社会中的族长和私塾先生，也类似于中世界欧洲基层社会的教士群体。他们是民众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也是民众与宗教紧密联系的纽带——凡事作为社会节点的人就一定会变得重要。而且他们作为全球犹太社群网络的节点，与华尔街的犹太资本集团的利益也更加紧密。
人一旦处于供养状态，就会对真实世界缺乏感知能力，无法与之共情也不在乎——就如同孩子不会理解父母维持生计的不易，妻子不能理解丈夫挣钱的艰难。目光所及之处，自己需要的一切都自然就有了，至于如何才能拥有，因为看不见艰辛的过程也就没有概念，如果欲求不满反而会对让自己拥有这一切的人进行道德指责。
总而言之，这些不需要交税并拥有特权，与外部存在紧密利益连接又在内部被供养的人，在总人数的占比中越来越高。有些原本不是这个群体的人也拼命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这点类似于南北朝时期，许多年轻人出家当和尚，因为寺庙不仅享受皇家香火还被赐予了大量田庄土地，寺庙的主持不仅是宗教的祭司也是现实中的大地主。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量的年轻人逃避生产和徭役，出家到寺庙享受供养，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失衡。因为朝廷收税只能向平民征收，兵役和徭役也只能从平民中派遣，掌握大量土地又与权力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寺庙，还有面向大众的宗教神秘权威加持，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征税对象，这些人有一千种方式规避自己的社会责任。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在中世纪欧洲的基层社会，许多普通人也是拼命想成为教士。当下许多普通人不是在拼命考编么？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美国上个月私营部门增加雇员6.7万人，而政府体系增加人手40万人！当挣钱越来越难的时候，就连最崇尚自由市场的美国普通人都开始往更有保障的政府岗位上靠了。
以色列的国民中除了这个群体之外，还有一些阿拉伯人，为什么会有阿拉伯人呢？因为他们从1948年开始不断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有些巴勒斯坦人没有逃离家园也没有反抗，通过寄人篱下讨生活，以色列新建的定居点也需要一些干粗活的人，毕竟后面回归的犹太人不再是1947年那种底层人，经过几代人之后这些阿拉伯人也拿到了以色列国民身份。这个群体虽然占比不大也没有犹太以色列人的公民权利，但他们的生育能力很强——因为他们处于边缘状态，养育后代的成本非常低，就连加沙地区被囚禁在什么都缺的露天大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几十年时间人口依然都从160万上涨到了237万。那么，这些生活在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人的生育能力和后代存活率就更高。经过几十年的繁衍，这些拥有合法生存权的非犹太人以色列公民已经达到人口的20%！这个群体无法进入社会权力体系，也相对贫穷，自然交不了什么税。充其量充当本族人的警察，无法也不可能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兵员。
基于以上的变化，以色列的整个人口结构出现一个非常尴尬的趋势：主要负责交税和服兵役的那个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少，而负担越来越重，他们越来越不满，甚至选择主动躺平——这也是以军战斗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夫一妻制之下，城市化程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生育率就必然越低。这个群体又是支撑起这种现代化社会运转的基座。当这个基座越来越小，越来越松软之后，搭建在这个基座之上的一切华丽建筑都很容易坍塌！即便没有外力推波助澜，上层建筑自身的消耗也早晚会撑不下去。所以，才需要进行改革，而所有的改革都围绕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而展开。
早段时间以色列的本土派与华尔街财团之间产生了冲突，本土派提出社会改革措施，要求被供养又与华尔街的金融财团群体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那个群体也承担社会责任并交税，但遭到那个群体的极力反对，指责本土派破坏传统，摧毁犹太人社区的信仰和纽带。这个时期曾经一度让代表华尔街跨国集团利的拜振华政府与以色列本土势力之间龌龊不断。要不是这次危机，彼此还处于隔阂之中。
内部问题比外部问题更要命，凡由人构建而成的共同体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然而，每一次调整都有它的收益者和受害者，彼此之间基于利益的一致性必然会进行抱团博弈，这种博弈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而改革则是在不破坏共同体整体秩序的情况下完成利益再分配——就如同医生在保障人活着的情况下完成心脏手术！只要是博弈就有输有赢，只有赢了才能完成调整，如果输了就只会加剧之前已经形成的结构性扭曲的程度。科技日新月异，但人性永恒不变，在人性层面，没有太多的新鲜事，都是旧瓶装新酒，换个地方或换个时空，老调重弹一番！
文明和包容必须建立在富足之上。老祖宗早就说过：丰收的年景，哪怕只是过路的陌生人也会热情招待；遭灾的年景，即便是亲兄弟为了活下去也会明争暗斗——因为在生存面前，其它的一切都处于次要地位。个体为群体而牺牲，同样是为了生存——是为了保障自己所归属的共同体的存续而做出的两难抉择。但它依赖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事人主观认可自己与共同体的一体性。所以，任何社会都需要花费重金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教育，以强化这种一体性的认可度。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人只会本能的顺从血缘纽带和利益纽带所形成的共同体。如果彼此不存在血缘连接和直接利益连接，那就需要通过教育，强化共同记忆、共同经历、以及间接利益的连接度，从而形成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最初做这件事的是宗教，后来就变成了教育。
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处于匮乏阶段的时候，会拼命的强调感情，因为还无法形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只能通过强化感情的连接来维系这种整体性的内部秩序。哪怕是个体也是如此，当你一无所有，无法对别人产生任何价值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把自己的情感看得无比珍贵，甚至觉得比别人的感情更值钱。其实，这是人的精神结构的自我保护机制所驱动的本能，它的作用和目的与一个家庭或一个社会处于这个阶段的行为如出一辙！
X11：格力的隐忧！（四年前精准预判）
统租房与电动车 （觉悟社里才有，发不出来）
研习《结构学》，加入觉悟社：所有付费和不公开内容都在，每天25块，还能挣回来，下注标的获取需满足条件及时查看更新。公众号发消息：觉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