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阅读 利益冲突 被腐蚀的科学

关于"利益冲突"、 "被腐蚀的科学"，书中第二章、第三章中都有涉及。

第二章 从批判DSM的生态模型获取精神障碍诊断中的概念化能力 （7）

https://mp.weixin.qq.com/s/iyXTU7xuNVUrYniR8oGaXw

一些重要研究人员对制药业和特殊利益团体对医学研究和实践的影响表示了担忧[5,72，108]。然而，由于该领域存在争议的诊断模式，精神医学领域正面临着不同于其他医学专业的“知识和临床危机”[48，第220页]。在2015年出版的《利益扭曲下的美国精神医学》一书中，Lisa Cosgrove和Robert Whitaker将“制度腐败”模式应用于精神医学领域。

制度腐败是法律教授拉里·莱西格（Larry Lessig）最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理解“激励制度或经济影响如何推动或阻止集体目标”[114，p.2]。这种模式不针对腐败交易或“害群之马”。相反，它着眼于制度失灵或“染缸”式腐败[34]。Cosgrove和Whitaker利用制度腐败框架调查了DSM的发展，发现制药业的经济利益和精神医学的协会利益不当地影响了DSM-5中精神障碍诊断的膨胀[186，pp.112-5]。与DSM-4的情况一样，在DSM-5工作组工作的大多数人与制药业都有一些财务关系，仔细了解后，发现参与更有可能接受药物治疗的精神障碍的定义和诊断标准的工作组成员的利益冲突的比例最高（[30]；更多细节见本书第3章）。

https://mp.weixin.qq.com/s/mbXTQOxVcrxMHM0FEeN20g

事实上，对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担忧在医疗保健领域越来越突出[52,60,71]。然而，这些概念在精神医学中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那里没有公认的过度诊断或过度治疗的定义，意见领袖关注的是治疗不足。为什么精神医学更容易受到过度的经济影响侵害，却又具有防御性？一个重要原因是，相较于其它医学分支，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更主观、更易变、更具有可商榷性；没有血液检测或扫描技术来确定患者患有精神障碍。因此，诊断变成了一个决定人类情绪、思想和行为何时被视为病态和需要治疗的问题。由于对精神情况明确诊断的测试的缺失，精神医学比其他医学专业更容易受到商业利益的侵害……

1.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Science: How Corporate-Funded Academic Research Can Threaten Public Health，2019 by Sheldon Krimsky

2019年出版的这本书，一共21章，5章都是和dsm有关的corrupted science话题。

注:准确地说，这里的科学其实指的应该是应用科学技术，比如食品行业、制药行业的应用研究。

第十章：

“Financial Ties between DSM-IV Panel Members and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75 (2006): 154–160.

“DSM-IV 委员会成员与制药业之间的财务关系”，《心理治疗与心身医学》75（2006）：154-160。

第十三章：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Disclosure in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s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78 (2009): 228–232.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临床实践指导方针中的利益冲突和披露”，心理治疗和身心医学 78 （2009）：228-232。

第十八章：

“A Comparison of DSM-IV and DSM-5 Panel Members’ Financial Associations with Industry: A Pernicious Problem Persists,” PLOS Medicine 9, no. 3 (March 2012): 1–4.

“DSM-IV和DSM-5小组成员与行业的财务关系比较：一个有害的问题持续存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9，第 3 期（2012 年 3 月）：1-4。

第十九章：

“Tripartit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High Stakes Patent Extensions in the DSM-5,”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83 (2014): 106–113.

“《DSM-5》中的三方利益冲突和高风险专利延期”，《心理治疗和身心医学》83（2014）：106-113。

第21章

“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ies and Industry Relationships of Guideline Development Group Member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epression,”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24, no. 2 (2017): 99–115.

“利益冲突政策与指南制定组成员的行业关系：抑郁症临床实践指南的横断面研究”，《研究问责制》24，第 2 期（2017 年）：99-115。

论文链接及摘要

第一篇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6636630/

Psychother Psychosom. 2006;75(3):154-60.

doi: 10.1159/000091772.

Authors

Lisa Cosgrove 1, Sheldon Krimsky, Manisha Vijayaraghavan, Lisa Schneider

Affiliation

1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USA.

该论文第一位作者lisa和惠克特合著过一本书，

第二位作者就是该书作者

Cosgrove L, Krimsky S, Vijayaraghavan M, Schneider L. Financial ties between DSM-IV panel members and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sychother Psychosom. 2006;75(3):154-60. doi: 10.1159/000091772. PMID: 16636630.

背景: 临床医学和生物医学科学中潜在利益冲突的透明度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在期刊出版和科学顾问小组中。作者审查了负责修订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的小组成员与制药行业的财务联系程度和类型。

方法: 通过使用多模态筛选技术，作者调查了170名小组成员与制药行业的财务联系，这些成员为DSM-IV和DSM-IV-TR制定了诊断标准。

Results: Of the 170 DSM panel members 95 (56%) had one or more financial associations with companie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One hundred percent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nels on 'Mood Disorders' and 'Schizophrenia and Other Psychotic Disorders' had financial ties to drug companies. The leading categories of financial interest held by panel members were research funding (42%), consultancies (22%) and speakers bureau (16%).

结果: 在170名DSM小组成员中，95名（56%）与制药行业的公司有一项或多项财务联系。在“心境障碍”和“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障碍”小组的成员中，100%与制药公司有财务联系。小组成员持有的主要财务利益类别是研究资金（42%）、咨询服务（22%）和演讲机构（16%）。

结论: 我们对DSM小组成员与制药行业关系的调查表明，制药行业与那些负责制定和修改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财务联系。在那些药物是精神障碍治疗第一线的诊断领域，这种联系尤为紧密。建议DSM小组成员全面披露他们与生产用于精神障碍治疗药物的营利性实体之间的财务关系。

第二篇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376547_Conflicts_of_Interest_and_Disclosure_in_the_American_Psychiatric_Association's_Clinical_Practice_Guidelines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Disclosure in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s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May 2009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78(4):228-32

DOI:10.1159/000214444

Source PubMed

Authors:

Lisa Cosgrov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Harold J. Bursztaj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Sheldon Krimsky

Tufts University

Maria Anaya McKivergan

University of Phoenix

临床实践指南（CPG）是通过专业的医疗组织，如美国精神病协会（APA）作为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护理标准而开发、认可和传播的。由于它们的影响，CPG必须基于客观数据，不受利益相关者团体的偏见，并且CPG作者与制药行业之间的任何财务关联都必须透明。本研究考察了3个主要CPG作者与制药业的财务联系的程度和类型。 通过使用多模态筛选技术，我们调查了20名工作组成员与制药公司的财务关系，这些成员编写了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重度抑郁障碍的治疗指南。 18位CPG作者（90%）与制药行业有至少1个财务关系。所有有行业关系的CPG作者都与那些其产品被特别考虑或纳入他们所编写的指南的公司有财务关系。CPG作者持有的主要财务利益类别是研究资金（77.7%）、顾问（72.2%）、公司董事会成员（44.4%）和行业资助研究的合作者（44.4%）。 精神病学3个主要CPG的作者中有90%与生产药物的公司有经济联系，这些药物在指南中被明确或隐含地确定为针对各自精神疾病的推荐疗法。CPG中没有披露提交人的任何财务联系。

第三篇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medicine/article/file?id=10.1371/journal.pmed.1001190&type=printable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medici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med.1001190

A Comparison of DSM-IV and DSM-5 Panel Members' Financial Associations with Industry: A Pernicious Problem Persists

Lisa Cosgrove ,Sheldon Krimsky

Published: March 13, 201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1190

比较DSM-IV和DSM-5小组成员与工业界的金融联系:一个恶性问题依然存在

丽莎·科斯格罗夫 谢尔顿·克里姆斯基

注:机器翻译，中文可凑合着看个大意，更准确可去读原文。

要点总结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第五版制定了财务利益冲突披露政策。

新的披露政策并未伴随着DSM小组成员财务利益冲突的减少。

提高透明度并不够，并不能降低认知偏差的可能性，也不足以解决修订过程完整性的不足。

查明了APA披露政策的缺陷，并提出了更严格的保障措施建议。

引言

所有医疗分专业都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以了解它们与制药公司等行业的财务关系如何影响或表面上影响审查条款中的建议。[1]和临床实践指南[2]精神病学一直是这些关切的中心，部分原因是涉及代写的高调案件。[3],[4]及未能报告与行业相关的收入[5]，以及强调在推广精神药物方面的利益冲突的研究[6],[7]. 修订后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计划于2013年5月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发布，由于对不当行业影响的质疑，引发了一场争议风暴。一些人质疑，纳入新疾病（如减轻精神病风险综合征）和扩大现有疾病（如与丧失相关的适应障碍）的边界是否反映了企业的利益。[8],[9].之所以引起这些关注，是因为《精神疾病分类法》中对精神疾病的命名、标准和标准化作了规定。DSM在从保险索赔到判例等多个领域都具有重大的公众影响。此外，通过其与国际疾病分类的关系，[10]，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分类的系统，该系统DSM具有全球影响力。

注:在看了很多针对dsm的论文和书籍后，我曾经不解的是，怎么都是针对dsm呢，为何不针对icd呢？

这里给出了部分答案。

在收到批评后DSM-IV没有对小组成员进行财务披露，值得称赞的是，APA制定了强制性披露政策。[11]. The DSM-5小组成员被要求提交财务披露报表，预计这些报表将列入出版物，APA已承诺改善其对财务利益冲突的管理。

这个新的APA要求使得DSM其披露政策更符合大多数领先的医学期刊和联邦关于FCOI的政策。FCOI被广泛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数据显示资金来源和研究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结果对资助者的利益有利。[12]–[14]—被称为“供资效应”[15]一些人认为，提高财务利益的透明度可能有助于减少FCOIs，减少随之而来的潜在偏见，并可能鼓励专业人员和消费者更严格地评估医疗信息。[16]其他人不确定披露是否会减少FCOIs和潜在的偏见，因为透明度本身只是“将问题从‘隐蔽性偏见’转移到‘公开性偏见””。[15]此外，有人担心披露可能会为欺诈打开大门。[17].也就是说，当研究人员或小组成员列出他们曾经拥有的每一个关联，包括联邦机构的资助时，这可能会产生一个“信号到噪音问题”，从而掩盖与工业界存在严重问题的财务关系的真相。

我们在其他地方报道过与行业关系DSM-5名工作队成员[18]虽然工作队的组成自2007年成立以来略有变化（例如，皮莱茨基等人）。[19]发现72%的成员在2011年初有联系）尽管透明度提高，但行业关系仍然存在。目前，69%的成员DSM-5名专责小组成员报告与制药业有联系。这比其他成员的比例相对增加了21%。DSM-四名工作组成员有此类关系（57%）DSM-IV工作组成员有联系）。这一发现与精神病学以外领域的新数据一致，表明仅靠资金来源的透明度不足以消除偏见。[20]–[23].

2006年，我们分析了所有DSM-四小组成员与业界的财务联系[24].我们对...进行了类似的分析。DSM-5块面板，这使我们能够比较 -DSM-IV和-5名与行业有联系的小组成员。13个小组共有141名成员。DSM-5个小组和29名工作组成员。这13个小组的成员负责修订诊断类别，并将新的疾病纳入诊断类别的内。

四分之三的工作组（图1; [2],[4]–[6],[8],[10]–[12]）的大多数成员仍然与制药行业有财务联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DSM第四，最具冲突的小组是那些以药物治疗为第一线干预的小组。例如，情绪障碍小组中有67%（N = 12），精神病障碍小组中有83%（N = 12）和睡眠/清醒障碍小组中有100%（N <= 7）与制造用于治疗这些疾病药物的制药公司或为制药行业服务的公司有关。

APA披露政策的缺陷

虽然APA已经披露了FCOIsDSM小组成员更加透明，现行政策中存在需要解决的重要漏洞:

目前的APA披露政策并不要求小组成员明确识别演讲者局成员身份，而是将其隐藏在“酬金”下。（演讲者局通常指商业实体或其代理之间的安排，雇佣个人进行公司产品的演示。公司通常有合同权利创建和/或控制演示内容。）因此，尽管透明度有所提高，但仍不清楚有多少个人参与演讲者局，因为小组成员可能只列出“酬金”。DSM小组成员在发言者主席团上确定了参与情况。当我们在网上搜索141名小组成员时，我们发现15%的人在其他地方透露他们是制药公司发言人办公室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些互联网搜索是针对2006年（任命工作队前一年）至2011年发表的资料来源进行的，这一时间段与已发表的关于金融利益冲突的研究相一致。搜索内容包括同行评审的文章、会议、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即为卫生专业人员举办的课程和/或研讨会）的情况，以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我报告任何行业联系的情况。只有当有明确的信息（例如，Smith博士透露他在礼来制药和辉瑞制药的发言人局任职），并且两位作者（LC，SK）同意时，才将发言人局和顾问委员会的参与纳入我们的分析中。这些关系的性质需要更精确地阐明；在其他地方（例如医学院的教师），发言者局的参与通常是被禁止的，因为这被广泛认为构成了重要的FCOI。制药公司称在发言者委员会任职的个人为“关键意见领袖”（KOL），因为他们被视为疾病和药物营销的关键。

《APA》的例外情况DSM-5披露政策包括无限制的研究拨款[11]；也就是说，小组成员不需要披露来自产业界的无限制研究资助。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排除允许商业利益在修订过程中得到反映:没有证据表明，仅仅因为资金以大额“无限制”研究资助的形式出现，就没有产生回报或引用隐性偏见的义务。

现行政策对允许来自工业界的资金设置了高且任意的门槛限制:DSM小组成员每年可从业界获得10，000美元（例如咨询费），小组成员可持有至多50，000美元的制药公司股票。

与其他披露政策（如2007年《医生支付阳光法案》和201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关于利益冲突的政策）不同，APA的政策不要求披露从行业收到的资金金额。

然而，透明度本身并不能减轻偏见，因为行业关系会产生一种“亲行业的思维习惯”[25]与行业有经济联系（如酬金、咨询或赠款资助）和演讲者的参与一样有害。四十多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清楚地表明，礼物——即使是小礼物——会产生回报的义务。[26]–[28].此外，由于诊断和治疗指导方针的影响巨大，参与指导方针制定小组的标准应高于为普通教职员工制定的标准。[29],[30].

第四篇

https://karger.com/pps/article/83/2/106/282798/Tripartite-Conflicts-of-Interest-and-High-Stakes

REVIEW ARTICLES| MARCH 21 2014

Tripartit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High Stakes Patent Extensions in the DSM-5 

Subject Area: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Lisa Cosgrove; Sheldon Krimsky; Emily E. Wheeler; Jenesse Kaitz; Scott B. Greenspan; Nicole L. DiPentima

Psychother Psychosom (2014) 83 (2): 106–113.

背景:DSM-5的修订过程和最近的发布引发了关于扩大诊断界限的讨论。制药行业在这些讨论的结果中有重大经济利益。本研究探讨了DSM小组成员、新DSM-5诊断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员（PI）和制药公司之间的三部分关系。

方法:确定了负责DSM-5中一些新诊断的DSM小组成员的财务利益冲突（FCOI），以及相关药物治疗临床试验的PI。通过搜索 ClinicalTrials.gov发现了这些试验。有关这些药物的专利和收入信息是使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 Orange Book 和制造商年度报告找到的。

结果:13项试验符合纳入标准（测试一些新的DSM疾病的药物）。61%的DSM工作组成员和27%的工作组成员向试验药物制造商报告了FCOI。在13项试验中的5项（38%），PI报告了与药物制造商有研究资金以外的联系。在3项试验（23%）中，PI与药物制造商会面，并且是DSM小组成员，对修订过程有决策权。

结论:这些发现表明，仅仅提高透明度（例如在ClinicalTrials.gov上的注册）和强制性披露政策（例如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DSM-5小组成员的披露政策）可能不足以成为足够有力的策略，以防止在DSM修订过程中以及关于DSM障碍适当干预的临床决策中出现偏见。

……

事实上，在2013年5月手册发布之前，制药公司已经在进行可用于治疗新型DSM-5疾病的药物的临床试验。当然，这些公司有通过增加股东价值来服务股东利益的受托责任。尽管任何治疗方式都可能引发潜在偏见问题，但如果对使用精神药物治疗新型DSM--5疾病的过度强调与APA小组成员和测试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人员的财务利益相关联，那么科学发现的客观性将受到质疑。

事实上，出于对防止偏见和产生高质量科学的担忧，医学研究所建议只有独立专家（即没有商业关系的个人）才能参与临床指南决策[7] 在判断新的DSM疾病的有效性时，是否有可能存在偏见，以及应该开发哪些干预措施来治疗这些疾病的问题，在被研究作为治疗药物的专利已经过期或即将过期时变得更加突出。没有专利保护，公司会失去相当大的利润给仿制药，这为寻找新的适应症提供了强烈的激励，这些适应症将有效地赋予药物延长的专利保护。

第五篇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7901595/

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ies and Industry Relationships of Guideline Development Group Member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epression

Lisa Cosgrove et al. Account Res. 2017.

Account Res

. 2017;24(2):99-115.

doi: 10.1080/08989621.2016.1251319. Epub 2016 Oct 24.

Authors

Lisa Cosgrove 1, Sheldon Krimsky 2, Emily E Wheeler 1, Shannon M Peters 1, Madeline Brodt 1, Allen F Shaughnessy 3 4

Affiliations

1a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School Psychology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 Boston , Massachusetts , USA.

2b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lanning , Tufts University , Medford , Massachusetts , USA.

3c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 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 Boston , Massachusetts , USA.

4d Tufts University Family Medicine Residency at Cambridge Health Alliance , Malden , Massachusetts , USA.

由于对临床实践指南可信度问题的关注增加，指南开发组（GDG）的行业协会（GDGs）的透明度和管理可能有所改善。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a） GDGs在重度抑郁症指南中的披露要求；以及b） 小组成员冲突的程度和类型。重度抑症治疗指南被识别并搜索利益冲突政策和披露声明。此外，还进行了未申报冲突的多模式筛选。共有172名小组成员的14条指南被纳入分析。14条指南中有11条（78%）有明确的利益冲突政策或披露声明，尽管政策差异很大。大多数（57%）的指南是由与生产抗抑郁药物的制药公司有行业财务联系的小组开发的。然而，只有少数小组成员（18%）有这种利益冲突。制药公司发言人局参与是最常见的冲突类型。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制定指南的组织应继续努力提高透明度并尽量减少财务利益冲突。

在该书出版后，类似论文继续出现:

2024年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199616/

Davis LC, Diianni AT, Drumheller SR, Elansary NN, D'Ambrozio GN, Herrawi F, Piper BJ, Cosgrove L. Undisclosed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DSM-5-TR: 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BMJ. 2024 Jan 10;384:e076902. doi: 10.1136/bmj-2023-076902. PMID: 38199616; PMCID: PMC10777894.

Undisclosed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DSM-5-TR: 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Lauren C Davis et al. BMJ. 2024.

BMJ

. 2024 Jan 10:384:e076902.

doi: 10.1136/bmj-2023-076902.

Authors

Lauren C Davis 1, Alexa T Diianni 1, Sydney R Drumheller 1, Noha N Elansary 1, Gianna N D'Ambrozio 2, Farahdeba Herrawi 2, Brian J Piper 1 3, Lisa Cosgrove 2 4 5

Affiliations

1Geisinger Commonwealth School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Scranton, PA, USA.

2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Boston,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School Psychology, Boston, MA, USA.

3Geisinger Commonwealth School of Medicine, Center for Pharmacy Innovation and Outcomes, Danville, PA, USA.

4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Boston, Applied Ethics Center, Boston, MA, USA.

5The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Essex, Colchester, UK.

目标: 评估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专家小组和工作组成员与产业的财务联系的程度和类型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文本修订版（DSM-5-TR），2022年出版。

设计: 横断面分析。

设置: 开放支付数据库，美国。

参与者: 在2016-19年期间，92名美国医生担任DSM-5-TR小组（n=86）或工作组（n=6）的成员，这些信息记录在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开放支付数据库中。选择这一时期包括DSM-5-TR开发开始的年份和之前的三年，这一时间与之前关于利益冲突的研究一致，也符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手册第五修订版（DSM-5）的披露要求。

主要成果措施: DSM-5-TR小组和工作组成员在2016-19年期间收到的报酬类型和金额。

结果: 在删除重复姓名后，168人被识别为DSM-5-TR的专家组或工作组成员。92人符合美国医生的纳入标准，因此可以被纳入开放支付。在这92人中，55人（60%）从行业中获得了支付。这些专家组成员总共获得了1420万美元（1120万英镑；1300万欧元）。三分之一（33.3%）的工作组成员在开放支付中报告了支付。

结论: DSM-5-TR小组成员之间普遍存在利益冲突。由于诊断和治疗指南的巨大影响，参与指南制定小组的标准应很高。对于该小组，应存在一个可反驳的推定。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禁止小组和专责小组成员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在没有具备必要专业知识的独立人士时，与行业有联系的人士可以向小组咨询，但不应拥有修订或纳入新障碍的决策权。

rebuttable presumption

可反驳的推定;可否定的推定 证据法上指可以被证据否定的推定。也称「可争议的」〔disputable〕推定。这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在无相反的证据时，被认为有效。对事实的推定表明案件已获初步证明，举证责任即转移至诉讼的另一方，另一方可提出证据以否定或推翻对事实的推定。

利益冲突声明

竞合利益:所有作者都填写了ICMJE统一披露表格（www.icmje.org/coi_disclosure.pdf），并声明:BJP向辉瑞制药和礼来制药（2019-21）支持的骨关节炎研究团队做出了贡献，并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学术临床研究中心的资助。在提交作品之外；没有任何组织对提交作品的支持；在过去三年内没有与任何可能对提交作品感兴趣的组织有财务关系；没有其他可能影响提交作品的关系或活动。

2.不仅仅在制药行业，食品行业也是如此。

2.1

https://mp.weixin.qq.com/s/D0pQ3zb-7sd_gpzth2PGvg

探秘企业科学：学术界与行业巨头如何共谋研究

1990 年代的苏打水行业面临着肥胖危机和额外税收的双重冲击。于是，可口可乐等行业领导者通过动员其学术界盟友创建出了一种“苏打水捍卫科学”（soda-defense science）。为了保护苏打公司的利润，这种科学强调，解决肥胖的优先方案应为运动，而非饮食控制。在 Soda Science 一书中，Susan Greenhalgh 还原了一个隐形的科学创造（science-making）的世界，其拥有独特的组织、社交网络、知识创造实践和道德主张，致力于创造对行业友好的知识。作者揭露了这些企业如何塑造着公众的健康观念、影响着政策制定和慢性病管理机构，深刻地反思了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作者 Susan Greenhalgh，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荣誉教授

2.2

https://mp.weixin.qq.com/s/J09tIUc0xHoPn5n3XAAuWQ

【作者】 苏珊·格林哈尔【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4.8

【内容简介】

带读者深入了解公司科学的秘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强大的公司和相关的学术科学家模仿研究，以满足行业需求。

20世纪90年代是苏打饮料行业的艰难时期。在美国，肥胖率急剧上升。公共卫生批评人士指出，含糖苏打饮料是罪魁祸首，并主张对苏打饮料征税，这可能会减少甜味饮料的消费，并威胁到大型苏打饮料公司的收入。

苏打科学讲述了行业领袖可口可乐如何动员学术界的盟友，创造了一种苏打水防御科学，通过倡导运动而不是节食来保护利润，这是解决肥胖问题的首要方法，而这种观点很少被专家接受。人类学家和科学研究专家苏珊格林哈尔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科学创造世界——有独特的组织、社会网络、知识创造实践和道德主张——致力于创造对行业友好的科学，并将其隐藏起来。通过追踪他们所创造的科学的诞生、成熟、死亡和来世，格林哈尔展示了企业科学如何成功地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在历时20年的调查中，格林哈尔从科学诞生地美国，来到了含糖汽水的关键市场中国。在美国，汽水科学是当今社会中计步、追踪健康、沉迷于体重的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这种扭曲的科学不仅在国家肥胖政策上留下了印记，而且在管理慢性疾病的总体机制上留下了痕迹。通过追踪科学家们和他们让可乐世界安全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格林哈格提供了比当今主流公众理解的故事更全球化、更人性化的故事。

格林哈尔认为，可口可乐的研究不是伪科学；它是真实的科学，由真正的杰出科学家进行，但被其目的扭曲了。她引人入胜的书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科学研究的利益冲突，人们熟悉的健康信息背后的资金，以及大公司根据自己的需要巧妙地塑造我们的饮食、生活方式和健康。

2.3

https://mp.weixin.qq.com/s/X2MZAJl1Q8VRoDJha9OGQQ

无糖饮料到底能不能减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胖。」

传统观点认为，胖的根本原因是卡路里失衡，吃了很多，但不运动，消耗热量太少，所以胖。

很多年前，这是很流行的观点，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是扯淡的，更直白一点说，这是阴谋。

阴谋的发出者是一些背后有饮料巨头的科研机构，比如国际生命研究所（International Life Sciences Institute）。按照ILSI的说法，你胖，你肥，你走路肚子和胸一起晃啊晃，和可乐无关，和糖无关，和高热量食物无关，归根结底，是你不运动。

甚至影响了中国的营养政策，让社会大众天真地相信，只要你每天保持运动，那么一日三餐配可乐都是不会胖的。

所以你也能感觉到，一直以来，我们解决肥胖问题的方案，都偏向于锻炼。胖了？去健身啊，去撸铁啊，去跑步啊！

我们极少把目光放在饮食上。

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葛苏珊 (Susan Greenhalgh) 曾经在英国医学杂志 (BMJ) 发文章，揭露饮料食品巨头通过鼓吹运动减肥这种观念，影响中国社会的政策与观念。

2.4

https://mp.weixin.qq.com/s/Qgj8pf0Xx0QWJKbVzrecSA

有别于美国和欧洲完善的新闻调查和公民社会机构，中国缺乏来自新闻业的监督。媒体无法随意发声，非政府组织正忙于其他更紧迫的事务，研究者们在企业资助下也很难提出批评。2016年以来，政府终于开始认真应对慢性病，但重点是健康教育和市场发展，而非对食品行业的监管。由于没有人批评，甚至没有人意识到企业参与所导致的科研和政策偏颇，中国肥胖症流行的规模和后果或许还将持续恶化。

作者简介：葛苏珊 (Susan Greenhalgh)，费正清及费慰梅中国社会研究教授，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2.5

https://mp.weixin.qq.com/s/X9GsOqsZ0062PdtwosXiqg

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但目前用于研究科学的概念并未充分揭示科学与经济、规定之间的隐秘联系。本次讲座展示了企业如何腐蚀科学，并将这种扭曲的科学融入卫生规定的案例。该案例涉及可口可乐公司及其关于肥胖的“苏打防御科学”，这门科学并不是为了解决公共健康问题而产生，而是为了保护含糖饮料的利润。讲座认为，科学发展在中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其五个特征可以回答关于1995-2020年期间可口可乐及其“苏打科学”的关键问题。本研究表明，企业腐蚀科学决策的现象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而现在所有规定都必须依靠“科学制定”，这未必能带来更好的决策。

https://mp.weixin.qq.com/s/ujUnzbcWCmIIsB5T3mbWBw

全文刊登于台湾「科学月刊」 2016年8月号，第500期：618-621

权威不再的精神医学参考手册？DSM-5 是字典、不是圣经

精神医学专家对DSM-5 改版的批判大致来说，精神医学界对DSM-5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而来自各方攻击中，以Duke大学Allen Frances的强烈批判最受注目，他曾任DSM-IV Task Force（专家委员会）的主席，是当年主导发表第四版最重要的灵魂人物，由于高度的学术地位，使得他在各大期刊中发表直接但理性的批判，让APA颜面尽失。他在个人部落格「DSM-5 in Distress（陷入灾难的DSM-5）」(psychologytoday.com/blog/dsm5-in-distress)中提出许多的重要问题，大多是对于改版后精神疾病会被过度诊断的担心，例如「脾气不好」的一位正常人可能会被放到DSM-5新的诊断「破坏性情绪失调疾患」（Disruptive Mood Dysregulation Disorder，DMDD），然后被建议参加药物的临床试验，创造出新药的市场；而正常丧亲之痛也可能会被放到忧郁症去吃药…、其他如轻度认知障碍症（Minor Neurocognitive Disorder）、成人注意力缺陷症（Adult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暴食症（Binge Eating Disorder）、自闭症（Autism）、行为成瘾（Behavioral Addictions，例如网路成瘾或性成瘾）、广泛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的改变，都有可能造成过度诊断的危险。DSM-5改版的内容大多没有实证依据，只用专家共识来改变准则的结果，可以让千万人在一夕之间从没病到有病。Frances甚至直接上美国的国家电视台呼吁（NBC News 2013/5/16）：「我的忠告是别买DSM-5、别用DSM-5、别教DSM-5（“My advice for people is not to buy the DSM-5, not to use it, not to teach it…” ）」，他也建议大家用欧洲惯用且免费的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来做取代。

……

DSM-5改版和销售，估计最少可以为APA赚进1000万美金，所以，就像Windows系统硬要从XP到Vista、Win7到Win8一样，不管你喜不喜欢，还是会去用。来自DSM-5相关书籍销售的巨大利润，可能是导致这一次没有必要的改版最主要的原因。

……

在DSM-5问世之前数日，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的院长Thomas Insel公开宣称，由于DSM「作业系统」缺乏效度（validity），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将不再支持以DSM -5分类导向为主的研究，同时要推动一个新的研究取向准则─Research Domain Criteria (RDoC)，来做为NIMH赞助研究计画之重点，期待做为未来新分类系统的基础。这真是对DSM-5最致命的一击！各大媒体的扇情报导，逼得APA新选上的主席Jeffrey Lieberman必须要动用与Thomas Insel的个人情谊，联合做出一份「很难看」的官方宣言─DSM-5和RDoC共同的关心（Shared Interests），Lieberman同时在文章指出，NIMH会继续支持DSM仍是病患照顾的黄金标准（不是研究！Insel宣告不支持DSM导向的研究依然成立），而APA则全力协助NIMH发展RDoC成为2023年以后的精神诊断之标准。Shared Interests（也可以翻译成共同利益）

妨害精神病理学最基本的精神，就会妨害精神医学的科学发展

从生物精神医学的角度而言，DSM分类无法符合分类原则中，对于确定诊断同质性及治疗预测性的最低标准，例如以全基因体的扫瞄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皆显示，在DSM分类下的思觉失调症（schizophrenia）和双极性情感疾患（bipolar disorder）在基因层次根本无法区分。如果利用现行的DSM分类无法让诊断的同质性更高，便无法找到新的生物指志，就无法促进精神医学的新发现。从药物研发的角度而言，DSM分类下的异质性减低临床试验的效价，造成新药研发的失败。从临床治疗准则的角度而言，DSM分类下的异质性使得第一线应该接受心理社会治疗的患者，被治疗指引建议去吃药。因此，DSM也不见得是病患照顾的黄金标准（或者说：治疗指引也应减少对DSM的盲从）。

https://mp.weixin.qq.com/s/PNVtI30mUoo3ovkYAwsK5w

在DSM-5正式发布的那一年，也就是2013年，我本科入学，开始学习心理学专业。

在国内心理学的科班受训中，DSM-5几乎被奉为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圣经”，我曾在考研期间通宵达旦地背诵DSM-5中的诊断标准，也曾在研究生课堂上像学习金科玉律一样，学习DSM-5，毕业后也时常翻看，如此过了十年。

直到2023年，我才了解DSM在教科书以外的样子。当国外的教材已经大大方方地展示对DSM-5的批评时，国内还依旧视DSM-5为金科玉律。

按照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在咨询中的必要时刻我需要建议来访者前往精神科就医，但一些来访者在咨询师的建议和鼓励下就医后，反而受到了更大的伤害甚至创伤。

我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建议就医这条金科玉律是否真的绝对正确，为什么看起来他们反而更加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