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杀了她丈夫，她杀了她孩子
一提到日式的家庭生活，我们往往会想起勤勉工作的男性与精明持家的主妇形象。
日剧《我恐怖的妻子》中
勤勉工作的丈夫与精明持家的妻子
即便小津细腻温和的家族生活在当代已经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幻景，这种夫妻相敬如宾的画面仍旧像是传统家庭生活在凋零之余留下的最后一抹温情。
小津安二郎电影《茶泡饭之味》中
夫妻相敬如宾的画面
这种植根于东亚文化传统的家庭模式在灾难来临时，乍看来依旧非常坚韧。
加野彩子截取了东日本大地震中的两个标志性画面来阐释媒体镜头下的两性形象：
自卫队士兵在洪水中救护灾民的画面渲染着这个国家男性对于社会的责任与担当，而为了孩子志愿观测福岛核辐射数据的“福岛妈妈”的无私则体现了母性的伟大。
东日本大地震后自卫队士兵救护灾民
然而，与他们为了维系家庭生活的巨大付出相比，这样的赞歌又很难不显得轻浮。
玫瑰色的光晕几乎要让人忘记，平凡地为人父母都有多么艰难。
观测福岛核辐射数据的“福岛妈妈”
在脆弱的完美男性与完美女性的模型背面同样有着两性关系的另一面：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冲击了传统家庭的结构，并带来了新的性别焦虑。
与此相应地，荧屏前的两性形象又坍缩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模式：男主人往往神经兮兮而又有着过度的保护欲，独自抚养孩子的主妇心力交瘁而又得不到关爱。
正如我们在日剧《直美与加奈子》和《坡道上的家》中所见到的那样，这种扭曲的保护欲往往以爱的名义转变成身体上的家庭暴力或是冷暴力。
日剧《直美与加奈子》、《坡道上的家》海报
尽管《直美与加奈子》与《坡道上的家》关注的女性议题不尽相同，但两部作品中的主要角色都处在相似的困境中：
她们在父母过度的保护欲中成长，独自一人从外省来到都市求学、定居、结婚，对婚姻的美好愿景很快被丈夫的冷漠浇灭。
《直美与加奈子》中遭受家暴加奈子与
《坡道上的家》的女主角里沙子
女主角加奈子的丈夫达郎在人前是体面的银行精英，但在家里却是不折不扣的暴君。
丈夫不仅因为小事动辄虐待她，同时还要求她感恩“自己用应酬上司换来的生活”。
《直美与加奈子》中加奈子的丈夫服部达郎
我们显然对丈夫的这套逻辑并不陌生，去年10月发生的北大女生自杀事件让臭名昭著的“PUA”一词成为了热点。
除了字面意义的“pick-up artist”之外，PUA同样可以代指这些人所惯用的包括精神暴力在内的精神控制手段。
然而家暴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显然不能用简单的PUA现象一笔带过，家庭暴力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个别内心病态的渣滓而出现的偶然现象。
《直美与加奈子》剧照
这种将男性与工作养家，女性与料理家务联系在一起的陈腐观念中还有着更危险的潜台词：
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是由挣钱养家的那一方决定的，因此男性也理应得到更多的同理心。
《直美与加奈子》剧照
家暴因此也被美化成了工作压力所带来的副作用，是理应得到体谅的行为。
如果同理心不能用于关怀、保护真正的受害者，恐怕与暴行也并没有多少分别。
《坡道上的家》关注的则是母亲的产后抑郁问题，以及东方式的人情、义理如何造成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直美与加奈子》剧照
女主角里沙子是一位全职在家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因为偶然间被选为了一场审判的陪审员，而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托给丈夫和岳父母照顾，原来看起来美满的生活也因为这小小的波折出现裂痕。
《坡道上的家》中的主人公里沙子
随着她与受审的那位年轻母亲的逐渐共情，她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片名《坡道上的家》原本是指杀害自己女儿的罪犯安藤水穗的住家，在剧集中也成为了反映这两位女性角色处境的隐喻。
《坡道上的家》剧照
因为安藤水穗的家在坡道上，所以每次都要带女儿通过这条坡道才能回家。
受到邻居和岳母异样目光的影响，她开始忧虑起自己的孩子成长得比较缓慢。
丈夫的漠视与冷暴力加剧了她的精神焦虑，最终迫使她溺死了自己的孩子。
《坡道上的家》中的安藤水穗
女主角里沙子接孩子回家的路上同样有一条长长的坡道，女儿每次经过坡道的时候都要故意哭闹，一次跟女儿的争执也成为了激化她们夫妻矛盾的导火索。
“坡道上的家“真切地呈现了女性在社会与家庭压力下的困境：
尽管原本对结婚之后的生活有着诸多美好的想象，经济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选择居住在生活并不方便的坡道上的公寓。
《坡道上的家》剧照
除了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冰冷反差之外，她们在坡道上的家同时也处于被多重视角凝视的位置，对于新婚女性而言可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处所：
对于自己的父母而言，不够理想的居住环境给他们对女儿的婚姻规划浇了一盆冷水，难免要被说三道四；
《坡道上的家》剧照
对于其他主妇来说，坡道是她们闲聊、交流育儿经的地方，产后抑郁的主妇自然很难从这样的交流中得到什么积极的反馈；
而对于丈夫来说，坡道上的家则成了通过工作换来的物质基础的象征，是理应得到妻子感恩的存在。
《坡道上的家》中的丈夫阳一郎
与溺死自己孩子的安藤水穗不一样，女主角的家庭生活看起来和谐得多。
在被选中做替补陪审员出席庭审之后，里沙子的岳父母主动承担了照顾孙女的任务，她的丈夫也“体贴”地安慰她不要勉强自己做事，自己即便是再吃几天超市的速食也没有关系。
《坡道上的家》剧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渐渐地开始对里沙子的陪审员工作表示不耐烦，背地里也开始向母亲诉苦，抱怨超市的速食难吃，偷偷要母亲替自己做好第二天的饭菜。
丈夫的转变自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毕竟他的所谓安抚只不过是在履行自我想象的“合格丈夫”的义务，而非真的出自对妻子的共情。
《坡道上的家》剧照
而在这所谓的“体贴”也包含着进一步的索求：
作为一个自认“完美”地履行了情感义务的丈夫，他有立场要求妻子在履行陪审员义务的同时完美地履行妻子的义务；
而当妻子的精力不足以兼顾任务与家庭之时，妻子理应尽可能地照顾自己与孩子。
当他表明希望妻子“不要勉强自己”的时候，他暗示的其实是不要勉强自己做家庭主妇分外的事情，而当他让步说可以再吃几天速食的时候，妻子应该第一时间体察到自己对速食的不满，这都是妻子必须掌握的“人情世故”。
《坡道上的家》剧照
除此之外，也很难说女主角从岳母和其他年长的女性那里得到了除了这样的“人生智慧”以外的任何实质性帮助。
《坡道上的家》剧照
为了含蓄地表达丈夫的不满，婆婆为女主角一家准备了晚饭，又贴心地准备了十分钟速成的家常菜食谱。
在夫妻矛盾渐渐激化时，温柔而不失俗套地告诫她警惕丈夫出轨的可能。
《坡道上的家》剧照
对于婆婆和其他主妇来说，女主角的困境只不过是育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小事，只要努力克服心结之后一切都会变得轻松。
比得到心理慰藉更重要的是，女性要通达人情世故以及所谓的“常理”，哪怕这样的常理无益于纾解痛苦。
如果不清楚这套所谓“常理”最终所取悦的对象，所谓的人情与义理只会像天书一样难以解码。
《坡道上的家》剧照
如果明确了这套逻辑所取悦的不过是男性凝视的话，褪去了神秘化外衣的它又是那样虚弱不堪。
一套建立在假设夫妻双方都是完人基础上的家庭模式，就本质而言只可能是反人性的。
在最后的庭审前，里沙子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的婚姻，意识到丈夫在过去一直通过精神控制来表达自己扭曲的爱，而自己对丈夫与他人价值观的盲从最终导致自己陷入了困境。
《坡道上的家》剧照
然而问题显然不会如此轻易地得到解决，出于保护女儿的母性本能，她又回到了丈夫身边。
一个对受害者求全责备而又排斥异见者的环境，显然不会因为某个人想法的变化而轻易地发生改变。
而在荧幕之外，和解对于像女主角里沙子一样的女性而言，和解恐怕也算不上是有多大现实性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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