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之后，两个星球，遥遥相望

上周五晚上，听完野孩子乐队现场演唱的《啊，朋友再见》，我在西宁的露天广场看完了范俭导演的《两个星球》。

被乐队吸引而来的人海散去之后，还是有很多人留下来观看影片，范俭导演第二天发微博说：“川川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啼哭响彻广场上空”。

/ 范俭导演微博

那天晚上同场的还有谢飞导演带来的“老年观影团”，十几位第四代导演一同亮相，是专门来观看“年轻人的作品”。

我与这些令人敬重的老艺术家们相隔一排，观影过程中，年轻人还会刷一刷微信，他们却注意力集中，鲜有退场。

《两个星球》类似于此次同样入围西宁FIRST影展主竞赛单元的《孤注》，虽然题材和处理方式并不相同，却都在探讨“痛苦的余震”，是关于人生重创和缺憾如何一再繁衍，不断侵蚀无辜的人。

/ 《两个星球》剧照

范俭导演的视角以及对素材的择选仍保持其一贯的风格，没有太大攻击性，更多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从中提取能精准概括人物境况的妙笔。

导演与摄影师薛明经常各持一个机位，拍不同的东西，这些素材更具临场性，几乎就是他们当下看到的东西。

/ 《两个星球》剧照

除了用不同画幅区分来自不同年代的信息，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沉重记忆更多还是通过受访者口述。

导演似乎没有想探究那一日或是那一刹那的真相，镜头所记录的大都是受访者对回忆的修饰和想象，因为那些被他们死死抓住不放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噩梦。

有的妈妈一直想象着孩子在废墟中想她的样子，这是他们的叙事，是他们为“继续生活”写下的剧本，而“不原谅自己”就是填补空洞的最为直接的方式。

/ 《两个星球》剧照

没人知道汶川大地震那天究竟下了多大的雨，但老人却在雷雨天忆起那无法承受的一日，“只有那天才下过这么大的雨，娃儿们的手一甩一甩，脚一甩一甩，从操场里挖出来。”

正如《摇摇晃晃的人间》里将鱼开膛破肚的余秀华，这一幕意味着诗人身份和真实生活的融洽共存。

在《两个星球》里也有很多类似场景，父母给小川川翻着家庭相册，里面有很多过世姐姐的童年照，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子挣扎着去熟识一个陌生人，混淆了姐姐和自己。

/ 《两个星球》剧照

如若尝试拆解“两个星球”的含义，第一解答自然是阴阳两相隔。在影片后段，月食之夜，孩子看到了两个月亮，兴奋地说一个是月球一个是火球，人眼是看见了，但手机拍不到，手机里的影像始终是一个微微颤颤的圆饼状光点。

影片也把像“一万米或十五分钟”这样的度量单位剪到一起，是父母在告诉孩子生活的“常识”，一种定位生活的方式，其实两个星球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星球之间的距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那不可破除的壁垒。

/ 《两个星球》剧照

若说在大地震中去世的孩子是在一个星球，新生的或是幸免的孩子在另一个星球，那么他们的父母就在这个距离中徘徊，将两个星球的能量交换，把痛苦执拗地遗留给下一代。

正如大人口中的时间经常用来度量痛苦，“地震那天，这个时间，人都死了一个。”而这都是孩子们很难理解的无常。

/ 《两个星球》剧照

某种程度上，《两个星球》是基于汶川大地震的灾难题材建立了很多个哲学维度。片中父母理解生命的逻辑是依靠“自然灾害+计划生育”的组合体，并借用“因果关系”催生了具备中国特色的结论，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衡量孩子的生命价值。

老来得子的祝大哥如此看待儿子小川川的生命，他需要感谢自己未曾谋面的姐姐，因为如果姐姐还活着，就不可能有他，那么他就是“姐姐用命换来的”，所以这个老父亲很难喜欢这个儿子。

/ 《两个星球》剧照

高姐一家曾有一双女儿，也是因为计划生育，养两个女儿会被罚款，当时他们留下了姐姐，送走了妹妹冉冉，直到姐姐在大地震中去世，才把冉冉接了回来。不过每年冉冉给姐姐烧纸时还要磕头，因为如果当时留下的妹妹，那么活下来的就是姐姐。

所以说除了汶川大地震这个沉重的介入点，《两个星球》延伸出的非常重要的一层，是亲子关系。祝大哥和高姐这两个家庭都非常典型，祝大哥在女儿去世后想要另一个女孩，结果得到了儿子，高姐则需要重新面对当初割舍掉的小女儿，这是“父与子/母与女”如何对抗日常的故事。

/ 《两个星球》剧照

每年祭奠时，镜头捕捉到了小孩子的无助和不情愿，他们并不觉得死亡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就像冉冉这个人物，她是对原生家庭心存怨恨的，但大人们都觉得她幸运，觉得她因为“活着”而对家庭有所亏欠，不过这些大人尚且有可供倾诉的小圈子，里面都是在大地震中失去子女的父母，孩子却是独自遭受边缘性待遇的个体。

/ 《两个星球》剧照

《两个星球》对这些孩子的关注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所有人物中拥有“成长”的那一群，他们是流动的，心中的伤口会随着成长愈合一些，再被割开一些。

到了影片尾处，冉冉对用手机拍照的痴迷唐突地插入叙事，她拍蜘蛛、星光、晚霞、彩虹……一路走一路拍，旁若无人，这是她看见的世界，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方天地。

/ 《两个星球》剧照

但这种处理方式被一些观众诟病，《两个星球》在前半段叙事节奏稳定，后半段则开始散文化，比如奔逃的瘦骨嶙峋的猫和飞机的轰鸣声，虽然让叙事更为诗意，却像是吹起的气球又瘪了下去。

在返场谈，导演说并不想让自己的纪录片看起来那么像纪录片，因为它可以有更多的呈现方式，而散文化或许就是导演面对严肃命题的“对抗方式”。

/ 《两个星球》剧照

范俭导演提到他的下一部作品是关于“武汉”，同样面临着很大的灾难议题，但他认为应该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去看灾难，但这很难做到，因为当你已经在现场便很难抽离，但他认为一个好的创作者，一定要学会退半步来观察，稍微跳脱开来，用更为抽离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某个关键节点，所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不要叙事，不要太具体的人。

/ 《两个星球》剧照

另一面，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帮助扭转了一种“不得不”的境况，因为五年前和五年后的宽容度都不太一样，范俭导演认为“总的来说还是不宽容”。

五年前，范俭的《吾土》还得以在FIRST展映，今年试图在北京放映，却困难重重，虽然是意料之内，但如果说这种创作环境没有对作者的“犀利视角”产生任何影响，也不太可能。

范俭导演说，现在会把批判的东西藏到里面，而且要藏好几处，都在不经意的地方，需要观众再回看两遍，而不是批判他的“缺乏批判”。

/《吾土》海报

《两个星球》不仅关于失去，也是关于如何继续，与母亲疏远的小女儿最后伏在母亲的怀中，她的母亲为了供女儿读书，至今还在打工赚钱，因为她的年龄已经大了，以后无法再照顾女儿的生活。

而祝家的小儿子年纪小小就外出买菜，等他成年，父母都要六七十岁了。

/ 《两个星球》剧照

生命是拥有力量的，《两个星球》在片尾给了观众积极的想象，把玩着手电筒的川川让摄影机记录下了如心脏跳动般的频闪的光，新一代对苦痛的吞服如此不适，恰恰说明他们没有被伤痛的历史打垮，他们在观察生命的迹象，是看向生命的人，或许两代人就是如此融合的，他们在各自的星球遥遥相望。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