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众还能看到什么样的文学改编？

不难发现，如今的中国影视市场中，文学改编是一条重要的产出途径，除了热门网络文学，甜宠仙侠古装IP们，畅销的严肃文学中一样充满影视改编的契机，今年我们就看到了剧集《平原上的摩西》——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原著小说；脱胎于刘慈欣著名科幻小说的剧版《三体》同样也给观众们留下了不少讨论空间，另一版本的剧集《三体》则将由网飞Netflix出品，《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导演曾国祥执导；刚刚上线爱奇艺的《人生之路》则改编自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

《平原上的摩西》作者双雪涛的《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包括《摩西》的电影版《平原上的火焰》等等都将在近几年与观众见面，同为“东北三剑客”的作家郑执原著的剧集《胆小鬼》已在去年和观众见面，《刺猬》则将由顾长卫执导电影改编版本；班宇的《逍遥游》也已经改编成电影......

今天我们想捋一捋文学与影视之间的那些事，聊聊大家知道与不知道的那些文学改编。

从文学到影视

自电影发明以来，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同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可谓是相伴相生，1897年拥有名著元素的影片《浮士德：墨菲斯特的出现》便是明证。

《浮士德：墨菲斯特的出现》

随着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现代科技发明物的“壳”凭借声音、画面、蒙太奇的“核”与由来已久的文学书写产生了微妙的反应，而关于两者关系问题的讨论向来络绎不绝。

继白景晟在《丢掉戏剧的拐杖》中区别电影与戏剧，强调电影创作应探索自身的规律后，讨论延展到文学性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众多电影艺术家、理论家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张骏祥《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一文首开先河，他指出，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形塑、表现手法、节奏等密切相关，生搬硬套外国电影的技法、倾向形式化而忽视内容是不可取的。

张骏祥

郑雪来表示，论说电影创作的文学价值并不等同于认为电影就是文学，电影具有相对独立性，而非绝对的附庸。

导演郑洞天认为，因表现媒介有所差异，电影的文学性与文学的文学性不尽相同，文学性并非唯一，它之外的二度改编同样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或许，站在中立的视角看待是较为合适的，在共性交集之外又各自取得独立话语体系的艺术势必具有独特性。

对文学而言，语言是第一手的媒材，可直达内心深处，进行私人化的表达；同时，读者无法直观看见或听到描述的内容，由是，个体的想象力得到极大发挥。

作为后来的艺术，电影的综合性恰是必然而为的，唯有从音乐、绘画等艺术中吸收所长、融会贯通，才可能有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电影的文学性乃是剧本使然，为文字描述的具象化呈现提供参照。

伴随着全球化的商业浪潮，观赏性强的娱乐片占据电影市场。在被称为“王朔电影年”的1988年，作家王朔的四部小说出现在大银幕上，即米家山的《顽主》、黄建新的《轮回》（原著名《浮出海面》）、叶大鹰《大喘气》（原著名《橡皮人》）和夏钢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个作家爆红现象的背后映衬着文学的趋冷。

进入21世纪，《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源自古典文学的公共IP衍生出众多旧话新编的佳作，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便是其中之一。

网络文学IP改编市场，主打动作、冒险的《鬼吹灯》《盗墓笔记》的系列化改编已初具规模，此外爆款的古装剧《琅琊榜》《庆余年》以及颇具现代都市气息的《欢乐颂》......等无不出自备受青睐的网络文学。以数量庞大的原著读者反馈做支撑，这些影视在商业与艺术方面得到很好的结合。

经由文学改编而来的电影从不是唯一，“影游融合”时代的到来昭示着无限的可能。影视工业日渐成熟，摄人心魂的外在形式屡见不鲜，但好的故事始终是稀缺品，以工业化的合格品为基准，如何创作灵动的艺术品一贯是世界性的难题。

「写」的多重维度

 “喜剧之王”周星驰“演而优则导”，“国师”张艺谋更是从摄影起家，论及编剧，有姜文这般编、导、演样样都能的，也不缺张爱玲、刘震云、述平这些从文学出发、半路出家当编剧的例子。

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

根据述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改编

跨界的流动孕育着包容：不是“一去不复返”的“移居”，不是器官移植般的非原装适配，而是如候鸟迁徙一般，发现合乎规律的路线。

若仅把文学看成影视的原本，那未免太过片面。广泛的阅读、思考何尝没有在无形间培育人文精神、塑造审美观呢？

冯小刚《一九四二》

改编自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究极“写”的多重维度，我想略谈以下两点：

其一，有诸如《非常嫌疑犯》《三块广告牌》之类的原创剧本，也有改编自文学作品、充满作者性整编色彩的影史佳作。针对后者，例证太多——改编自詹姆斯·M·凯恩“硬汉派犯罪小说”《邮差总按两次铃》的同名电影、《安娜·卡列尼娜》莫不是明证。

单拎出《包法利夫人》，便有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克洛德·夏布洛尔、文森特·明柰利、让·雷诺阿等名导的众多版本。数十年接连流逝，同名影视迭出，足以见得，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大概率错不了。自1857年福楼拜写就，“包法利夫人”不光在法国待着，而且还借影视的快车走向了世界。

《包法利夫人》（1991）

克洛德·夏布洛尔导演

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

不难发现，多样的语境已然涉及到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我们关注的不再局限在影视有无忠实于原著，还会在不同国别、不同年代抑或是相同国别、不同年代导演改编的不同版本间进行对比分析。在文学与影视的宏大议题以外，窥得的是时代流转中的风俗、观念与服化道的变化；从同一本书出发，志趣相异的导演亦是读者，借用电影语言表达各具特色的理解。

其二，人物及其文本的嵌套性助力多维度探寻。

张爱玲最广为人知的身份莫过于作家，但她的编剧生涯同样不容忽视。上海文华影片公司时期，她曾参与编剧桑弧导演的《不了情》，后又在香港电懋参与编剧工作，产出了《情场如战场》《桃花运》《小儿女》以及 “南北系列”的《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等影片。

某种程度上，“北人南下”既是影片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张爱玲人生特定阶段的真实描摹。

《不了情》（1947）

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

人物的多元经历可以带来巨大的探讨空间。同样写情感，张爱玲的小说与剧本有何差异？

自小上过私塾又深受西学影响的她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什么？作为文学创作者，她的大量小说也被后世改编，许鞍华算得上改编张爱玲小说最为集中的导演，为何改编后的作品会毁誉参半呢？由“张”至“许”，问题抛到了这里——

如何改编？

许鞍华将张爱玲的《半生缘》《第一炉香》《倾城之恋》

搬上大银幕

改编之道

说起改编，“改什么”“怎么改”“改得好不好”是贯穿全流程的一系列问题。砸了口碑、无功无过似乎是常态，若能超越原著是再好不过。

按理说，得先有东西，方可谈“改什么”。

至于这个先决条件，“有没有能改的”和“适不适合改”又能看作两个不同的分支。前者涉及选择，后者强调契合，除去这些，更遑论时代动向对影视的改编选择以及表达方式的作用力了。

20世纪前半叶，侯曜的“问题剧”代表作《一串珍珠》取材自莫泊桑的《项链》，西来东编的《狂欢之夜》根据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改编，来自西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从文学蓝本改编、表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电影陆续涌现，《小兵张嘎》《林海雪原》等影片早已令人耳熟能详。

……

对于适不适合改编，一看故事品质和审查制度，二看受众基础及预计的经济回报，三看改编难度或跨媒介表现的适配程度。

拿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来说，这样的作品在原著阶段就设置了严密的时间节点，内蕴的节拍随之生发，操作起来自然相对顺利；

再举一例——托马斯·伯恩哈德《伐木》的主要内容是大部分时间独坐在椅子上的叙述者对艺术晚宴在场者的评论，但如此冗长却又引人沉思的作品，如果被强搬上大银幕，真的会好吗？

当时长多为一到两个小时的电影碰上卷帙浩繁抑或是篇幅简短的文学作品，适当剪裁与扩充必不可少。与思考“改什么”时的一次选择相比，剪裁可以说是关乎于“怎么改”的二次布局。

陈忠实的《白鹿原》先后有电影版本和电视剧版本问世，但为何观众就此给出了不同的评价？

这部史诗级的文学原著的字数达到了49.6万字，电影版片长超过了两个小说，剧集版更是多达七十余集。

诚然，电视剧相比于电影在体量安排上显得更加从容，但电影版本本身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客观来讲，时间跨度大、出场人物多的特征就很大程度意味着改编者不得不做宏观上的减法，但这并不妨碍在局部的细节上做加法。

删繁就简本无可厚非，但影版的《白鹿原》将原著中的重要人物朱先生、白灵省去，意象性十足的“白鹿”仅仅是轻描淡写，“新”的立意部分被淡化，秦腔、麦浪更像展览式的地域景观，浓郁的色彩不禁让人联想到第五代导演的视觉审美风格。那么，充斥着原欲，混搭乡土元素的改编究竟是没抓着精髓还是原本就只想“借个壳”呢？电视剧版对生理性方面的表现把握住合适的尺度，对于原著中人物扁平的问题能够跳脱出绝对二分化的思维，使得人物的维度得到丰富。

站在严肃文学巨人肩膀上的二度创作并不容易，十全十美大概只存在在人们的想象里。

在未来的创作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能否探索电影续集或是截取部分故事而不失原著的神韵呢？这有待后续的实践观察。

除此以外，衔接角度，电影改编原著的方法还可以利用幕间字幕或旁白、削减次要情节与合并场景的手段在时间与空间上保持连贯性。

再者，名著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故事过于脍炙人口的情况下，改编者很可能会被束缚住手脚，功力深厚的希区柯克选取“三四流小说”为蓝本不失是个好的办法。当然，具体情况因人而异，改不好便是另一种情况了。

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改得如何亦即妥不妥贴。

李沧东导演的《燃烧》根据村上春树《烧仓房》改编，同时借鉴了福克纳《烧马棚》。虽同处东亚社会，背景置换后效果何如的担忧依然存在，但从日本流动到韩国的文本经李沧东的本土化处理后，竟焕发出新生的诗性魅力。

抓取文字折射出的孤独与失落的精神前提下，在对韩国社会阶级问题的现实关照层面，影片用三个有着不同经历的青年喻指差异化的阶级，比之原著的迷幻，影像做实性更强。相对于村上在时间上的雕琢，李沧东对空间特质的敏锐把控，家庭、餐厅和自然空间用之有道，服务于叙事。

好的改编，在于体悟内在的核后，有意识地去增色。碰撞的结果不一定是两相抵消，也有可能是双重火花的绽放。

笔者在年初观摩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文学与影视的关联性议题在这一单元再度被关注。

该单元与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合作，成立由知名学者、作家、评论家、导演、制片人等组成的推荐委员会，推介具有影视改编潜力的优秀文学作品。入选“平遥”的18部文学作品中，不乏刘亮程、王安忆等老牌作家的作品身影，也有不久前在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斩获首奖的《潮汐图》。体裁方面，多以长篇小说为主，少数为中、短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的村庄》是唯一一部散文作品。

这其中，部分作家的作品已有成功影视化的先例：王安忆的《长恨歌》早在2005年便被关锦鹏影视化为同名电影，其后还有丁黑执导的电视剧版《长恨歌》；基于笛安“龙城三部曲”改编的影视剧《龙城》有待播出；而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中的《云重传》正是发轫自葛亮的小说。

作家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已被改编成电视剧

整体来看，获得平遥推介的故事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既有植根于作者工作经历、较为罕见的外交题材小说《蹦极》；有从少数民族史诗原型汲取养分、更具普适性叙事意义的《本巴》；又有地域风格浓郁的岭南书写——《潮汐图》《燕食记》……历史性、人文性、时代感、民族性尽显其中。

这当中，不同于多数聚焦于盛唐时期、长安地域的小说创作，《降魔变》罕见涉及到归义军的历史，捕捉到易被忽视的晚唐时期，小说的语言在文雅性和可读性、古与今之间找到了表达的平衡点，而选取敦煌这一特殊空间，乃是作者马鸣谦深厚井上靖影响的缘故。作品以“中国版王子复仇记”、“政治阴谋史”、“敦煌全景图”作为主打旗号，历史的厚重感天然具有吸引力，值得期待。

入围发展中电影项目计划的《逍遥游》根据“东北文艺复兴三剑客”之一的班宇的原著小说改编，导演梁鸣在谈起心得时表示，小说中心理描述的部分很难用影像呈现，但阅读过后那种被多层感受包裹的体验难以言表。在改编当中，他十分注重人物之间的关系，要让电影跟着人物走。

改编自班宇同名小说的电影《逍遥游》

年初的这一届平遥影展利用电影展这一平台，去掉中间环节，让作家、出版机构与制片方、投资人更为顺畅地沟通；打破业界壁垒，使得文学与影视相互滋养，在动态的迁徙过程中，以共创的姿态实现故事、思想层面乃至灵魂高度的升华。

海浪电影周前阵子也官宣了“从文学到电影”的文学改编拍摄单元：

国产影视的未来，恐怕与文学密不可分。

快餐式文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三分钟解说电影、快速说书等产物接二连三出现，静下心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的确，每种艺术自有一定兴盛期，但不管如何，文学与影视乃至更大的范畴内，流动之间不变的是被唤醒的感知。

/the end

点击查看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