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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28个
瞰法视频，记录时代的脚步
主编说
徐晶｜瞰法我本来对于写陈枝辉是有点抗拒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反潮流”。这都什么年代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工具，SAAS……你在编书？一编七年？ 但当他坐在我的面前，我发现我错了。这就是我该写的人。什么叫“潮流”？这个世界，从来都是被逆潮的人改变。这个世界的历史，记载的从来都是那些不随波逐流的人。 他让我想起我大学刚毕业时，在法律出版社的杂志社做记者，当时去采访了用十年时间自费编撰《英美法词典》的薛波。一间小小办公室的空间被利用到极致，省吃俭用经济拮据，审稿人中还有东吴大学参加过东京审判的周枏等“被遗忘的老学者”。薛波从政法大学未毕业的研究生，一直到鬓角斑白的苍苍中年。 我们本可以不必这样选择我们的人生。但历史的车轮不论怎样往前翻滚，总有那样一种人，他们会有一些叫做“社会责任感”的执念，会有一种被称为“理想”的很俗气的东西，一直牵引他们去做了一些让自己痛苦不堪，却值得被铭记的事。这，才是瞰法该记录的。 我很庆幸，不论在哪个年代，一直遇到这样的人。
讲述｜陈枝辉 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采访｜文 徐晶 视觉｜方敏华
我第一次认识到案例的重要性，还是做实习律师的时候。那是2004年，我在平谷一家土地开发公司做法律工作两年后，突然有一天早上我觉得烦了，晚上就打包了所有东西，搬进了城里。我在法制日报的广告版面上找到一个招实习律师的律所，给我400块一个月，我就去了。实习律师是非常苦的，没有案源，没有执业技能。我为了让自己尽早学会办案，就主动学习各种案例。恰逢京都律师事务所需要人负责编辑刊物，我去应聘，问我要什么待遇？我说3000块挺多了，要是有4000就最好了，5000的话就太好了！后来给了我4000块一个月。京都的主任田文昌律师，是一位学院派，是比较早从政法大学出来做律师的学者，他非常重视律所的文化建设。我那时一个人负责一本刊物，每个月都得熬夜。100多页，自己排版、打印、装订，送到很多学者、法官、律师的桌上，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工资也从4000涨到5000、8000，并且从来不拖欠！哇！我觉得真幸福！也是在那时，我开始固定地做案例整理工作。我意识到整理案例是一种很好的掌握实践技能的方法，而且我发现同行也能从中受益。这段经历让我受益终身。但慢慢的也觉得自己成了一颗螺丝钉，我是热爱做案件的，于是又进入一家律所，正式开始做执业律师。之后的这些年，兜兜转转，所也换过几家，也办过一些有影响力的案件，我还和朋友一起创办过律所，后来发现那些繁琐的管理运营问题很难处理，一年后律所就注销了。2
还在京都负责刊物时，就收到过天同律师事务所寄过来的《天同参阅》，我当时一看，咦？竟然还有律所比我做刊物做得更好的？我离开京都时，还去找过天同所，那时天同在一个商务会馆里，那个楼很复杂，没找到。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了。2011年，天同主任蒋勇律师却又通过一些途径找到了我。我那时已经是个“法律畅销书作者”，我把那些年陆陆续续整理的案件收集起来，投稿到几个出版社，本来没人理睬，但法院出版社的总编辑偶然看到了书稿，说很不错，就出版了。后来这本书卖了一万多册。我又陆续出了几本，销量都有三四万。蒋律师当时想寻找一位知识管理主管，通过出版社编辑联系到了我。我终于见到了仰慕中的律所，感觉很好，看到他们满满一个屋子规范的档案柜，很震撼。但那时我刚到一个律所做合伙人，气氛和业务都挺好，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归属感”，所以不太想挪腾地方。一直到2013年，我去参加天同开放日，在那里，和蒋律师聊起案例整理的事情。案例整理在西方判例法国家是很成熟的，都是由经验非常丰富的律师或法官来完成，称为“钥匙码”。
中国虽然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但是法律的运用是一个复杂过程，不像自动售货机，你把案件事实输入进去，马上给你出来一个裁判结果。法律只有在复杂的实践应用中才具有生命力，而案例就是这些生命力的体现。
最高法院这些年也不断地在推进裁判文书公开，推进同案同判制度，案例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我和蒋律师都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义，能够为中国法律界带来益处。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又通过邮件、短信不断沟通，默契越来越深，终于下定决心：我们来做一个中国的钥匙码！
我当时想，集中精力，把中国现有的民商事权威案例按体系整理出来，3 年、5年，应该差不多。你现在再问我如果回到当年，我还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的答案肯定是不做！我要早知道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肯定会放弃的！就像游泳一样，你浮出水面，吐一口气，你会看到外面很美，但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重新再扎进去，钻到海里面，然后憋着气，憋到你那种快窒息的感觉。你是很不情愿的！
我进入天同负责知识管理，开始了这一项浩如烟海的案例整理工作。以前做律师，年收入百来万也不是太费劲的事，现在不做业务了，虽然天同也付给我不低的薪水，但毕竟也是要清贫很多。而且天同的律师们都在办案子，给律所“创造效益”，只有我这个“另类”，每天在所里出现，看起来很忙，别人却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只有很勤奋，也不给自己留退路。为了不让自己把任何时间浪费在网上冲浪，我把我办公室的电脑屏幕朝外，这样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监督我。
因为怕路上堵车，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6点钟就到了办公室。我给自己计时：这个案例有2万字，现在是6:35，我要在7:50之前完成它。然后再进入下一个案例。基本上一天编一二十个，到晚上9、10点下班，有时候会十一二点。
你知道天同四合院是一个有着历史沧桑的院子，我自己又很喜欢古文。在这样的院子里，发生一点离奇的故事也是有可能的是吗？像聊斋志异里的美女狐仙啊……我也挺期待遇到一次的。有时半夜2点钟我去上厕所，要穿过院子，我心里就老是毛毛的，扭回头去看有没有什么跟着我。上完厕所回去感觉办公室的门缝好像变大了一点，心里就很忐忑，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进去了？然后就把床底床上（自己铺的行军床）到处给找一遍，再惴惴不安地睡过去。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听到屋外窸窸窣窣的，很紧张，就出去想确认是什么，还特意去找了食堂的顾师傅一起。然后就发现声音从一个垃圾桶里传出来，我们拎着一根竹竿，往里面一挑，就见一个黄影子蹿出来，噌噌噌满屋檐到处蹿，那速度快得就跟鬼影一样！你能看见影子，但根本看不见它的模样。再过了一会，院子里就充满了一股狐臭味儿，我和顾师傅就知道，是黄鼠狼“黄大仙儿”来了。黄鼠狼的身手，真是可以统治世界的呀！
我一年当中，大概有1/3的时间是住在办公室的，最长的时候，应该是连续住了7天。
我也没办法，任务太繁重了，我也想尽早完成，好回归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也想过找一些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我也前前后后招聘过十几个人，给他们出题，手把手地教过他们。后来发现要么是经验的缺乏，要么就是待遇的问题，职业前景的问题。如果对这个事情没有那种真正的热爱，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就这样坚持了两年，期间天同有了微信公众号“天同诉讼圈”，我时常精选一些案例裁判规则集锦，发到公众号上。结果都非常受欢迎，“天同码”文章出现了好些“10万＋”的爆款，有律师还说：蹲在厕所上看天同码，一下就看得忘记起身了！我在年轻时从学习案例中得到的益处，现在在全国数万名法律同行身上都得到了印证，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2015年，我们把天同码已经完成的几个领域集结成册，先出版了一部分，当时叫天同码七卷本，彩虹的颜色。这套书在“天同诉讼圈”上一下午卖出了4745套。这个成绩让我很惊讶，也让我感受到了法律人们对案例的需求。
当时有一个河北年轻的实习律师，月工资1500，房租1300，为了买天同码，他预支了下个月工资。我知道这件事后，特别感动，就去找了给书作序的梁慧星老师，亲笔签名，然后塑封好，我自己开车去石家庄，送到了他所在的律所。
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还串通了他的律所主任，故意骗他加班。他看到我搬着一箱子书出现时，特别诧异，也特别惊喜。但是，在那短暂的狂欢中，我也很清楚，这种热闹的场面，不是这样一个项目的本质，大量的工作，仍然需要我在日常的静默当中去完成。你还是要回到那种孤独的环境中去，去过那种黄卷青灯的生活。 3
晚上完成一天的整理工作后，我觉得很疲惫，而且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没有尽头。那么多的案例，每一个都需要你耗费很多的精力，花很多的时间去完成，何时是个头啊！而且好像离你自己的律师职业越来越远。我也会感到很焦虑。有时候也会去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异类，真的在做一件可能没有结果的事情。你是不是偏执之人？你自己也会怀疑自己。但我没有其他选择，我必须要去做成它。因为对一个行业来讲，它是一件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即使我不做，其他人也可以做；现在不做，将来也会有人做。我自己做，可能我会更放心一点。我也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笨的人！也不是什么官二代、富二代，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我最大的资本就是去坚持、去努力、去奋斗。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有毅力的人。但实际上我知道我是自制力很弱的人，所以我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约束自己。我需要不断给自己创造“仪式感”。在我很疲倦、想放弃的时候，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300天的“闭关冲刺期”。从2018年3月1号开始，我不能够跟人出去吃饭，我不能够参加娱乐活动，我不能够剪头发……然后我会在每一天睡觉之前把当天的工作捋一下，记录下来完成了多少篇案例，写下闭关第多少天。
通过这种方式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自己经常就感觉潜到了一个不见边际的大海当中，都快窒息了。但你想换一口气，都觉得是一种放纵。很憋闷，很枯燥。
期间我们大学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大家都回来相聚了，唯独我没有去。我害怕仪式感一旦打破了，我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我外甥女定在国庆节结婚，我说我去不了，我妈很不理解，在农村里面，外甥女结婚，舅舅是必须在场的。我只能告诉他们：我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后来家里人为我改了期，把婚礼定在了春节，因为那时候我“出关”了。这300天也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大长假、所里年度旅游的时候，我都在办公室里编案例。爱人带着孩子过来看我，我说就是来探亲的。300天不剪头发，后来头发长到我肩膀上了，看起来特别像一个艺术家。头发老耷拉下来，我只好去买个发箍，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偷偷戴起来。但是你是一个男性！老戴这种东西心理可能产生变化的！熬到300天“出关”，我赶紧约了磕头拜把子兄弟去喝了顿酒，拍了个合影，第二天就去把头发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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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后不久，终于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中国20多年来的权威民商事案例，2万多个，我按照不同的效力级别、不同的专题，几乎不漏地全部做了整理。一篇几万字的案例，我浓缩成300-500字，每个用22个字严谨地概括裁判规则作为标题，18大本，4200万字。
看一个案例原文，需要2个小时，看天同码的裁判规则，只需要3～5分钟。如果一个人读一个案例能够节省下100分钟，十万人读两万个案例，我就能给人节省出来几十亿个小时。虽然这是以我的七年时光为代价的，但我觉得很值！为了让这些内容的质量经得住推敲，我又在线上发起了“悬赏挑错”活动，如果你发现天同码案例中有一个错别字，我们就奖励300块钱。我还故意埋“地雷”，故意设计错别字，如果挑错者没有发现“地雷”，要倒贴给我50块。通过这种“对赌”，挑错者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一共有近千人报名参与到天同码的审校、挑错工作中来，有法官、律师、检察官、公司法务。为了有效解决对“错误”可能产生的争议，我还请了最高法院法官、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专家、出版社专家，组成了一个仲裁委员会，对我的判定不服的，可以去“仲裁”。我们前前后后审校了七八遍，一轮一轮地审，一轮一轮地挑错，为此付出了21万多“挑错费”。但这些参与的人，却给了我更多感动。每一个人都让我感动。其中一位江苏的检察官，为了审校，一点点去查原始图书，去对里面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标题、每一个案号，挑出来的错误都是功力极其深厚的。有一次一个法官指出来，你案情简介中“诉请某某要求支付”的“诉请”，用得错误，因为“请”就有“要求”的意思，更准确的应该是“起诉某某要求支付”。我特别服气，乖乖把奖励金付给他，还又发了一笔特别奖励。最后一轮挑错，我叫“一字千金”，发现一处奖励千元。因为我相信天同码的文字质量是经得起推敲的，是可靠的。但即便是这一轮，也发现了15处，发出去15000元。在一件工作的极致追求上，真的是永无止境。
统稿工作也是非常的繁重。在一次运动之后，我从院子里回办公室，正走着，一下子就失去知觉了，一头栽在地上。当时额头都磕在水泥台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同事都跑过来，把我扶起来，叫醒我。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晕倒了，这是最危险的一次。从那次之后我就深刻意识到人是抗不过规律的。我这要是去了，虽说是一种解脱，但是我会留下很大的遗憾。坚持六七年的一件事情，最后功亏一篑，没有完成的话，即使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也不会安心的。我当时就在电脑上专门设了一个文件夹，放在非常显眼的地方，我的电脑屏幕一共只有三个图标：垃圾桶，我的电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文件夹。
我把天同十八部全部资料，还有后续操作指南，详详细细的，全部在这个文件当中列明白。万一真要发生了什么，我希望有人能看到这个文件，把这个工作衔接起来，去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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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最后一遍统稿完成的时候，我把稿件交给排版公司，交给出版社。那个时候再没有遗憾了，我带着爱人、孩子去了一趟潭柘寺。我是真的觉得上天眷顾，很感恩。潭柘寺的树叶还是红的，我想这才是生活，这才是有烟火气的生活。
到天同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女儿刚刚出生。我完成的时候，她也7岁多了，跟我的书是一样的。我爱人养了一个孩子，我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大家都很辛苦。我的女儿很矜持，从来不会说“爸爸我爱你”，但我知道她心里是有我的。每次她来“探亲”，我就带她爬上四合院的屋顶，四面墙全走一遍，她又害怕又刺激。这种狂野的体验，就是我这个爸爸带给她最多的快乐！
我现在已经知天命了。民商事领域这个庞大的结构已经搭建起来了，最难的前二三十年间的权威案例已经整理完毕，往后每年花二十来天就可以不断增补新的。
我希望天同码会成为中国类案或者是案例整理制度的一个里程碑，也希望未来还会有人去整理刑事领域的、知识产权领域的。我够了，战争已经结束了，兵荒马乱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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