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加分政策何去何从？

加分新政

9月11日，安徽省对本省的高考加分政策进行调整。自2022年起，不再对侨眷、港澳同胞及其眷属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安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在几年前，山西、山东就取消了少数民族加分项，江西和辽宁也分别将在2023和2026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

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少数民族加分似乎天经地义，这么多年来都是这么执行的，为什么最近开始密集变化？

事出有因。2018年7月，贵州发生了家长抗议“少数民族加分”的群体事件。贵州是少数民族大省，16万参加2018年高考的贵州考生获得20分的少数民族政策性加分、2万余人获得10分的加分，占贵州当年考生总人数的45%。

中国高考都是省内竞争，如果加分的情况多了，会对那些没法享受加分待遇的同省的孩子们产生逆淘汰。还是以贵州省为例，全省前100名，有70多个是靠加分上来的；前35名中，只有5人是汉族，只占14.3%。这还造成了真正的裸考文科状元被加分人群挤压到了第20名，无缘清华和北大。

除了状元们，逆淘汰的还有每一个在贵州的汉族孩子。有汉族家长质疑：自2014年以来，贵州每年每百人参加高考人数均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总高考人数远也超过人口多得多的湖南、云南、重庆等周边省市，并且每年高考人数远远大于三年前的高中录取人数。比如：2015年贵州高中录取考生为 34万，2018年参加高考人数有44万。这多出的10万就是高考加分移民。

除此之外，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比例也在不断上升。2010年，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大约1255万人,占36.11%。这36.11%的比例低于高考加分的比例，可见那些双亲中有一个是少数民族的，大多会理性地选择让孩子成为少数民族。同比之前的人口普查数据，88个县市区只有6个汉族比例上升，极端的如沿河、务川两县居然会从1982的99.9%几乎全是汉族降到只有9%的汉族。

对于那些一方家长是少数民族的汉族孩子，法律还提供了一次后悔药的机会。按照《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未满18周岁的公民，可以因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而变化。如果孩子随父母一方是汉族的，父母离婚由另一方或者继父母一方是少数民族抚养的，则孩子可以改成少数民族。我们见证了为了逃债假离婚的，买房假离婚的，原来为了高考也可以假离婚。在美国为了入籍可以假结婚，在我国，为了孩子加入少数民族获得高考优惠待遇，父母也可以找少数民族假结婚。

假离婚假结婚还是合法手段，还有非法直接篡改的。比如，2013年，贵州省石阡县华夏学校教师李某以每个学生1万元的价格，请辅警将17名湖南籍学生的户籍伪造成当地户籍，并将民族成分填写成少数民族，以便上述学生能够在贵州参加高考并加分。1万元买20分高考分，这个买卖值！

还有滥用权力的。2009年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副县长、巫山县招办主任何业大与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都为自己的子女篡改了民族。而2014年任永州市副市长的张常明，落马的理由之一就是“弄虚作假为女儿谋取少数民族身份，享受高考加分优惠政策”。

面对汹涌的民意压力，贵州省教育厅在2019年5月28日出台了新政策：少数民族加分区域划分和分值设置不调整，但对申报条件进行严格规范，规定申报少数民族加分项目的考生高中阶段须在贵州同一县(市、区、特区)具有三年完整户籍、学籍和连续三年实际就读，方可按考生户籍地分值享受加分。这一政策可以挡住汹涌的高考移民，但在贵州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依然得到了延续。

有些省份如山西和山东就彻底取消加分政策，这些取消少数民族加分的省份大多是高考地狱模式的省份，也都是汉族大省。对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加分政策也是严格适用。仅对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高中阶段才转学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5分（言下之意，那些因为父母是少数民族关系而获得少数民族身份的考生也享受不了这个政策）。

但再来看看那些少数民族比较多的省份，高考改革方案中地方性加分还是需要考虑向少数民族倾斜。如广西，少数民族学生享受20-5分不等的全国性加分和地方性加分，而且2023年以后改革的降低的幅度也比较小。

在宁夏的回族考生，2020年参加考高还享受20分的全国性高考加分，在甘肃，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少数民族有20分的加分，对于那些长期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汉族考生（对于他们，有一个有趣的名词叫“长居汉”），享受10分的地方性加分。这对长居汉们显然是利好，但在高考这个零和游戏里，又加剧了非居住在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汉族考生的高考难度。

除了以上按照民族加分的事项，还有些我们很难凭空想象的政策：比如，甘肃对本身农村户籍独生子女户的考生也有10分的加分。

虽然各省市之间执行的加分政策存在很大差别，但有一点相同，在所有加分项目中，少数民族加分的比例是最高的，大部分省份都达到50%-90%以上。在严控加分政策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加分占所有加分项比重会越来越高。

为啥少数民族要加分

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就是官僚系统的基础，为学子提供人生价值，为皇帝选拔人才，为民族维系大一统，其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科举提供了打破阶层隔离的一条通路，让国家可以择优取士，也是我国对人类的文明进程的一项另类贡献。因此，无论官场如何腐败，科举制度设计保证了腐败和作弊的情况降到最低。

高考和当年科举制度一样，是一个不得已、不完美但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行之有效的制度。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高考分数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学生的这种能力——能够为一个长期目标压制自己的短期欲望而勤学苦读的能力。这也为我们国家筛选了一大批能够具有一般标准以上、爱岗敬业、勤恳踏实的中产阶级，奠定了我国能在40年间全方位迅速赶上的基本盘。

这个基本盘能稳住，也是靠着高考选拔人才的相对公平性。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的子女，都必须走一走这座独木桥。因此，加分政策就显得尤为敏感而被经常讨论。

人才选拔中，少数民族获得额外照顾的政策也由来已久。最早出现照顾政策的是元代。当时科举制度分左右两榜，对蒙古人、色目人特殊照顾。明、清时代，采取了南北分卷，加大了江南富庶地区的难度，康熙年间分省定额政策定型，对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实行了特殊照顾政策，清末还出现了“回民举额”这样给予少数民族身份的优待政策。

我国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自新中国建立之初延续至今。1950年5月，教育部就提出民族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之后又有“同等成绩，择优录取”等表述。之后，《高等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提出国家应给与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学生帮助和照顾。

在美国实行平权法案的州，族裔比例是录取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这样的政策实质保护了成绩较差的黑人族裔，加剧了亚裔学生的竞争，包括大部分白人也认为自己吃亏了。美国的《平权法案》我们下回专门讨论。

政策该不该改？

2015年教育部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解释到，由于民族地区的差别，教育条件、历史、自然等原因，所以要保留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优惠政策。

换言之，认为加分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条件、历史、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不利地位的补偿，为了弥补形式平等的缺陷，最终实现实质平等。

当然，反对的意见非常强烈。除了对汉族学生逆淘汰不公平，还有加分政策会反而会给少数民族学生贴上“能力不足”的标签，影响人们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公正认识。

少数民族地区一定就是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吗？少数民族汉族的教育条件一定比汉族的教育条件差吗？2015年教育部的《决定》中提出目标，到2020年，民族地区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及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事实上，实质平等是一个听上去很美的口号，实际很难做到。少数民族地区不等同于落后地区，很多欠发达地区或者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情况还不如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给少数民族因教育资源匮乏普遍加分，是否也应该给贫困县的孩子加分？是否给城市里的贫困家庭孩子也加分？事实上，后两者并不享受加分政策，只有部分高校实行的定向招生。

对2006-2010年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考生和汉族考生平均分的得分情况，少数民族的整体成绩与汉族学生群体的整体成绩存在差距，但少数民族考生考分总分平均值对于城镇文科、城镇理科、农村文科三类考生来说，历年都能超出对应的汉族考生，超过的幅度分别在：农村理科1-2分，农村文科1-7分；城镇文科8-13分，城镇理科12-20分。

如果以上的数据代表了普遍情况，对于城镇少数民族的加分，涉及人文社科方面的语文、外语、文综等差距较大，加分有利于拉平总体分数；而涉及数学和理综方面差距较小，一刀切加分反而会产生逆淘汰。

所以，在未来高考的改革中，可以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第一步，可以减少和取消城镇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对于农村少数民族加分区分文理科。对于可以加分的少数民族，其认定以本民族文化语言测试为基础，只有测试过关的才能加分。

第二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的差异，加大对农村、边远贫困人口和民族地区教育投入，并在考题的选择和设置上考虑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选拔的公平性，定期评估加分政策的影响，并制定加分指标逐年退出计划，还高考一个公平的起点。

我们吃瓜群众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但相信大趋势将越来越公平。

参考

《分省录取模式下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探析》，颜色盛，李美霞载《中国考试》2012年第7期。

《高考中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实施的效度研究—以贵州考生为例》，吴次南，载《科研管理》 2013年第11期。

作者介绍

周伯通，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汽车上市公司的总法。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会坚持写一些“装作”深刻的东西，他说，装着装着，就说不定真的深刻了。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有好看皮囊的有趣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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