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专业与时代碰触的律师是这样的——

“沪航”贸易高质量发展系列培训

涉外商事纠纷解决的最新动向

——《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之要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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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沪航”贸易高质量发展系列培训：涉外商事纠纷解决的最新动向——《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之要点解读的主讲导师是通力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合伙人秦悦民律师。让我们一起来拜读这位业界贤达的故事！

用专业与时代碰触的金融律师 

回首：理想、良师和益友

Q

您是什么时候对“金融”有了概念？是什么触动您在中学时期就立志做一名金融律师？

秦悦民：在我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说，上海曾经是远东第一大都会、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后来我考上了华东师大二附中，老师曾带我们到黄浦公园春游，他指着对面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说这些建筑曾经是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办公场所。这两件来自父辈或师长的小事都引发了我对“金融”最初始的兴趣。

我姑父是上海市半导体公司的领导，高二的时候，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上海小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1]。1986年7月10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恰逢中国政府提出复关申请[2]。几天后在人民广场，我从复旦法律系主任董世忠教授那里得知，那一年本科新增了一个专业：国际经济法。在董教授的鼓励下，我填报了复旦国际经济法。

至于为什么选择金融法律而非金融，是因为父亲一直鼓励我“做专业人士”。我有个弟弟，在我们哥俩小时候，父亲常说：“基辛格有一子一女，一个做律师，一个做医生。我希望你们也能成为专业人士。”在他老人家的鼓励下，我最终选择了做律师，而我的弟弟现在是上海龙华医院的主任医师（笑）。 

Q

在上海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您曾师从蒋鸿礼先生、邵瑞兴先生等前辈，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管理团队、带新人有什么启发吗？

秦悦民：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这两位先生，蒋鸿礼先生比我要年长40岁，是老派的上海绅士，他每天都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蒋先生也是上海市的政协委员，非常关注我们年轻人的学习，他让我们一定要多读英美大所律师写出来的合同，注重英美法的学习。

有一天，我身着正装坐在办公室，蒋先生进来一看，就用他的金华口音说：“你这个皮鞋不错，我觉得是小牛皮的。”他告诉我们，做律师一定要“smartly dressed”（穿着得体），因为律师给客户留下的印象非常重要。不修边幅就去见客户，非常不礼貌。

蒋老师还把他在东吴大学学习时王宠惠先生[3]翻译的《德国民法典》英文版送给了我。据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跟周总理说，他在杜克法学院学习的《德国民法典》也是这个版本。

《德国民法典英译》（1907年）

王宠惠翻译 蒋鸿礼先生赠

邵瑞兴先生比我年长30岁，他儒雅博学，执业领域也很广，外贸、外资、金融、 海事、争议解决等等都做。1988年我在复旦求学时注意到，邵瑞兴先生当时代理的一个跨境诈骗案件登上了最高法院的公报，于是我邀请他来做讲座。邵先生教导我：

“小秦，应然和实然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多看判决书，不仅公报案例和法院编选出版的公开案例，要搞清楚法官是怎么想的。学校里学的东西固然重要，但只是一个起点。”

两位老师的人生经历都非常丰富，不像我当时22岁，从复旦大学法律系一毕业就走进了律师事务所。他们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什么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我现在非常享受跟所里“小朋友”坦诚、平等的交流，年轻人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同他们交流我自己也有收获。刚做律师的时候，我们上午跟邵先生讨论案子，中午一起吃饭，下午他会带我们去见客户，言传身教。直到现在我还很怀念执业生涯初期的这段时光。

后来我参加了司法部选派青年律师到英国进修的项目，从1997年6月去伦敦大学学习了4个月英国法，之后在英国顶尖的事务律师事务所和出庭大律师事务所跟着资深律师、大律师进修，耳濡目染了英国同行怎么执业，也领略了英国法官的风采，回国后就同韩炯律师、俞卫锋律师等一起创办了通力律师事务所。

2009年通力部分合伙人合影

Q

创办通力律师事务所的初期，您和其他创始人经历了哪些困难？如何克服的？

秦悦民：我们几个创始合伙人当时的平均执业年限只有五六年，但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希望把通力所做成一个百年品牌。

通力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8年，那一轮亚洲金融危机还没过去，银行金融业务又是通力的主要业务之一。所以，尽管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上海租下了很好的办公场所，购置了那个年代一流的办公设备，但同时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即使开所第一年不赚钱，也一定要挺过去！

最后事务所的经营还是成功的，没有我们在1998年下半年想的那么困难。后来回想，尽管当时我们几个执业时间不长，但我们定位较高、有拼劲儿，所以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Q

如果把您的执业经历进行阶段划分，您会如何划分？

秦悦民：1997年之前我的业务集中在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我有幸参与了上海第一块批租土地-虹桥26号地块银团贷款项目，以及东方明珠电视塔银团贷款项目等，也参与了第一批B股上市项目中的好几个，以及马鞍山钢铁A+H股项目。

在通力所执业的前十年，我主要做银行金融业务，也做公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等。2001年，我帮助华安基金发行“华安创新”基金，这是中国基金公司设立的第一个开放式基金。

那个时期也承办了大量金融机构新设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业务。大概从2006年开始，我就非常关注金融领域的争议解决和冲突法等问题，那年我在通力内部做了个讲座，主要就是讲冲突法问题。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节点是2008年。当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我也是从那时开始从主做非诉业务转向争议解决，此前18年的执业生涯，我出过庭的案件加起来只有几十个。

2008年9月雷曼兄弟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后，华安基金的那只QDII产品出了风险。我代理华安基金在上海高院起诉雷曼兄弟，这个案件很有挑战。2009年初，有一家跨国金融机构把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诉讼案件和第一个仲裁案件委托给我，最后也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Q

您已经执业三十年，并提到准备继续工作二十年，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您有哪些规划和想法呢？

秦悦民：我有个“三不”决心：不动摇、不焦虑、不懈怠。我86年进复旦学习法律，那年正好是民法通则元年。今年是民法典元年，我也做了30年律师，但我还想再干20年，所以现在的心态是归零。

至于为什么要执业50年，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金庸小说看多了（笑），金庸小说里基本都是年龄大的内功深厚。现在看来可能也有误导。

在英国进修的一年，我接触了很多英国的御用大律师，他们一身三任，跟我们的资深临床医生差不多。比如张文宏就有三个角色，他是主任医师，他也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同时他也是个科研人员。英国的大律师很多也是这样，他们一方面做案件代理人，另外一方面也在法学院、四大律师会馆做老师，此外，他们也写文章和著作，一些权威经典的著作会被法官和两造的大律师引用。我希望能够通过未来20年的努力，实现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

因为我的执业经历比较特别，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执业生涯中打通交易业务和争议解决业务、普通法和大陆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还有法律问题与合规监管问题之间的屏障。

Q

回顾您执业的三十年，您将自己的专业与职业做到了极致，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有哪些坚持或者思考让您非常受益的？

秦悦民：我觉得自己离极致还差很远。我的一个感悟是目前这个年代依旧有很多机遇，不少出道比我晚二三十年的后辈们可能觉得我那时的机遇更好，但我想说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而且在学习方面，老天也很公平。职场人在进入职场最开始的5到10年学习能力是最强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机遇永远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怀才不遇的故事在目前这个年代很少。

比如在代理华安基金诉雷曼这个案件的时候，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争议解决方面的经验，但代理这个案子需要律师有金融衍生品知识，熟悉复杂金融产品的交易文件，还要懂普通法，懂中英两国的金融监管，要能够跟英国的大律师、金融监管专家、银行专家深入沟通，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不会差，最后就是需要点胆识再奋力跳一跳，或者说跳两跳，把苹果给摘下来了（笑）。

华安V.雷曼案中

原告英国法专家证人的休斯御用大律师和秦律师

弄潮：深耕中国金融法律市场

Q

您刚刚提到华安基金诉雷曼，在代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您现在想起来还印象深刻、心潮澎湃的瞬间？

秦悦民：这个案子改变了我执业生涯的轨迹。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被自己当年的勇气和拼劲所感动。

中国和英国有七八个小时的时差，我那时的节奏基本就是连轴转，英国大律师问我是不是“work around the clock”（24小时工作）？后来案件的结果证明了“天道酬勤”，现在看来，关键时刻要敢于挑战自己，这样成功一定会越来越近。

Q

您近年在非常多的案件里作为中国法专家证人，向境外和香港的法庭、仲裁庭出具专家报告或出庭作证。做中国法专家证人您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得分享？

秦悦民：除了代理人以及仲裁员的工作外, 我在十余起境外法庭和仲裁庭处理的商事案件中出任过中国法专家证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思。如果香港法院要审理一个实体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案件，而法官学习的是普通法，不了解中国法律和实务，在实践中就需要“中国法专家证人”出面。

这部分工作非常重要，大家回忆一下孙杨事件[4]就知道了，其中也有中国的一名大学副教授作为中国法专家证人出庭。

专家证人要写专家报告，报告需要包含法理、法条、司法解释和丰富的案例。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个香港法庭的案件，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开庭，已经向法官交了四轮报告，主文加起来大概有300多页。

如果同行们想做中国法专家证人，首先需要有比较扎实的中国法功底，还要有相当的“英文能力”，这个“能力”包括书面的和口语的。我习惯用英文写报告，在法庭上用英文回答问题，这样尽管压力大一些，但是与法庭/仲裁庭交流的效果一定会比借助翻译要好很多。

刚刚说的中国法专家证人是广义的，我在有些案件中实际上是中国金融监管方面的专家证人，我曾就证券监管、海外直接投资、包括跨境担保在内的外汇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出具过专家报告，并在法庭上接受对方出庭律师的交叉盘问。

2016年有个港仲案子，盘问我的是执业近三十年，钱伯斯第一等级的英国御用大律师，那次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那个案件的结果客户很满意。后来再被其他出庭律师盘问，就感觉没那么困难了。

面对庭上的盘问，我觉得必须事先把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写报告的时候就应该要想到对方会怎么来挑战你，会问哪些问题。还有，要学会转换立场，除了对方的立场，还要假想如果自己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或者仲裁员，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做好事先准备和换位思考，对庭上的顺利发挥非常重要。

Q

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蓬勃发展同样体现在金融行业，大鱼大水，激荡奔涌，您一定也经历和见证了其中许多事件。您认为哪些项目或事件值得在中国金融法律业务的发展史上记下一笔？为什么？

秦悦民：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1984年上海小飞乐发行股份是一件大事。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律师的参与。我很有幸地在读本科时请到了秦其斌董事长分享那段经历。

90年代初，沪深两地交易所的成立是大事。1992年、1993年，一批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并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并上市，以及在境外市场发行股票和上市是值得记下一笔的。

还有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5]，对这个事件的处理影响深远。2002年，上市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引进花旗银行的股权投资，这也是里程碑式的交易。我当时有幸代表浦发银行参与其中，见证了许多复杂交易结构和交易条款的细节敲定。

我相信还有很多重要事件自己没机会亲历，难免挂一漏万。话说回来，我应该已经很幸运了，喝了不少“头啖汤”。

Q

您觉得致力于从事金融法律实务的律师要如何增强实力，拓宽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秦悦民：不少法学院的学生或者刚入行的年轻律师想做金融律师，我作为一个已经执业了半个甲子的老金融律师，有些感情希望和年轻人分享。当然，金融业务的领域很广泛，我主要从事的是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意见可能片面。

第一，作为金融律师，要有非常扎实的法律功底。我们不是在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更不是在翻译公司，我们是在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如果没有扎实的法律功底，你写出来的东西，你讲的话，就不大可能被客户、监管部门、行业自律机构、法官和仲裁员认可。

第二，金融服务基本都要受到监管，尤其是对公众的金融服务，会受到高度监管。金融涉及到了社会稳定、金融安全、国家安全。所以如果要做金融律师的话，除了学好法律以外，还要非常熟悉监管、合规、行业自律等，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4年又去五道口金融学院读金融EMBA。五道口的老师有不少是一行两会非常资深的金融监管一线官员，他们讲授的金融监管理念与实践对我非常有帮助。

第三，英语非常重要。尤其是年轻律师希望从事跨境业务，英语尤为重要。如果你不从事跨境业务，我也鼓励年轻人能够学一些普通法的东西，有机会尽量出去看一看。多读普通法国家的法官写的判决书，对形成一种法律人的思维有一定帮助。

第四，想做金融律师还必须有一些金融市场、公司融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方面的知识，否则客户是不会满意的。

第五，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客户业务在线上进行，我们跟客户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从线下到了线上，所以我们要重视如何在线上同客户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也要非常关注电子数据的保护。另外，不管是做交易律师，还是做争议解决律师，如果未来我们的客户有举证责任，一定要事先考虑好电子证据该怎么处理。

Q

当下的疫情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您觉得疫情对金融法律业务发展的影响有哪些？

秦悦民：争议肯定会越来越多。就拿外商直接投资来说，中国入世前后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高峰期，现在很多企业合资期限临近届满，这就产生了法律服务需求。

整个经济如果下行，投资失败、金融管理人员或资管机构人员违法违规被曝光，也需要律师来处理。

总之，各类金融机构、资管机构跟投资者之间的争议一定是越来越多的。我现在在上海和深圳的三家仲裁机构做仲裁员，承办了不少案件，感觉金融资管争议未来几年会层出不穷。

[1] 1984年11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飞乐电声总厂三分厂、上海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公司静安分部发起设立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由此诞生。

[2]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世贸组织的前身，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长期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1984年1月成为关贸总协定项下的《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的成员。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恢复缔约方地位的申请。此后，中国经历了15年艰难而曲折的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3] 王宠惠是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宠惠一生中先后撰写了《宪法刍议》等一系列的法学作品，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

[4] 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了此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和国际泳联（FINA）一案的仲裁结果，从这天开始孙杨将被禁赛8年。

[5] “327”是一个国债期货合约代号，由于保值贴息的不确定性，产品在期货市场具有投机价值。1995年初，万国证券总经理预测：“327”国债的保值贴息率应维持在8%的水平，据此计算将以132元的价格兑付。当其市价在147~148元波动的时候，万国证券联合辽宁国发集团大举做空。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空头判断彻底错误，万国证券为此将巨亏60亿元。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万国证券在当日收盘前8分钟大举透支卖出国债期货，导致当日开盘的多方全部爆仓。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头出现约40亿元的亏损。当日晚，上证所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是异常、无效的，“327”产品兑付价由会员协定。这使万国证券的尾盘操作收获瞬间化为泡影。万国亏损56亿元，濒临破产。同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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