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总是与幸福背道而驰?
幸福学的火爆，彰显我们空前的精神危机。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桑托斯在该校伍尔西厅讲授“心理学与美好生活”课程。图/耶鲁新闻
耶鲁大学那门幸福课最近又火了，在疫情期间注册人数增长了八倍！这门课在2018年刚刚在线上免费推出时，有十几万人选修，如今已经增加到了330万人，稳坐了耶鲁建校320年来最受欢迎课程的宝座，也引来媒体追捧。
可这个数字让我有点心惊肉跳，要是这330万人上完课后从此找到了传说中的幸福，那这个世界肯定会更美好。但毕竟幸福学也得像其他学科一样遵循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规律，一劳永逸的事只会出现在传说中，因而这个集体抵达幸福彼岸的前景现在只是雾里看花。但几百万人争先恐后地挤上一条名为“幸福号”的船，至少先说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太多的人活得并不幸福。因为幸福就像是氧气，不是到了稀缺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人整天惦记着它。
这一点在耶鲁这门课开设的前世今生里已经得到了证明。2018年春季学期，耶鲁心理学教授桑托斯(Laurie Santos)首次推出这门选修课，正是因为看到学生精神健康状况有恶化的倾向。耶鲁校报《耶鲁新闻》当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说，该校精神健康中心上一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学生抑郁和焦虑比例都有所升高，并引用该校发言人的话说，有一半学生本科四年中需要寻求精神健康辅导服务，这个比例比两年前上升了10%，料在这一年将再上升15%。
结果幸福课一开，就证明是号对了脉。一般耶鲁的课程有600人选修就已经算大课了，而这门讲授如何将积极心理学理论付诸实践，让人变得快乐起来的课程，一开始就招来了1200名学生，相当于耶鲁本科生的四分之一。
而现在这门课的再度火爆，又一次折射出了现实的惨淡。芝加哥大学全国观点研究中心去年6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经过了疫情的折磨，只有14%的美国人说自己觉得很幸福，比2018年降低了17个百分点。2018年的时候，只有23%的人说最近几周有时会感觉孤立无援，而这次的调查有这样经历的人占到了一半；因为疫情情绪失控的比例，比1963年肯尼迪遇刺或者2001年9·11大劫之后流泪的比例还高。经过对比更久远的数据，报告得出结论：美国人的幸福感已经掉到了近50年的最低值。
这可以说是疫情带来的一场空前的精神危机，对于在这场危机里挣扎的人们来说，耶鲁这样的权威学术机构推出的幸福课无疑就像滔天洪水中的诺亚方舟。但幸福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能在课堂上学来，就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了。
幸福这个术语
桑托斯不是第一个在课堂上教人幸福的学者。自从90年代幸福学在欧美学术界渐成气候以来，以学术研究指导实践，帮人们寻找幸福的行当已经发展成了年产值几十亿美元的庞大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院校中新开设的幸福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很多相关研究学者也成了人气明星，开始走出象牙塔为普罗大众和公司企业指点迷津，有如《百家讲坛》捧红的腕儿。
在桑托斯之前，哈佛大学教授沙哈本（Tal Ben Shahar）早在2000年代初就开设了名为“积极心理学”的幸福学相关课程，第一次开课只有8名学生。到2005年，这门课的选修人数达到850多人，也创造了哈佛最受欢迎课程的历史纪录。在公开课网站上，这门课到2011年点击率就已经过亿。如今自称曾不快乐30年的沙哈本已经名满天下，不仅出了《幸福的方法》系列畅销专著，还开设了自己的幸福研究学院，任何人花1950美元学半年或者3900美元学一年，就可以获得不同种类的幸福学证书，学员遍及全世界。
普通人对个人幸福感的关注，是伴随着国家层面上对国民福祉的逐渐看重而产生的。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率先提出了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国民幸福总值（GNP）。201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案，将“幸福”定为“基本目标”，敦促会员国效仿不丹统计本国国民幸福总值。2012年联合国召开幸福高端会议，推出了首个世界幸福报告，并把每年的3月20日定为世界幸福日。之后这个报告除2014年缺失以外每年更新一次，根据调查机构盖勒普对世界各国国民幸福感的调查为各国排名。报告把国民生产总值、寿命、慷慨程度、社会支持、自由和腐败看成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六大主要因素。
在美国，全国幸福总产值协会2009年在弗蒙特州应运而生，成为美国第一家致力于主张变财富至上为福祉至上的机构。次年该组织召开了美国首次以幸福为单一主题的大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出谋划策，为美国指点幸福之路。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测量民众的幸福感，有些甚至将此列在选票上供全民公投。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取得想象中增进幸福的成果。在美国，根据国内“社会总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尽管经济在最近几十年里大部分时间里稳健增长，人们的平均幸福感自1970年至今却没有明显改善。2010年以后更开始连年下降。另有调查发现，除去通胀因素，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从1950年至今已经翻了两倍，但在接受问卷时表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35%跌到了30%。
而世界幸福报告排行榜每年前几名几乎被芬兰、丹麦、挪威、冰岛这些北欧国家包揽，但这些国家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导致的酗酒、自杀问题也年年居高不下，以至于当地人中流行着一个自我解嘲的说法：大概不幸福的人熬不过冬天，活下来的就都是幸福的了。
在个人层面的实用性方面，幸福培训也常常因为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分歧而令人困惑。主张幸福可以通过学习得来的学者们很多是以2005年加州大学和密苏里大学三位心理学家发表的一份研究成果为依据的。那份研究列出了影响个人幸福感的三大因素，并对各自在最终结果中所占的比例给出了明确的估值——基因占50%，外界环境占10%，剩下40%是自己可以掌握的部分。这张图虽然看起来仍然给了命运绝对的权威，但对普通人来说幸福感有四成掌握在自己手里已经很令人振奋了，足以使上课、做作业、课堂讨论这些号称可以通往幸福的修行看上去全都值了。
但最近这些年，针对这份研究的质疑越来越多。有学者指出这三个因素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可以交互影响，共同作用，因而在导向幸福感的等式中，作用是无法明确量化的。比如一个有先天焦虑基因的人，是否会被外界环境诱发这款基因可以让基因在幸福感中所占的比例出现天壤之别。也有学者认为，即使三个因素可以完全独立分割，个人可以掌控的部分也占不到四成。挪威的两名公共卫生专家201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认为，人的幸福感有70%-80%都是来自先天因素。
幸福培训产业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或者直白地说，钱能买到幸福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心理学家们喜欢超凡脱俗地告诉我们，你要是以为钱越多越幸福，那是因为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这些学者们也承认贫贱夫妻百事哀，卖火柴的小女孩谈不上什么幸福感。但2010年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经济学家戴顿（Angus Deaton）的研究曾获得普遍认可——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再多的钱对增加幸福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而这个坎儿是年收入7.5万美元。但1月份美国国家科学院学刊上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却指出，只有挣到年薪8.5万美元，人才可能开始感到幸福。在此之上，钱越多越可能增加幸福感。这份报告立即得到理财界的一片欢呼，理财专家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钱买不来的幸福，如果有，只能说明你花钱的方式不对。
但如果你相信这个研究的话，幸福学的课就没什么可上的了。与其坐而论道望梅止渴，不如去修市场、金融、贸易、管理专业，甚至混社交网站炒币圈都可能更快找到幸福。
也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尽管一些选修了名校幸福课的人说课程“改变了人生”，还是有人说这种课程“没卵用”。柏林马克斯布朗克学院心理学博士卡巴纳斯（Edgar Cabanas）和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伊洛斯（Eva Illouz）在2019年出版了《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对幸福学和幸福产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感谢所有那些孜孜不倦地追求积极情绪和幸福的人，是他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为我们证明了这一行为其实是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的。”书中说。
不过，即使你不能从中获得改变人生的神奇的力量，幸福培训课上教的自我调整的方法最起码能像心灵鸡汤一样-——就算是暂时的点拨、糖霜般的慰籍，也是有益无损的正能量。比如桑托斯教学生用钱买体验而不是买物质，比如去旅游；每天做一些有益身心的事，比如锻炼和充足的睡眠；学会表达感激和善意。沙哈本教学生学会包容自己的负面情绪，把复杂的生活变简单，珍惜亲情友情这些最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在工作和休闲之间寻求平衡。
但这些倒让我想起了海子。在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短短15行的诗里，他四次用到了“幸福”这个词。“劈柴、喂马、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听上去几乎就是一套“幸福学”秘诀全攻略。但，诗人已经不在了。
即使放之四海皆准的幸福法则，也无法安放深入骨髓的忧伤，不知道这是不是幸福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老王的秘诀
2011年春天，《纽约时报》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请民调公司盖洛普根据各种幸福指标描述出全美国最幸福的人应该有的样子，盖洛普综合老年人普遍比年轻人幸福感高、男人比女人幸福感高、各地地理位置、个人收入等其他因素对幸福的影响等因素，得出结论，全美最幸福的人长这样：高个子、亚裔、信奉犹太教、至少65岁、已婚、有小孩、居住在夏威夷、有自己的生意、年收入12万美元以上。
记者按图索骥，找到了老王。老王名叫Alvin Wong，69岁，身高1米77，太太是犹太人，当年为了娶到她，老王皈依了犹太教徒。他和太太住在檀香山、经营健保管理公司，年薪12万以上，儿女已经成人。记者问老王“你幸福吗？”老王没说“我姓王”，他承认自己过得挺开心，然后说：“这是个恶作剧吗？”他是个喜欢自嘲的人，这是他的幸福秘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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