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耀科技大学，将是一所怎样的大学？

学校成为公益财产，由社会所有，社会治理，应成为教育改革未来的趋势。

“玻璃大王”曹德旺又要办学了，这次他要建的是一所理工类科技型大学，为中国制造业培养高端的、全面的、工匠式的人才。

由曹德旺捐赠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是这所大学的举办者，计划总出资100亿元。与已有的基金会办学模式不同，这所暂定名为“福耀科技大学”的学校将探索新型公办大学的办学模式。

针对痛点办一所大学

办大学这事，在曹德旺心中已经酝酿了好几年。2009年，曹德旺曾有意打造一个公益学院，正好增爱公益基金会当时计划创办一所社会力量办学、基金会支持的“公益大学”，双方曾做过交流，但最终没有在具体合作形式上达成共识。第二年，曹德旺主导河仁慈善基金会向南京大学捐赠2000万元成立“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

在此后的几年中，河仁慈善基金会捐建了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个高校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助学项目。就在宣布筹建福耀科技大学前一个月，由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资的厦门大学德旺商学院奠基。

但是，此前河仁基金会办学多是与成熟的高校和大学基金会合作，尚未从无到有新建一所大学；而采取民办公助形式建立的，也只有福州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

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佼佼者，曹德旺看到了当前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高级人才断档问题——制造业高级人才被挖来挖去，导致企业成本的直线上升，也对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不利，而国内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偏标准化，存在重虚拟经济、轻实体经济的倾向，学科重点倾向互联网、金融、MBA等，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题。

“一些培养制造业人才的学科跟不上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要求，一些制造业真正需要的高端人才却没有地方培养。”曹德旺对此深感担忧，当前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如果制造业人才的培养跟不上来，就会影响制造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前段时间，曹德旺去德国考察调研了慕尼黑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深感德国的教育方式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比如，德国的大学聘请的教授都有工厂实践经验，这些教授会教学生如何做实验、如何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学生毕业进入工厂就可以直接上手。而在中国，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工厂，公司要花几年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出上手的技术工人。

基于这一痛点，曹德旺萌生出建立一所大学的想法，“我们落后在动手能力太差，想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研究类的人才去解决工厂当下遇到的实际问题。”曹德旺坦言，福耀科技大学将模仿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办学方式，实行错位办学，瞄向目前制造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短板，培养产业工匠式的领导人才。

办学的事情是曹德旺主动提出来的，福建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专门讨论办学的事情。目前，福建省仅有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两所“双一流”大学，如果福耀科技大学能顺利建成，或将成为福建省第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河仁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理、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参会理、监事成员合影。基金会计划总出资100亿元投入筹建“福耀科技大学”。

在选址方面，综合福建当地媒体报道，在福州高新区南屿镇流洲村流洲岛，未来将规划一座福建新型研究型大学，占地845亩。拆迁工作已于5月2日启动，与河仁慈善基金会的“官宣”时间吻合，或将是福耀科技大学可能的选址。

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目前高校办学的一大方向。“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

然而，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目前，除了西湖大学在教育部批复之时便被冠以“新型高等学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为办学定位，是无可争议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之外，近年来一些传统研究型高校纷纷转型，如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同样被视作新型研究型大学。而一些社会力量兴办，正在筹建中的“渤海科技大学”“东方理工大学”，以及此次引起巨大关注的“福耀科技大学”也被寄予厚望。只是目前在教育部官网，尚未公开这三所大学的批复函。

在曹德旺看来，福耀科技大学的“新”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由政府加公益基金出资建立一所公办大学，河仁慈善基金会帮助学校深化改革，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董事会或者理事会负责制。二是创办资金来源于非营利机构，没有逐利的愿望。“我们基金会只是赞助办学校，负责建设校园。基金会对学校的发展会提一些建议和要求，但基金会不会参与学校具体的管理和监督，学校还是由政府来管理”。 

公益基金办大学

“探索基金会办学的公办大学模式值得期待。”一听说福耀科技大学筹建的消息，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立刻撰文写道，“它的改革探索价值，或远不是增加一所高校所能概括的。”

基金会办学是发达国家举办学校普遍采取的方式。在熊丙奇看来，这种方式可确保办学的公益属性，因为所有办学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并用于学校办学开支，举办者不得从办学结余中分红。“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如果举办者选择非营利性办校，基金会办学方式就是最优选择”。

2018年成立的西湖大学，采取的就是基金会办学模式，但西湖大学是民办高校。与私人基金会关系最为密切的公办大学是汕头大学，2012年，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李嘉诚基金会共建汕头大学，但在熊丙奇看来，这属于基金会参与建设、资助公办大学办学，而非直接由基金会举办。

2021年4月26日，杭州，西湖大学。

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办高校还没有采取基金会举办的先例，福耀科技大学或将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我们要从国家办大学，政府办大学，逐步转为社会办大学，基金会办大学，这是一个理想的方向和目标。”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看来，不同于纳税人通过政府办大学的政府办学模式，类似西湖大学这样，由捐赠人通过公益基金设立的大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大学。

这也正是曹德旺所期望的。2011年5月，曹德旺捐出个人名下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发起成立河仁基金会，当时市值高达35.49亿元，他也成为河仁基金会主要的捐赠者。此次办学计划投入的100亿元主要用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按项目实施进度，款项直接拨付至项目建设公司。

然而，一所大学的建设发展需要长期的投入，在资金来源方面，有一部分财政拨款，未来也将接受社会的捐助，甚至可以通过服务企业得到赞助。“学校服务于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我们的高端产业本身并不缺钱。我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也很愿意来赞助学校”。在曹德旺的设想中，希望学校成为一所全社会共建共办的大学，吸纳和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同时也服务于全社会。

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基金会办大学，或是公立大学的基金会，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上，自主性都相对较弱。“在学校看来，大学基金会只是其附属财政，就学校某个项目去筹款，自然没有话语权。目前的大学基金会，代表的多是学校的利益，而非捐赠人的诉求”。

王名表示，只有当钱不再是大学发展的主要约束时，基金会才可以开始转型，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到那时，大学基金会不再是大学的附属品，而将成为大学发展的发动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基金会办大学变成资本办大学，一定要形成一种由社会，而非资本主导学校治理的结构。”王名表示，一定要建构一种既反映了捐赠人意愿，又不是大额捐赠，大资本说了算的机制。

要实现这一机制的前提，是要保证基金会的社会属性。目前美国的大型基金会的理事中，已经很难找到大额捐赠人了，多是社会知名人士，代表社会发言，这才是未来基金会的方向。“学校成为公益财产，由社会所有，社会治理，应成为教育改革未来的趋势。”王名说。

在熊丙奇看来，公办高校采取基金会方式办学，即便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私人基金会，也可确定学校的公办属性。因为政府拨款、基金会出资、学费收入、基金会经营收入，都将进入基金会，全部用于办学。

而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这就意味着公益基金会可进行投资活动，采取稳健的投资方式使资产增值。

以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基金会为学校提供了33％的运营费用，在过去20年中，捐赠基金以每年8.7％的增长率源源不断为耶鲁大学提供资金。过去5年，耶鲁大学收益率达10％以上，2014年超20％。

熊丙奇向《中国慈善家》表示，目前很多高校依赖财政拨款，使用经费都需要向政府部门申报，大量精力都用在“跑部钱进”上，而通过基金会办学，在使用大笔经费时，通过基金会董事会审批即可。“这会让学校办学有稳定的资金支持，减少对财政拨款的依赖，并有更大的办学自主空间”。

2012年，教育部、李嘉诚基金会、广东省政府签署协议三方共建汕头大学，该校也是全球唯一一所由私人基金会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

谁说了算？

熊丙奇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办大学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必须坚持公益属性，这就要求学校的举办者要将学校作为一个慈善事业；二是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治理结构。

“政府部门不能用财政拨款去干预学校办学，捐赠者也不能用捐款去左右学校办学，而是要在学校内形成一个现代治理结构。”熊丙奇进一步解释，即举办者不能够直接干涉学校办学，对学校办学制度花销，学校内部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必须实行教育管理和学术管理。“只有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的分权，这样才能实现现代治理”。

这样一种现代治理结构已经出现在西湖大学的章程中。章程中明确规定，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的举办者，学校设立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西湖大学，董事会为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同时设立监事会、顾问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等，按照章程和相关规定开展活动，形成董事会和校长依法行使职权、教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治理体系。同时，依规设立中共西湖大学委员会，学校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学校重大事项决策和管理。

然而，这样的治理结构在国内的基金会办学中是凤毛麟角。除了财权，人事权也是基金会办大学的一大尴尬。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捐资1亿元筹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作为捐赠方，光华教育基金会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将光华法学院迁到之江校区，划出部分老校舍修缮后交法学院使用，修缮费用从捐赠经费出；二是组建教授委员会，以及包括副校长、基金会和律师在内的资金管理小组；三是进行人事改革，光华法学院的师资规模不受校级人事编制的限制，注重实质性评审，不受工科化、数量化的原有规则牵制。

然而，在激进改革3年后，光华法学院遭到学院三十多名教师写联名信抵制。其中教授委员会成员多为校外人士，以及人事改革中新引入人才带来的鲶鱼效应，成为主要的两条导火索。

相较之下，李嘉诚基金会在汕头大学的发展中，发挥了更为强劲的作用。汕头大学校董会对学校的重大决策有审议和指导职能，自1987年设立校董会以来，李嘉诚一直担任名誉主席，直到2018年卸任，由次子李泽楷接棒。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持续支持和校董会的有效运作下，汕头大学于2002年首次聘任外籍副校长。2007年，经李嘉诚提议、提交校董会通过，汕头大学设立执行校长，首任执行校长由加拿大籍华人顾佩华担任，不设任何行政级别。

作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师资力量的选聘上，曹德旺有着极高的标准，希望实行市场化的待遇，在全球聘请校长和大量教授级别的工程师。从目前河仁慈善基金会公布的信息来看，作为学校的举办者，基金会将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持续的经费支持和保障，负责决定学校董事会人数及人员构成，聘任学校董事会成员，监督学校依约使用举办者投入的财产。

如何在政府主导的大学中，发挥一定的话语权，实现曹德旺与河仁慈善基金会的办学理念，或将是未来需要平衡和拿捏的尺度，针对这些问题，河仁慈善基金会方面表示，目前学校还在筹划之中，信息还不确定，暂不便对外透露。

“从目前来看，福耀科技大学的模式是将曹德旺的私人捐赠，通过基金会投入学校建设，并成立学校董事会，探索现代治理模式。但未来是否真的能建立起现代治理结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办学模式，还要拭目以待。”熊丙奇说。

图片来源：河仁慈善基金会、视觉中国、IC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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