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0年第5期 | 学术共同体共谋：特邀学者笔谈（四）

作为领域的图书馆信息学: 从个人的社会化

过程看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信息学的关系

于良芝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一百年前，在华美国学者韦棣华与我国学者沈祖荣等前辈，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开创了与图书馆相关的学科和专业社群；借用丹麦学者约兰德（Hjørland）的概念，这标志着一个新“领域”（Domain）在中国的诞生[1]。

约兰德在其领域分析理论中，将领域定义为社会分工中的话语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他指出，每个领域各有其对象、认识论、方法论、历史传统、话语体系、社会组织等，这构成了领域之间的区分性特征。领域的对象就是它所处理的外部世界的特定方面，例如，医学和心理学各自处理“人”这一事物的特定方面，经济学和政治学处理“社会”这一事物的特定方面。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与领域知识相关的观念、信念、立场等，它决定一个领域的问题性质、解题途径、合法解答等。当我们说图书馆信息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技术科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声明这个领域的认识论取向。领域的话语体系（俗称“行话”）是领域成员表达其对象、问题、问题之解的方式，它是领域成员建立共享意义的基础。领域的社会组织指将分散的领域成员组织起来的机制，如行业协会/学会、研究或从业机构、期刊/会议、同行评议等。当我们谈论一个领域的核心机构、核心期刊、机构排名，我们就是在谈论其社会组织。在约兰德看来，领域的存续依赖于其参与者认同、理解并共同践行其基本特征，因此，领域一旦形成，就必定按自身特征对其成员进行改造。正因为如此，约兰德在谈到领域与信息行为研究的关系时强调，信息行为研究应该首先将用户看成领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身心灵独立的个体，因而，应以领域而不是个体作为分析单元。约兰德所阐释的领域对个人的改造，在社会学中被称作领域对个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曾经有学生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图书馆学。我不得不承认，不是我选择了这个学科而是它选择了我，因为我是在对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近乎随机地将它填成了高考志愿。1980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是我接受这个学科社会化改造的开始。在这段时间里，自我感觉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这门学科在那时的通用语言。当我和同学及老师毫无障碍地谈论用、代、属、分、参、DDC、AACR2等等的时候，我感受到我们之间特有的、不被外人所理解的相通。这或许就是我最早产生的朦胧的学科归属感。

1992年我受中英友好奖学金（SBFSS）资助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我就读的拉夫堡大学信息与图书馆学系（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简称DILS）位于拉夫堡大学图书馆（Pilkington Library）顶层。我每天都要穿过图书馆的服务区到达位于顶层的博士生办公室，因而每天都有机会打望Pilkington Library温馨、自由、开放的阅览环境，目睹图书馆员在其中忙碌却不失安静的身影，惊叹他们身上散发的专业气质。每年的秋季学期，英国图书馆协会（后来与信息科学家协会合并为“注册图书馆员与信息专业人员协会”）都要到系里面向学生做路演（roadshow），借机吸纳学生会员。我虽然没有因此成为英国图书馆协会的会员，却从这些路演中认识了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了解了它的使命和价值观，理解了我在楼下所见的专业气质的来源；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专业化职业的一员，因此获得了延迟觉醒的职业归属感（之所以说“延迟”是因为，我国图书馆职业的非专业化——缺乏职业准入门槛，可能阻碍了我在大学阶段的职业意识觉醒）。

Pilkington Library具有非常丰富的图书馆信息学馆藏。借阅一体化的空间温馨而舒适；自助复印机恰到好处地分布在图书馆的不同位置；用户休息室的自助咖啡机永远飘着咖啡的馨香；用户服务岗馆员在开放式办公桌后安静地忙碌，但随时准备好了为用户提供帮助。一切都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内图书馆形成了鲜明对照，令我欢喜不已。我的办公室与这些资源只有一层楼之遥，更是一个额外的祝福。总之，Pilkington Library大大提高了我的专业文献阅读量，而这些专业文献的学科名称，无论是在书架上还是数据库里，都更经常地被标记为“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馆信息学，简称LIS）。

DILS为全日制博士生配备了一间大办公室、一部电话（当时没有手机）、若干共享电脑和打印机、每人一张办公桌。但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习惯于在家里工作，只偶尔到办公室“拜访”一下，聊聊天。每当办公室里的人数超过一定规模，聊天内容立刻就变成学术研讨，办公室里飘荡着与研究设计、理论视角、数据分析等等相关的概念。这些讨论反射着我们各自阅读的专业文献，融入了我们各自的研究体验，塑造着我们共同的认识论取向，强化着图书馆信息学作为一个融贯学科在我们眼中的合法性。

博士毕业后，我在拉夫堡大学的人类科学系（Department of Human Science）从事了一段研究工作。人类科学系聚焦各类产品（如工业产品、通信产品）和空间设计中的人的因素，其承担的很多课题都具有跨学科性。我参加的是KenEason教授领导的Super Journal课题。Super Journal是英国电子图书馆项目（e-Lib Program）的课题之一，旨在考察将传统期刊以数字化形式传递给用户使用的技术和管理模型。课题组由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团队和一个庞大的支撑体系（主要是出版商和图书馆）组成，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人类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图书馆信息学。当课题进展到最后的写作阶段时，课题组向每位研究人员分配了论文执笔任务。对于分配给我的执笔任务，我向Ken提出的唯一诉求就是将形成的论文投稿给图书馆信息学刊物，因为我希望图书馆信息学的同行们能够及时了解Super Journal的研究发现。不久，由于Super Journal资助到期，研究团队解散，大部分成员转岗到系里的其他课题组，很多写作计划也不了了之。我因为要等待先生完成答辩一起回国，得以从容完成分担的所有论文，并将它们全部发表在图书馆信息学期刊上。这次跨学科研究经历给予我反观自己身份认同的机会，让我意识到：不管学科如何交叉，我都确定无疑地归属图书馆信息学，可谓实现了自身在LIS领域的社会化。

感谢SBFSS的资助，我的社会化过程被分成了两个阶段，分别在中英两国进行，其结果就是我获得了对图书馆信息学的身份认同以及从事本领域活动的能力。然而，如果让我追踪我所属领域的历史，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它在中国的发展史追溯到武昌文华图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数华夏子孙在武昌文华图专开创的领域里接受社会化改造，随后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同负一轭，在维持领域存续中薪火相传。我视自己为他们中的一员。这说明，我所经历的两个阶段的社会化是无缝衔接的。从约兰德的领域分析视角看，这意味着图书馆信息学与图书馆学在领域特征上一脉相承，只不过图书馆信息学的范围和视野更为开阔。如果我的社会化历程不是特例，那么，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图书馆信息学是图书馆学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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