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建立具有社会可见度与广泛影响力的图情档共同体：“十四五”时期图情档领域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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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首发时间

2021-04-14

网络首发地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085.g2.20210413.1631.002.html

肖鹏   孙绍伟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广州，510006)

目的／意义

探讨“ 十四五”时期图情档领域如何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以提高图情档学科内部凝聚力与社会可见度。

研究设计／方法

采用文献调研、案例研究等对“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概念、特征及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讨论了图情档领域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战略意义、命题构想和行动指南。

结论／发现

建立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体系应当成为“十四五”时期图情档领域的一项战略举措，具有提高学科的外部可见度、发现崭新的研究问题、提供实践的衡量标准和提供合作的聚力平台等战略意义。“十四五”时期，图情档领域可以围绕基础命题、社会命题和热点问题三个维度展开实践行动。同时，本领域应当重视探索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的可行议题、创建基线与追踪调查数据的开放平台、聚力运营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

创新／价值

为“十四五”时期图情档领域提高学科显示度、保障长效发展提供战略参考。

关键词

图情档 基线调查 学科显示度 “十四五”时期 信息素养 全民阅读 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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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出圈”正日益成为图情档学科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两个字背后既凸显了本学科呼应民众、社会和国家需求的行动意识，也映射出当代学人对学科价值的深层反思。尽管对“出圈”还存在许多争议，可在这个“酒香还怕巷子深”的时代，让更多人认识到图情档学科及相关领域的独有价值，无疑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很少有人提出：谈及“出圈”时，究竟我们在讨论什么？

“出圈”的背后指向了现代学科发展的新诉求，即塑造一个具有社会可见度与广泛影响力的共同体。当我们在讨论图情档学科的“出圈”，实际上在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社会层面的“出圈”，以东莞图书馆留言事件为例[1]，主要目的是获得民众的认同；其二，是在学术层面的“出圈”，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例，主要目的是获得广泛学术同行的认同；其三，是在政府或重要机构层面的“出圈”，以近年来图情档对公共文化、档案相关法律法规的智力支撑为例，主要目的是获得决策部门的认同。实现以上三个“出圈”，是提高学科显示度、保障相关领域长效发展的关键所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与“十四五”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具有密切的联系。

从国内外已有的经验来看，“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正处于上述三个“圈”的交接点，或是破解“出圈”难题的可行举措。基于此，本文讨论了“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概念界定与基本特点，并延及推动图情档领域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战略意义、命题构想和行动指南等讨论，以期为建立具有社会可见度与广泛影响力的图情档共同体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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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

定义、特点及相关研究

2.1丨概念的界定与划分

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基础概念，各领域对于“基线调查”的核心内涵已经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认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e, WFP）在《如何计划基线研究》（How to Plan a Base-line Study)中提出“基线调查界定了一套指标的‘术前暴露’（Pre-operation exposure）的条件，这些指标将用于评估项目逻辑框架中所表示的成果和影响的实现情况。”[3]世界银行气候投资基金（Climate Investment Funds）[4]、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5]的基线调查培训、讲座也采用了与之相似的定义。而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则认为“基线研究是一种描述性的横断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主要用于提供给定人群中特定情况的当前状态的定量信息，旨在量化某一时间点研究人群中某些变量的分布”[6]。而作为基线调查的输出对象，基线数据通常又被称为参考点、适应水平、锚点等[7]，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认为“基线就是在项目开始之前对关键条件或指标的测量，可以据此评估项目的变化和进展”[8]。

在本文中，“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是指围绕学科重点议题、关键指标或变量进行系统化、大规模、持续性测量的调查项目。比之上文各种表述，本文的定义稍有拓展。作为文章的核心概念，“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除了强调规模上的“大型”，还关注长期的“追踪”性质：在行动上，不仅要涵盖初始的基线调查，还要涵盖后续的追踪研究；在产出数据上，不仅要包括特定议题的参考点数据或锚点数据，还应该覆盖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同类型数据。

2.2丨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特点

综上所述，结合已有案例，本文所讨论的“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具备以下特征：

（１）基础性。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基础是基线调查，基线工作是开展重要项目或探讨重点议题的必要前提。很多社会议题需要以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为基础，方能了解其基本状态。例如，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都在面临的关键议题，为了给这一议题提供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基础素材，欧美早已建立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英国老年人追踪研究（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ELSA）以及欧洲健康、老年与退休调查（The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等项目，我国也建立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项目，周期性地对４５岁以上的群体的健康、就业及家庭关系等进行调查[9]。

（２）跟踪性。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以追踪调查为后续，要求长期地、持续性地基于基线调查的议题展开纵向研究，跟踪事物基本状态的变化。事实上，许多有影响力的项目都属于“固定样本调查”（Panel Survey），以固定群体为长期追踪对象。譬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关注全国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基本人格和考试成绩，针对全国特定县级单位的学校、班级设计了长达３０年的跟踪调查[10]。

（３）目的性。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一般围绕特定议题展开，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应当能够为社会问题的求解提供切入点和着力点。例如，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旨在收集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以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11]；世界银行等机构支持的Research ICT Africa（RIA）项目致力于研究非洲国家如何访问和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并发布了一系列家庭和个人、信息业务中的ICT访问和使用调查报告，为促进非洲的数字平等提供决策依据[12]。

（４）规模性。系统化、规模化的基线调查体系的构建，需要较大规模的资源投入与较大力度的整合工作。中国最知名的社会科学调查项目之一，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尽管该项目以“家庭”为问题导向，但由于“家庭”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其调查群体和议题所涉甚广。从群体来看，该项目追踪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从研究主题来看，该项目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和健康的变迁[13]。毋庸置疑，这一项目在提供基础数据资源和支撑后续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价值和影响力，但其对投入资源等也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尽管不是所有项目都需要像CFPS般庞大，但总体来讲，长期维持一个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是存在一定压力的。与此同时，对于研究团队而言，在规模性的投入下，如何合理设计和长期把控调查方向同样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2.3丨图情档领域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基础

根据上述的分析和考察，可以发现，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浓重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思想。基线数据可视为循证之基础。所谓“循证”源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运动，循证医学是指“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相对于基于信念、经验、伦理而言，循证思想要求任何结论都要从客观证据中得出[14-16]，是一种将研究与实践需要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模式[17]。因此，立足“循证”理念的基线与追踪调查重在对特定对象不同时期的情况进行摸底，为研究和实践确定历史锚点，可为证明特定工作的长期成效提供证据链条。

随着循证与定量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基线调查或“类基线调查”的出现频率也日益高涨。在图情档学科，与“基线”一词交接最为密切的是文献计量和科学评价领域。某种程度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可以被视为业内最具外部影响力的“类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通过对社科研究成果的文献计量，CSSCI不仅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提供了丰富的、可靠的、客观的原始数据和定量化方法，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辅助工具[18-19]，同时还为科学与文献结构、科学发展史、用户行为等领域提供了数据基础[20]。除此之外，文献计量领域也有较多采用“基准”或相关概念的研究：例如，Zhang等利用Scopus数据库中相关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建立基线数据表，确定了每年各学科论文被引次数前1%、1-5%、5-10%、10-20%、20-50%的阈值[21]；由于发文量、被引频次等定量指标易受到学科规模等因素的影响，杜建等建立了评价医学科研人员论文影响力的“学科基线”[22]；类似地，花芳在“比较基准”概念的基础上，将特定学科的世界水平作为比较基准，进而提出了基于学科基准化的科研绩效评价方法[23]。简言之，图情档学科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已然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基础，但这些工作普遍集中在文献计量领域，与天然注重“度量”的文献计量相比，本领域其他研究对“基线与追踪”的关注或运用仍然很少[24]，更毋论相关基线与追踪调查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现有的实践和研究基础多属于学者的个人研究行为，行业公力和影响力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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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

战略意义

对于图情档学科及相关领域而言，充分利用现有的学科基础，培育若干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基线与追踪调查体系是“十四五”时期一项可行的战略举措。以“数字鸿沟”为例，究竟过去这些年，数字鸿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如何以定量的方式界定全球各地数字鸿沟的宽窄？又以“全民阅读”而言，全国性、地方性的指数层出不穷，是否有可能建立一套稳定的全国基础数据，为各地的阅读推广事业提供参考？从实践层面来讲更是如此，当我们在努力解决数字鸿沟、阅读推广、数字学术等信息社会的重要议题时，迫切需要一副尺子、一斗方升，用以丈量行动的效果，阐述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具体来讲，此类项目的战略意义包括四个层面：

（１）提高学科的外部可见度。作为对本文开篇处“出圈”议题的回应，基线与追踪调查能够准确、详尽、客观地衡量和评估有关信息社会的重要议题，直接呈现图情档领域对信息社会的贡献，从而提高本领域在社会公众、其他学科以及政府部门的学科影响力。提供信息社会重要议题的基线数据首先能够直接提高图情档学科的显性度，增强公众对于本学科的专业性和价值的认同。其次，提供信息社会的基线数据是图情档领域进入其他学科的视野，输出研究成果并增强学科辐射力手段之一。例如，由于建立了数据共享平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的基线数据被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广泛采用，许多学者利用这些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学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的影响。最后，对于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而言，基线数据能够成为其科学决策和管理的有效证据，有利于图情档领域更多地输出智力支持。

（２）发掘崭新的研究问题。图情档领域需要从理论层面认识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对于本学科和事业的价值，依托基线调查和基础数据引导本学科的研究和实践。现实中，由于学界和业界的脱节日益严重，部分研究者对具体领域缺乏到位的了解和认识，“冗余研究”或脱离实践的“空洞研究”，大大浪费了行业的资源和精力。例如，在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方面，近年来或关注数据量小且一般处于补充地位的“读者驱动采购”（尽管这一模式本身是具有开创性意义），或重视利用泛化的网络数据开展缺乏针对性的“大数据分析”，缺少有望真正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全国需求调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能力在日益膨胀的出版基数面前不断萎缩，图书馆藏书结构和资源质量遭遇严峻挑战。显然，在类似的议题上，基线和追踪数据作为现实参照，能有效帮助本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识别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识别出真正的社会需求并深化图情档学界和业界之间的合作。

（３）提供实践的衡量标准。基线与追踪数据可以作为业务实践的工作标准，提高实践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信息素养教育为例，传统上，图书馆一般根据用户的人口统计特征开展信息素养培育，譬如以“青少年”“老年人”为对象展开相关活动。但是，这种设计思维相对粗糙，可能忽视了同一群体内部能力不均衡的现象，从而导致供给课程与用户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影响活动效果。如果拥有相对充足的基线数据作为参考，图书馆等机构可以更为有效地进行用户群体划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育活动设计，有望为消弭数字鸿沟提供新的切入角度。

（４）提供合作的聚力平台。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不仅是图情档领域提升研究水平和服务效能的重要基础，在开放科学和公众科学的崛起背景下，它还将为跨学科、跨行业、跨课题组的合作提供聚力点。以上文提及的CFPS、CHARLS为代表，几乎所有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都建立了开放性的数据平台，让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到相关课题的研究与合作之中。通过持续分享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研究数据，图情档领域才有希望把狭窄的范畴拓宽、将小小的命题做大，成为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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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

命题构想

通过上述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创制经验，学科内部也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支撑，但结合上文对战略意义的思考，可以发现，做好这一工作的核心在于问题意识，也即是项目的命题选择。为了论述图情档领域如何在学科关键议题上展开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本部分以信息素养、全民阅读和数字人文为例，从基础命题、社会命题和热点命题三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创制相关项目的初步设想与实施路径。

4.1丨围绕基础命题创制项目：以信息素养为例

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首先要关注与我们行业息息相关的基础命题，尤其是牵涉整个学科命脉的核心内容，信息素养以及各类的素养研究可归入此类。

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是信息社会的灯塔[25]，信息素养是个人适应学习、工作和生活需求的必要基础，是人们有效参与信息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贯穿公民信息生活的始终，因而涉及到不同教育阶段、不同职业背景、不同场景下的多元主体。与此同时，信息素养也是一个具备丰富内涵的概念，具有情境性、多元性和动态性。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国家状况与能力》（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Country Readiness and Competencies）中强调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是一组能力的集合，包含数字素养、ICT素养/互联网安全、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新闻素养、文化多样性以及其他多种素养[26]。正是由于信息素养的广阔面向，它应该是图情档领域开展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时首先要关注的议题。

关于信息素养的测评，教育行业已先行一步，做出一些探索和实践。信息素养持续性的大型调查项目包括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开展的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国际测评（International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udy, ICILS）。ICILS的目标人群主要为八年级学生，考察学生在动态信息环境中取得成功所需的关于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核心知识、技能和理解[27-29]，为世界各国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学生计算机与信息素养发展状况提供了科学有效的途径和工具。此外，其他一些评价项目也逐渐将信息素养纳入到其测评范畴。例如，美国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cess, NAEP）项目于2013年推出了技术与工程素养评估的框架，并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素养纳入到其对美国中小学学生多学科的素养评估体系中，并分别于2013年和2018年对全美八年级学生展开了大规模的测评[30]。总体而言，当前信息素养测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测评对象以学生为主，对于其他职业和非学术场景的关注不足；测评内容方面则偏重检索能力，对信息意识、信息伦理、批判性思维等其他多维能力的关注稀缺；信息素养研究和评估不够系统化等等[31]。但不管如何，这些测评项目对本领域开展信息素养测评和调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图情档领域应当尽快建立信息素养的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通过统一框架来测评、揭示覆盖全体公民、涉及不同场景的信息素养水平，跟踪全体公民信息素养状态的动态变化，从而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支撑。

4.2丨围绕社会命题创制项目：以全民阅读为例

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还要关注那些与社会需求、政府需要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为了直观地反映特定区域的阅读基础设施和相应社群的阅读行为，编制城市阅读指数成为新的潮流。作为一种综合性、动态性的量化评估方法，阅读指数既能够有效地反映特定地区在不同时间的整体阅读发展水平及其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又能够充分展现阅读设施、阅读环境、个体阅读情况等细分指标的发展特征[32]——实际上，多年连续编制的城市阅读指数已经拥有了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主要特征。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鼓励将全民阅读指数纳入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纳入创建文明城市指标体系”[33]。而实践层面，湖南、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广州等先后发布了城市阅读指数报告。相应的，在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也开始出现“阅读指数”的内容[34-35]。但是，各城市的阅读指数在指标体系、具体指标测量和计分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阅读指数标准，使得各城市总体阅读指数的对比和细分指标对标存在困难，导致现有的阅读指数尚未真正成为具有实用性的基线数据。阅读指数在全国范围内基线作用的发挥。

对图情档领域而言，应当在已有的城市阅读调查之上更进一步，设计一套统一的、科学的、立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考察阅读群体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活动，关注社群的阅读能力发展和提升，建立全民阅读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相关项目的基础数据作为参考点，可以帮助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掌握社群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变化，指导教育实践和阅读实践，有利于确定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方式和发力方向，保障民众的信息权利和阅读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性监测，相关项目可以清晰地呈现城市全民阅读基本建设和阅读水平，帮助政府部门识别城市全民阅读工作的效果和问题，为全民阅读的后续推进提供参照。

4.3丨围绕热点命题创制项目：以数字人文为例

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第三个切入点是对热点命题的关注。热点议题是一定时期内相关领域的聚焦点，长期而言也可能成为学科的新增长点，以“热点”为对象开展基线与追踪调查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应和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

数字人文是图情档领域近年的热点议题，但当前图情档领域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资源”为中心展开——这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图情档从业者对图书、档案和资料内容的把握深度。基于此，笔者一直认为，图情档对数字人文的研究应该以“需求”和“行为”为中心展开[36-37]。

在数字人文日益兴起的背景下，开展关于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和数字学术行为的基线与追踪调查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已有不少针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信息需求和行为的大型调查，例如自1977年起，美国田纳西大学Carol Tenopir教授团队就对美国的生命科学、物理学、社会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的学术期刊寻求和阅读模式进行了持续性的调查研究[38-40]，对于识别科研人员学术信息需求及其演变趋势（如阅读量、数字阅读占比等变化）具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其后，类似的研究框架和调查工具也被运用到其他国家以及其他学科[41]。而相比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前针对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的考察主要来自小样本的定性研究，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能力及行为。

具体来讲，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有以下几个可行的切入点：第一，聚焦于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基线调查，它是学术图书馆开展数字学术服务的基础和第一驱动力。在笔者先前关于学术图书馆如何满足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具有复杂性，包括了话语需求、探索需求、工具需求、资源需求、素养需求和科普需求６种类型，并提出了“需求驱动”是学术图书馆满足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构建数字人文服务体系的关键之一[35]。学术图书馆在数字学术背景下的资源提供、教学培训和沟通协调角色都立足于对人文学者核心需求的把握。第二是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基线调查，这又关系到学术图书馆在数字赋能和科研人员素养培育方面作用的发挥。近年来，虽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人文学者技术就绪度[42]的问题，但仍然需要统一的框架整合学术图书馆行业的行动。第三是“供给侧”问题，即学术图书馆的数字学术资源保障能力基线调查，涉及学术图书馆的馆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建设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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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体系的

行动指南

北京大学谢宇教授在阐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的理念时，曾以社会学名宿Stanley Lieberson的格言开篇，“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信息的能力”[43]。由此推论，对于以“信息社会”为行动场域的图情档领域来讲，提供关于“信息社会的信息”，则是本学科内部聚力，真正实现本学科在社会层面、学术层面以及政府或重要机构层面“出圈”的重要途径。

在“十四五”时期，图情档领域有必要建立若干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形成议题多样、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基线与追踪调查体系，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实践行动：

5.1丨探索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的可行议题

基线调查应当成为“十四五”时期图情档领域的重要议题。从基本保障角度而言，在“十三五”时期图情档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图情档领域需要在“十四五”时期积极参与到更专业、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工作中，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学科能够参与提供越多的基线数据，越容易得到社会公众对于这一学科的认知和认可，也越能证明学科的影响力和价值。因此，图情档领域亟需建立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价值的基线调查项目，积极探索本学科基线与追踪调查的可行议题。

上文第四部分分别从基础命题、社会命题和热点命题等三个角度提出了建立相关调查的具体议题。显然，这三者的分类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它们只是为我们探索相应的议题提供了可用的思维路径。其背后更深层的含义在于：基线调查首先要关注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面向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需求的，又涉及基础学科发展的，且能够有效提升图情档学科可见度和影响力的议题。但是，并非所有图情档领域的具体问题都有进行基线与追踪调查的必要，有些基线数据可以从其他外部资料获得；有的项目则需要考虑时间、成本因素，可能采用简单的调查方法更为合适。

5.2丨创建基线与追踪调查数据的开放平台

从目前的基线调查项目来看，大多基线数据都实现了对外公开与共享。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两项基线调查项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其研究设计、调查工具、调查数据乃至其他研究者基于数据的后续研究成果都可以在其官网获取，这些资源成为了跨领域学者参与中国家庭和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基础，影响甚广。

显然，创立了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后，不能仅仅满足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和论文的发表，更应该主动打破数据壁垒，构建和输出具有学科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数据集。从学科特色的角度来讲，基线与追踪调查开放数据平台可以为跨领域的学者提供数据便利，除了提高影响力之外，还可以吸引他们关注甚至进入本领域的研究，对本学科的引智、引资、引才具有积极作用；从中国特色的角度来讲，高质量的数据是中国社会发展最扎实的话语之一，在输出数据的基础上，才能更有力度、更有效率地输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站在世界舞台提高中国图情档乃至社会科学的话语权[44]。

5.3丨聚力运营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

一般而言，基线与追踪调查涉及庞大且复杂的调查任务，对于调查的研究设计、硬件条件、经费、人员、数据采集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独立研究者或者小型研究团体难以启动和维持。因此，“聚力”与“合作”就成为运营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关键词。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迅速从三个层面整合和凝聚学科力量：首先，开展基线调查需要由领域内的引领型机构牵头，学术共同体和行业共同体应以开放、积极的心态展开合作，围绕重要议题启动调查项目。其次，图情档是实践性较强的领域，知识来源于图情档事业的实践活动，其研究成果的落脚点也重在解决事业中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其他代表性的实践机构可以考虑成为此类项目的主要承担方和运营方。事实上，从机构运作的角度来看，图书馆、档案馆等在经费、人员和管理方面也更具优势；更具体来说，由于公共图书馆具有天然的体系性、高校图书馆有CALIS的合作沉淀，它们比较便于建立全国性、区域性的基线与追踪调查体系。最后，要积极探索“中国数据”与“世界数据”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可能。由全球36个国家或地区参与的大型研究项目“学术阅读载体国际研究”[45-46]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项目并不主张开展过于复杂的计量分析，而只是聚焦于基本数据的展现。但即便如此，它仍然为我们了解中国大学生的学术阅读载体情况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国际坐标，对于提高中国图情档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具有一定意义。

最后，尽管我们高度评价大型基线与追踪调查项目的作用，积极呼吁行业尽快展开相关的行动，但也要注意：第一，实施“大型”项目的前提是大胆探索、谨慎论证，方能做到调查为社会所用、数据为研究所用，避免资源的浪费。第二，理性认识基线与追踪调查的意义和不足，避免唯分数论和唯基线论。基线数据是社会发展的度量衡，只有扎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社会情景，才能对数据做出准确的解读和到位的分析。

作者贡献说明

肖鹏：提出研究命题和思路，论文二稿撰写与修改； 

孙绍伟：论文初稿撰写，参与修改。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 | 卢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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