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窄化的信息世界：国外信息茧房、选择性接触与回音室研究进展（内含视频摘要）

     ISSN 1003-2797

     CN 42-1085/G2

     双月刊

     同行评审期刊

视频摘要时间轴

00:32  研究背景

01:16  信息茧房和回音室的原始概念

02:28  信息茧房和回音室的联系与区别

03:36  信息茧房与选择性接触

05:06  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

06:19  总结

姜婷婷①②　许艳闰①

①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②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430072

网络首发时间

2021-07-15

网络首发地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085.g2.20210714.1420.002.html

目的/意义

信息茧房和回音室都是由个体自身的心理倾向导致外界异质信息无法进入的不利后果，即人们的信息行为不断固化、信息视野不断窄化。本研究旨在揭示国外相关研究现状，探讨未来研究思路与发展趋势。

研究设计/方法

针对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两个主题分别开展系统性综述，但鉴于前者实证研究的空白，因而代之以关联密切的选择性接触研究作为综述对象。

结论/发现

选择性接触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和健康相关的社会问题展开；回音室研究识别了政治、科学／阴谋、健康、政策、学术等不同类型的回音室，但也有观点认为回音室不存在。信息茧房、选择性接触和回音室都是对特定的信息或人进行趋近／回避的总体行为模式，而以往研究对该行为模式的观测仅考虑了态度的认知维度，忽略了情感和意图维度，且并未落脚到与倾向性信息选择相关的单次行为事件，这不利于总体行为模式的改变。

创新/价值

首次对国外信息茧房／选择性接触和回音室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明确了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窄化的信息世界”，强调其核心为选择性趋近／回避的信息获取行为模式，为未来探讨信息世界窄化问题提供了清晰系统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信息茧房　回音室　选择性接触　

窄化信息世界　系统性综述

1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主动靠近、接触自己偏好的信息或是认同的人，而同时忽略甚至远离相反的信息或人。有调查显示，70.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点击阅读自己订阅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那些不感兴趣或明显观点不同的文章[1]；国内针对转基因食品问题的讨论中曾出现截然对立的声音，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民众都更喜欢访问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网站[2]；国外社交网站Facebook的用户更倾向于点赞、评论、转发那些志趣相投的人发布的帖子[3]；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保守和自由两派在获取政治和政府相关新闻时，会信任完全不同的新闻来源，前者更青睐带有保守倾向的FOX新闻，同时远离带有自由倾向的CNN新闻，而后者则恰恰相反[4]。

上述现象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和“回音室”（Echo　chambers）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2006年，美国学者Sunstein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两个概念[5]8－9。他认为“信息茧房”是人们对信息进行选择的结果，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世界（Communications　universes），身处其中的人只会听到令自己感到舒适和愉悦的信息①；他还指出，信息茧房的存在会严重阻碍民主发展的进程，社会需要更多具有公益精神的信息传播者，不仅能够包容多样化的观点，而且还会为普通民众提供接触到不同观点的机会[6]。此外，Sunstein发现人们每天都在跟与自己想法一致的人交流互动，从而陷入了设计好的封闭小圈子，这就是“回音室”②；在回音室内部，同质化的声音不断得到加强，滋生出盲目自信和极端主义[5]8。

虽然信息茧房和回音室对于情报学来说还是全新的研究问题，但是信息行为领域的经典理论模型已经暗示了人类信息获取过程中可能发生信息选择，而长期有选择性地获取特定信息有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或回音室的形成。Wilson的信息行为模型在“需求－搜寻－满足”环路中引入了“压力/应对理论”（Stress/coping　theory），考虑到有的信息需求可能因为给人带来压力而并未触发信息搜寻行为[7]。Makri和Buckley基于信息偶遇过程模型指出，人们注意到信息刺激后不一定会进而查看信息内容，即使查看了信息内容也不一定会进而采取行动捕获信息，由于人们不想让意外出现的信息影响自己的思维、情绪和行为，信息偶遇过程中多个阶段都可能发生中断。也就是说，无论是主动的信息搜寻，还是被动的信息偶遇，都会受到信息选择的干扰[8]。

近年来，国内以“信息茧房”“回音室”为主题的研究快速增长，但是这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十分普遍，还经常认为它们与推荐算法存在密切关联。然而从以上定义来看，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不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而且早在互联网推荐算法流行起来之前就已经出现。由于概念理解上的偏差，国内相关研究在数量上的增长并未带来突破性的发现与进展，整体上表现出泛而浅的特点。因此，本研究试图对国外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研究进行回顾，采取系统性综述方法，按照规范流程对文献进行搜索与筛选，通过细致地分析、整合识别重要主题、提取出研究脉络，旨在揭示已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并探讨未来研究的发展思路与趋势。

①Sunstein在Infotopia：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对“信息茧房”的原始描述为" The　central　problem　involves　information　cocoons：communications　universes　in　which　we　hear　only　what　we　choose　and　only what　comforts　and　please　us．"（pp.9）

②Sunstein在Infotopia：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对“回音室”的原始描述为" Every　day，like－minded　people　can　and　do　sort　themselves　into echo　chambers　of　their　design，leading　to　wild　errors，undue　confidence，and　unjustified　extremism．"（pp.8）

2

研究范围界定

本研究将信息茧房和回音室同时纳入综述范围，不仅是因为两者在同一本书中首次出现，而且还考虑到两者的密切关联。从Sunstein对两个概念的原始定义来看，“信息茧房”的核心是仅获取想要的信息，“回音室”的核心是仅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交流的本质即是对信息的交换，而今互联网在人际交流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媒介，人类的交流模式也不再仅限于实时的话语交流，在社交媒体上对用户贡献（User－contributed）的信息进行阅读、点赞、转发、评论都属于交流的范畴，以往回音室相关研究也的确大多以社交媒体为背景针对这些交流模式开展。在网络环境中，“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之间的边界变得不是那么明显，两者均反映了对信息的选择性趋近／回避现象；区别在于，前者并未对信息的来源进行限定，而后者则强调信息来源于普通用户。因此，信息茧房和回音室都是由个体自身的心理倾向导致外界异质信息无法进入的不利后果，即人们的信息行为不断固化、信息视野不断窄化，最终受困于狭小、封闭的个人信息世界中。

本研究最初拟对与信息茧房和回音室相关的国外实证研究分别进行综述。然而，在首轮文献搜索时却意外地发现，尽管以“信息茧房”为主题的中文文献数量非常可观，但是以“Information　cocoons”为主题的英文文献几乎空白，更不用说实证研究。对于该情况，本研究通过开展跨领域文献搜索及专家咨询了解到，并不是国外学者不关注信息茧房问题，而是通常采用“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这一传播学术语来探讨信息茧房所指代的现象。“选择性接触”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研究人员目前已对其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理解：人们主动接近可能支持自身态度、信仰和行为的信息，同时主动回避可能挑战自身态度、信仰和行为的信息[9]。不难看出，选择性接触与信息茧房的概念内涵具有较大程度的重合，都描述了人们对可获得的信息进行选择的现象。但是两者又存在细微的差异，选择性接触主要指由认知倾向引起的信息选择，强调“趋同避异”，而信息茧房则暗示人们也可能是为了追求或保持积极情绪而选择信息。因此，本研究以选择性接触文献代替信息茧房文献作为综述对象，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对于倾向性信息选择现象的研究现状。

3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综述的方法对国外选择性接触和回音室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系统性综述是一种对特定研究问题、主题领域、感兴趣现象有关的全部现有研究进行识别、评价与解释的方法[10]，具有系统、全面、透明、可复制等特点[11]。本研究按照系统性综述的常用流程开展工作，具体如图1所示。

在搜索国外选择性接触和回音室相关文献时，本研究首先选择了覆盖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数据库Science　Direct、SAGE、Springer和Wiley以及侧重于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Emerald数据库，分别以“selective　exposure”和“echochamber(s)”为查询式开展主题、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字段的搜索；接着使用同样的查询式在Google　Scholar和ResearchGate中进行搜索，补充了未收录进以上数据库的文献。此外，本研究还采用了反向搜索（Backward　search）的策略，查看已有综述文章纳入分析的文献，然后对现有搜索结果进行补充（例如，Weaver[12]；Levy　＆Razin[13]）。文献搜索工作于2020年12月进行，搜索时间跨度设置为2011-2020年。搜索后初步获得201篇文献，选择性接触87篇，回音室114篇，去重后得到文献共187篇。

接着根据如下纳入标准确定符合本研究综述目标的论文：①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或是会议论文集上的英文论文；②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的实证论文，评论、社论等类型的论文被排除在外；③聚焦于选择性接触或回音室的研究论文，仅提到相关现象但研究问题与之无关的论文被排除在外。经过筛选后得到文献共112篇。

为了确保综述对象的质量，本研究最后对每篇论文进行了质量评估，主要考虑以下因素：①研究背景的阐述是否清晰；②研究目标及研究问题是否明确；③研究设计是否适用于研究目标；④数据采集方法是否合适，操作过程是否恰当；⑤数据分析方法是否合适，操作过程是否恰当；⑥研究结果是否可靠；⑦研究结论是否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意义。经过质量评估完成二次筛选后，最终得到了包含59篇高质量研究的文献集合，其中选择性接触相关文献30篇，回音室相关文献29篇。如表1所示，这些论文大多发表于2015-2020年间，以期刊论文为主，主要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

4

选择性接触相关研究

如前所述，国外还未出现专门针对信息茧房开展的实证研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择性接触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作为与信息茧房相似的行为模式，选择性接触既包含趋近态度一致的信息，又包含回避态度不一致的信息，以往研究至少基于其中一个方面，主要对政治信息和健康信息选择性接触的表现形式、后果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探索。

4.1

政治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对政治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对于民众政治参与特点的观察，由于政治运动激活并强化了人们固有的偏好和倾向，人们更愿意接触那些与自身政治信仰相一致的信息，而挑战其政治观点的信息很容易被边缘化[14-15]。在一项眼动实验中，参与者在浏览包含政治广告的网页时，其目光会更多地落在与自身党派意识形态一致的政治广告上，同时倾向于避开不一致的广告[16]。美国民众对政治信息源的接触也存在一定的选择性：保守党更倾向于使用FOX新闻和保守派的广播与电视，而自由党则倾向于使用PBS和Facebook[17]。尽管选择性的接近和回避通常是能够被同时观察到的[16,18]，但是当人们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政治兴趣和在线参与程度时，后者可能并不会发生[19-20]。

政治领域的选择性接触会造成党派之间思想差异难以弥合，促使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21]。对政治观点一致的党派信息源越依赖，人们对其他党派的反对态度越严重[22]。仅仅接触相似的观点却可以提升在线政治参与程度，因为人们会与志趣相投的人交流更多信息[23-24]。通过人际网络偶遇不同的意见可能有助于减轻政治极化，但也有证据表明意见分歧会加强极化[25]。

人们对政治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可能受到多个维度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原有的政治态度，其影响可能超过信息源的可信度和个体的社会身份，人们更喜欢与自身态度相符的观点文章，而且态度越强烈、越重要，越有可能发生选择性接触[26]。对于那些对某一事件了解较少的个体而言，态度上的矛盾会促使他们对于态度一致信息的选择[27]。其次是信息源的政治声誉，人们通常不愿意接触声誉较差的新闻媒体，而声誉方面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提高新闻主题相关性得以抵消[28]。除此之外，个人的恐惧、愤怒也可能会加剧选择性接触[29]，但是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缓解这一现象，包括提高新闻的效用价值[30]、采用轻松幽默的语言风格[31]、增强新闻的社会认可（Social　endorsements，即新闻被分享的次数）[32]等。

4.2

健康信息的选择性接触

除政治领域外，健康领域的选择性接触现象也非常普遍。举例来说，有烟瘾的人往往不愿看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33]，酗酒的人比不常喝酒的人更喜欢看酒类广告[34]；对于安全套的使用具有更高积极性、更多经验的人更有可能参与艾滋病预防辅导讲座[35]；一般风险感知水平更高的人会感知到更大的威胁，进而对转基因食品表现出更为消极的态度，并且更加倾向于接触那些宣扬转基因食品会带来有害影响的信息[36]。

健康领域的选择性接触会干扰人们对健康风险的判断，使人们不能够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或治疗措施，不利于大众健康水平的提升[33，37]。也有观点认为，选择性接触是人们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手段，可以用来保持现有的健康行为或是促进向健康行为的转变[33]。例如，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阅读与健康食品相关的帖子会增强人们健康饮食的意愿并且购买健康食品的礼品卡[38]。

人们对健康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则更多取决于用户和信息维度的影响因素。从用户特征来看，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很难改变，如果健康信息挑战了他们的惯常行为，就很容易受到排斥；但是越多了解健康信息，人们越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采取更加健康的行为[39]。Knobloch-Westerwick及其同事通过系列研究发现，对自身健康状况中等满意的人比满意度很高或很低的人更加愿意了解健康信息；经常从事某项健康行为以及未达到某项健康行为的感知标准都会促使人们花更多时间了解推崇该健康行为的信息[33，40]。从信息特征来看，能够提供更多功效信号信息的标题、适度使用负面情绪词汇的标题、提到疾病时展示负面缩略图的标题以及出现在页面较高位置的标题，都更有可能受到读者的选择[41]。此外，人们也更乐于阅读健康威胁严重性低、避免不良后果效能高的案例型健康信息[42]。

5

回音室相关研究

虽然“回音室”和“信息茧房”是Sunstein同时提出的两个概念，但是国外的回音室相关研究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从早期致力于揭示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问题开始，研究人员逐步在不同的领域和背景下都发现了“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但同时对于回音室的存在也出现了否定的声音。

5.1

不同类型的回音室及其影响

政治回音室。大量相关研究表明，以Facebook 和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存在着相互隔离的极化社群，即政治回音室。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只关注某一类政治信息，他们更多地对相似政治立场的人发布的帖子进行点赞、转发及评论，意识形态越极端的用户越容易陷入回音室[3，43-49]。回音室内部不断回响着大家都认同的意见和观点，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所能接收到的信息、所能形成的态度以及所能实现的交流[48，50]。线上的政治回音室极大地降低了跨意识形态的互动，被视作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之一，对开放而有效的公民话语造成了威胁[51]，将严重阻碍协商民主进程[49，52]。

科学／阴谋回音室。主流媒体上传播的内容一般都是经过证实的最新科学进展，而没有事实根据的阴谋论（如外星人、化学痕迹等）也有特定的传播渠道，科学与阴谋的对立导致了回音室的产生。Zollo等[53]发现，Facebook用户通常只会在科学信息和阴谋信息中二选其一进行点赞、转发及评论，从而围绕科学主题和阴谋主题形成了两大高度隔离的成熟社群。科学／阴谋回音室的成员均表现出低外向性的人格特质，更喜欢与亲密的朋友互动[47]，而且越活跃的成员越容易出现情感极性的快速转变[54]。阴谋回音室已经成为了网络谣言、虚假新闻滋生的温床，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一定威胁[55]。

健康回音室。在健康领域，与疫苗相关的信息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回音室效应，并且呈现出加剧极化的趋势。在Facebook上，大多数用户立场唯一，他们要么只关注支持疫苗的信息，要么只关注反对疫苗的信息，很少有人同时了解两种信息，这样的信息消费习惯导致了隔离社群的出现[56]。一味地反对疫苗可能造成“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延迟或者拒绝接受安全疫苗接种服务，从而面临感染常见可防疾病的风险[57]。

政策回音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主体（Policy　actors）往往更加依赖与自己政策观点相似的人提供的信息，而忽视那些挑战、威胁他们的信息来源。围绕政策主体形成的回音室阻碍了他们对既定的规则、实践、假设、禁忌和信念进行质疑，从而无法有效地识别、解决问题。而政策论坛（Policy　forums）的目的就是鼓励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主体在一起交换信息、相互学习，从而降低回音室的限制效应[58]。

学术回音室。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各学科独自形成一个回音室。例如保护遗传学（Conservation　genetics）的学术报告通常被安排到会议的遗传学分会场，而很少划分到物种保护分会场，尽管基因技术在物种保护实践中具有应用价值。回音室限制了学术交流的范围，为跨学科的研究合作制造了障碍，不利于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研究的发展[59]。

情绪回音室。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通常会伴随着“情绪回音室”（Emotional　echo　chambers）的快速形成。这种回音室的成员可能拥有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但他们的情绪是相同的，共同的情绪将他们团结到一起，并有可能转化为集体行动。情绪回音室内部的活动通常局限于单一类型，带有不同情绪的人难以进入。情绪的主导作用将人们从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中解放出来，反而降低了观点极化的可能[60]。此外，在围绕公共事件的讨论中还会形成“语种回音室”（Language-based　echo　chambers），同语种用户之间的点赞、转发和评论等交互活动更为频繁[61]。

性别回音室。一项针对新闻记者转发行为的研究发现了Twitter上的“性别回音室”（Gendered　echo　chambers）。这种回音室由男性记者组成，他们会更多地转发同性别记者发表的帖子。相比之下，女性记者在转发帖子时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同性别偏向。性别回音室的出现可能进一步加剧性别偏见[62]。

谣言回音室。社交媒体上的回音室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63]。“谣言回音室”（Rumor　echo　chambers）内聚集了一群参与谣言散播的人，由他们散播的谣言在影响范围和传播速度上都超过了回音室外的谣言，谣言回音室之间还会相互联系形成回音室网络。有研究显示，36％的谣言转发量来自于网络中前10％的中心回音室，它们显著推动了谣言的传播[64]。如果谣言传播得不到控制，不仅会降低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质量、损害个人和组织声誉，还会影响公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破坏社会和谐[65]。

5.2

回音室并不存在

不难看出，以上研究大多认为社交媒体上的同质化群体就是回音室。然而，少量针对单个平台的研究认为社交媒体环境下不存在回音室，或“回音室效应”被削弱。Choi和Park[66]指出，Twitter上的在线社群并未沦为回音室，而是借助技术的力量发展起来的集体行动主义的一种新形式。社群组织者扮演着信息提供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促进了社群的可持续发展，社群成员通过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形成了集体身份，“转发”“文化围堵”等都是社群巩固团结、扩大支持、促进参与的策略。在YouTube上，绝大多数用户并不会在观看视频后通过点赞、评论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普通的观众，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党派立场；相反，YouTube视频具有打破选择性接触的潜力，可以为用户呈现新的信息和观点[67]。

Dubois和Blank[68]认为，针对单个平台的研究不足以反映用户实际信息获取情况的全貌，判断一个人是否处于回音室之中，应该充分考虑其与自身所处的整体媒介环境是如何交互的。尽管人们可能在与个人政治倾向一致的信息来源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跨党派地接触大量其他信息[69]。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民众仅与相似的人讨论政治问题，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种族、民族、社会阶层等方面，而不是政治观点相似，而且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会加强右翼民粹主义，甚至还有降低的作用[70]。

6

讨论

6.1

以往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在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选择性接触和回音室这两个子领域分别呈现出各自清晰的研究脉络：选择性接触研究基本上围绕着与政治和健康相关的社会问题展开，试图解释并调节人们对政治或健康信息的选择性趋近/回避；回音室研究则多以社交媒体为背景展开，以用户贡献的信息为对象，观察人们与这些信息的交互情况，包括阅读、点赞、分享和评论等。总的来说，以往研究表现出以下不足。

首先，信息茧房相关研究的匮乏导致对窄化信息世界现象本质的认识不够全面。很明显，已有的选择性接触相关研究聚焦于个体对态度一致信息的趋近或对态度不一致信息的回避，且在测量态度时主要考虑个体是否同意信息所表达的观点。而事实上，态度包括认知、情绪和行为意向三个维度[71]。信息有时也会因其情绪调节功能而吸引到人们，例如Sunstein在信息茧房原始概念中提到的“人们只会选择那些让自己感到舒适和愉悦的信息”[5]9，然而以往研究基本上都忽略了态度的情绪维度。同样地，回音室里的个体也可能会因为拥有相似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意向而聚到一起，而回音室相关研究也并未对此进行系统探索。

其次，针对回音室是否存在的研究结论存在矛盾之处。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相关研究识别了各种各样的回音室，但仍然有观点认为回音室并不存在。这种矛盾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人员对回音室观测角度的差异。人们可能在特定媒体平台上受困于回音室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平台上或是其所处的整个媒体环境中也受困于回音室之中。同时，人们可能在特定主题上仅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但在其他主题的交流中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笼统地研究某个媒体平台上是否存在回音室或信息茧房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而是要以用户个体为中心，结合具体的主题探讨其是否陷入了回音室或信息茧房。

最后，以往并未区分与倾向性信息选择相关的单次行为事件和总体行为模式。从信息茧房、选择性接触和回音室的定义可以看出，它们都描述了对特定的信息或人进行趋近/回避的总体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特定行为按照一定的方式反复发生而形成的一种结果[72]。以上综述的研究大多是通过自我报告或痕迹数据对人们的长期行为习惯进行观测，只有少量选择性接触研究在受控实验中捕捉了参与者的信息选择行为事件，例如对链接的点击或阅读时间[73－74]。可以明确的是，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既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破除，长期行为模式的改变必须从每一次行为开始。

6.2

未来研究发展趋势展望

总体而言，国外相关研究所反映的概念边界还是非常清晰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是窄化信息世界的不同形式，分别位于信息选择的个人层和社会层，分别强调个体态度和群体封闭的作用；“窄化”既描述了这种特殊的信息世界的特征，也反映了其形成过程，选择性接触则突出了“窄化”过程中的行为模式——选择性趋近/回避。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窄化信息世界，都阻碍了人们对外界信息的全面接触。几乎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存在绝对的好/坏或对/错，人们只有通过广泛的信息搜集才能了解问题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做出客观、合理的决策。

信息茧房是窄化信息世界的基本形式，它不强调信息的来源，且人们在陷入回音室之前往往已经受困于信息茧房。尽快填补信息茧房研究的空白是未来研究的首要任务。考虑到学界在回音室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产生了一定争议，未来研究需要首先确认个体所处信息世界是否已经窄化到其世界观或生活方式发生偏颇的程度。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是需要长期观察才能够发现的，因此研究人员可以采用自我报告方法或非介入性的追踪技术来捕捉参与者在日常信息获取和交流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信息选择行为模式。对于给定的主题，如果个体习惯性地趋近那些与自身认知、情绪和行为倾向相符的信息，或者同时习惯性地回避那些不相符的信息，那么他就处于信息茧房之中。类似地，若个体对信息的选择性趋近/回避表现为仅与认知、情绪和行为倾向相似的人交流，那么他就处于回音室之中。

在确定个体确实受困于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之后，研究人员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破除。帮助人们逃离窄化信息世界的核心策略在于改变其行为模式，特别是减少对信息的选择性回避，从而增加其对外界信息的接触面。未来研究可以借鉴心理学中较为成熟的态度和趋避理论来探讨人们趋避信息的原因，识别趋避行为的影响因素。例如在信息行为研究中经常会考虑的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通过受控实验确定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然后尝试通过控制其中可改变、易改变的因素来调节人们对信息的趋避。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信息设计上的专长来参与研究。比如说，当个体对特定信息持消极态度时，该信息很有可能被忽略或回避，而语言技巧的使用可以增加个体与其发生交互的可能性，如耸人听闻、消极、惊讶、争议等[75－76]；同时也可以考虑格式、颜色、形状、大小等视觉呈现技巧来吸引注意力[77－78]。此外，移动和可穿戴的设备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人与外界刺激交互模式，进一步实现了除视觉之外的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味觉融合的多感官设计，增加人们的沉浸感，使其更易对不同的信息刺激做出反应[79－80]。

7

结论

人类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外界信息时，总是倾向于接近自己想要的信息，回避那些不想要的信息，从而陷入到窄化的信息世界中。本研究首次采用系统性综述的方法对国外选择性接触和回音室研究进行分析、整合与展示，细致剖析了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对信息茧房、选择性接触和回音室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基于其关联提出“窄化的信息世界”，强调其背后的选择性趋近／回避的信息获取行为模式，阐明了选择性接触、信息茧房和回音室间的联系和区别。本研究为信息世界窄化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清晰系统的路径：首先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手段探讨人们是否以及如何陷入信息茧房或回音室等窄化的信息世界；然后再发挥信息科学在人与信息交互方面的研究优势，帮助人们逃离窄化的信息世界，“破茧而出”。

作者贡献说明

姜婷婷：提出研究思路，设计研究方案，论文成稿与修订；

许艳闰：收集与梳理文献，撰写论文。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 | 卢慧质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