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冬冬 | 超越西式全球化：“一带一路”与全球化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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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西式全球化：“一带一路”与全球化再造

作者简介

史冬冬，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美国美利坚大学、台湾铭传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媒与文化批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曾主持省级科研项目、横向课题若干，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国际新闻界》《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专业性和综合性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并先后获厦门市、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各1项。

摘要：当今世界围绕全球化出现了两幅充满张力的图景：一边是西方主要国家兴起逆全球化思潮与行动，另一边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初见成效。在全球化进程面临这种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新型全球化模式的探索性方案。通过追溯全球化的历史痕迹可知，这一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和时代性表征的特点，自西方诸国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主导现代全球化进程以来，体现出霸权性和同一性的特征。因此，所谓逆全球化的兴起并非对全球化本身的抛弃，而是对西式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失衡发展困境的反思。而“一带一路”在基本内涵、路径和存在逻辑上都有另一种不同的呈现，在异于西式全球化的同时力图超越后者的困境，针对当代世界谋求多元共同发展探索一种更为均衡普惠的全球化模式，并以此回应逆全球化的危机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西式全球化；和而不同

一、引言：两幅图景与相关研究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世界围绕全球化出现了两幅充满张力的图景：一方面，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意在世界范围内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推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与实践。另一方面，西方主流世界则兴起了逆全球化的思潮：英国脱欧，美国奉行本土优先的战略，国际秩序与世界经济出现保护主义、狭隘仇外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对此描述说：“目前，全球化进程处于群龙无首的不堪局面。”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再次使全球化成为热门议题，《经济学人》曾刊登封面文章《再见，全球化》（“Goodby globalisation”），副标题是“一个更加民族主义和更加自给自足的时代在向我们招手，虽然这不会让我们更富有、更安全”。

这两幅图景表明，全球化的进退呈现前所未有的张力，也说明“全球治理的滞后给世界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这一“全球治理的滞后”正是现行西式全球化的弊端在当代国际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下的体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现行西式全球化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性研究，主要强调了现行全球化在社会各领域的单向性、同质化的本质与逻辑，正如尹鸿指出：“以经济、政治、文化力量为驱动的全球化过程往往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种‘单向性’，一种单向的‘同质化’和‘同步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领域，20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文化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研究，是以经济贸易和消费为主轴，用“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等已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观来探讨世界新秩序。其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与两极分化。其原因就在于跨国资本过度追求自身利润的增长而漠视发展的普惠性。其次，全球文化同样体现出一种同质化倾向，一种被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生活方式的普遍性、相同性和标准化”，这种普遍的标准化甚至具体指向以“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迪士尼化”等为代表的“美国化”。全球流通的媒介产品也是如此：“媒介‘全球化’几乎就是媒介‘美国化’，尽管出现区域性制作中心，美国是唯一在媒介各领域向全球行销的国家，又是媒介集团的大本营。”，这也说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西式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最后，学术话语同样存在全球化语境下认知同一性的现象，在20世纪亚洲的知识圈内，将西方学术的理论复制作为本土研究的入口，几乎将欧美的知识方式变成唯一的典范。正是鉴于对西式全球化在诸维度存在同质化弊端的反思，它在实质上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的未来也许不应该是霸权化同质化而是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边缘和弱势享受到相对平等的权力”。

基于对现行西式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学界普遍认同“一带一路”引领和再造新型的全球化这一命题，但主体上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阐释“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全球化的内涵与优势，认为“一带一路”旨在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它能以更加包容均衡的“南方型的全球化”克服现行全球化的单向度，改变“中心-边缘”模型分工体系。在实践策略层面主张从工业化、基础设施、城镇化等方面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建设，依然没有超出“一带一路”作为一种经济全球化的视角范畴。

然而，正如邵培仁所言，“一带一路”代表的是一种“整体全球化”，它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各领域的复杂过程。在既有研究中，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其他维度的研究相对较弱，尽管也有研究从政治文化角度指出，“一带一路”不同于西式全球化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国家合作为导向性路径，但还没有透彻说明这种国家合作得以实现的观念性基础，而后者才是“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全球化路径的根本逻辑。更重要的是，既有研究侧重阐释“一带一路”能够作为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及其实施的路径与前景，也即“是什么”的问题，却较少触及这些阐释的前提预设，即它为什么在本质上能够作为一种新型全球化，其中的学理性内涵与构成要素是什么？也即“为什么”的问题。换言之，对“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模式的运作逻辑的研究还存在缺失。加之当前“一带一路”的政治话语、媒介话语主要聚焦战略规划、实施路径等操作层面的讨论，缺乏鲜明的概念界定和系统的理论阐释，因此，关于“一带一路”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新型全球化的理论性、综合性探讨还有待补充，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和论述的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以历史主义为根本原则，对“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全球化这一命题作更详尽的拓展性研究：一方面以全球化的历史视野和比较方法，从全球化的概念内涵与特征阐释入手，详尽探讨现行西式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与得失，为“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全球化奠定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全面论述“一带一路”如何提出了关于全球化的一种新型话语模式，其中包含区别于西式全球化的内涵、路径和运作逻辑，为其作为新型全球化的理论合法性与时代正当性而正名。通过这两方面研究，本文回答学界既有研究有关“是什么”的逻辑前提——“为什么”的问题，以补充“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全球化这一学术链条上的薄弱一环，同时回应当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幅图景的冲突问题。

二、西式全球化的历史：时代性、霸权性与同一性

20世纪80年代，学界围绕全球化展开了研讨，在包括信息通讯、经济、制度体制、文化与文明等视角之下，形成了实践与观念的双重内涵，即全球基于媒介交通和信息传播的互相依赖性而构成的现实，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意识。如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son）所言，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这在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中得到极大突显，体现为世界范围内各种要素跨国的流通与融合，也即“跨国市场与跨国公司、传播与媒介技术以及对它们进行生产与消费的世界体系均出现重大的变动与发展”。简言之，互相依赖与整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构成了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首先，从历史眼光看，跨国性的要素流通在早期的人类历史中就已出现。尽管中西方学界谈论的“全球化”主要与现代性相关，但它并非人类进入现代阶段之后的产物。例如廖炳惠在概念界定时，就将西方历史上“奴隶人口的贩卖、殖民及帝国主义的活动，乃至跨国贸易所引发的掠夺、交易与互动”归为全球化之下为时已久的现象，古代丝绸之路这一贯穿亚非欧大陆的地理通道，也是早期东西方世界联通互动的标识。王晓路也认为：“从人类学和经济学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某些现象古已有之，只是学界对早期人类跨界活动的论述并没有采用某一认同的通用术语，即不以全球化命名而已。”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的内涵，由于社会阶段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的外延与时代特征，它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历史现象和理论概念，而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其次，就全球化的历史时代性而言，开启大规模的全球化进程，是在西方进入现代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作为一种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将为全球规模的普遍化形成基础”。自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经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二战后欧美主导建立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了现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西式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欧美资本主义海外拓殖的过程，它们初期通过殖民主义的自由贸易，后期凭借资本和技术的世界性扩张，带来东西方世界新一轮的大规模流通，也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然而，这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并非平等互惠的跨国要素流动，而只是少数发达国家和特定区域的全球化，包含着霸权性与同一性。率先进入现代工业化阶段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将全球不同地区放置在朝向欧洲工业文明的进步标尺上的一种排列”；随后在冷战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又以推进经济一体化、输出政治制度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的办法改造世界，导致“全球化只是资产阶级的国际化”，由此塑造了西式全球化的“西方/非西方”“中心/边缘”的对立性框架，形成了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谓的“世界体系”。该体系是一个由不平等交换形成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这导致所谓全球化就意味着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本位的政经秩序的权力支配与影响。时至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霸权结构和同一性不仅导致国家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日益为当今世界带来灾难和动荡，如“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的“颜色革命”，百万难民潮给欧洲诸国带来的冲击及其引发的国际矛盾。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全球危机面前，不平等的世界秩序造成新冠疫苗在全球分配的极度不均：一方面是美国新冠疫苗浪费问题持续加剧，2021年1月美国即已抢购了约26亿剂疫苗，约占全球总量1/4，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自3月至9月浪费了至少1510万剂新冠疫苗，这远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数量；另一方面则是一些非洲国家接种疫苗的人口不足5%。英国约克大学教授多兰对此评论，一个发达国家有资源获得疫苗却轻易浪费掉，而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却无法得到疫苗，凸显了疫苗分配的不公平。当今世界之大变局使现行全球化的霸权本质和不充分不平衡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面临着无法解决其体系内部矛盾冲突的现实困境。

最后，全球化是一个涵盖多维度的实践过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即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舞台，斯克莱尔（Sklair）也指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统一的过程，其中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两个重要面相。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当世界经济在全球网络中趋于重构和一体化，民族和地域文化又如何能独善其身？随着20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塑造的“地球村”的来临，全球化为文化的国际交流提供了全新语境，但也冲击着在地的原生文化，侵蚀和动摇既定的民族文化及其认同。这是因为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从占据全球霸权地位的强势国向弱势国传播，例如受发达国家市场垄断的全球性媒体产品、冲击民族饮食传统的美国快餐文化，这些对地方文化范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今地域性的日常文化已无所不在地浸润着全球化的意味”，这种“意味”在很大程度上即全球的“美国化”现象：全球化的冲击在带来弱势文化一方“克里奥化”的同时，也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因此，西式全球化内含了一种由历史霸权导致的同一性特征：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同质化。

综上，自18世纪工业革命开启至今的现代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也就是跨国资本主义阶段，而全球化是这个阶段的一种本质特征”，而在这一发展扩张的过程中，历史性地蕴含着霸权性和同一性。

三、“一带一路”：另一种全球化模式

上述全球化的现代历史及其理论研究，几乎都证明了资本主义霸权作为现代世界全球化的主体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声音时，全球化作为一条单行道已是穷途末路。如前文所论，全球化在人类社会不同阶段具有特定的历史表现与时代特征，全球化的内涵所指要建基于具体的历史阶段及社会实践，并由此形成关于全球化的认识论与共同体，这就为进一步探讨当代另一种全球化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前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新的探索性全球化理论话语和实践模式。一方面，它植根于东西方古典交流时期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与经验积淀，这种历史基因不仅为反思当代全球化提供了另一种理念和价值模式，而且使它具备全球化的理论本质与实际效应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立足于当代世界多元合作、包容发展的诉求，力图在更广泛的亚欧非国家之间勾连建立一种新型的世界体系。该世界体系的主要内涵和路径架构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板块，其中蕴含着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智慧。相较于西式全球化，“一带一路”的内涵、路径及其逻辑选择，能够极大避免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单向度、不平衡发展。这些都决定了它是当代全球化再造的另一种模式探索。

（一）内涵与路径：作为当代全球化话语的“一带一路”

在认识论层面，“一带一路”的五通板块具体阐述了它作为另一种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践层面的路径架构。

第一，政策沟通从政治多元与平等的角度，体现了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的内涵及其路径保障，其目的在于促进参与政治体在不同社会制度模式下的平等互信。截至2022年1月14日，中国已经同世界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区域。这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本质区别，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外输出其政治模式，声称自由主义已经战胜其他制度和意识形态，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历史的终结”。而“一带一路”则意在为超越政治差异的多元合作提供基本的契约性保障，从前提层面消除霸权关系滋生的土壤。因此，由政策沟通带来的政治对等与互信，作为新型全球化的内涵与实现路径，在21世纪全球政治格局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设施联通的层面，“一带一路”是由陆、海、天、网四位一体构成的综合性立体交通网络，它包含的万物互联、天地人一体、现实与虚拟，使罗伯逊对全球化的界定——世界的压缩和整体意识的增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体骨架，不仅形成了一个关系空前密切的世界共同体，而且建构了一个基于电子互联网平台的网络丝绸之路，地上与云端设施的互联互通成为21世纪全球化变革的新型内涵和特色要素。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这意味着“一带一路”能够为全球化提供更强劲的经济动力，使它朝更为开放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为“一带一路”的全球架构奠定了可行性基础，有利于打破传统全球化由政治失衡和地理隔阂带来的壁垒。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两头，分别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却长期是经济发展的低洼地带，“由于缺乏实现经济起飞并维持自我持续增长的物质条件和其他能力，近1/5的沿线国家徘徊在工业化初期及以下阶段，近一半的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处于或低于中期水平”，这一状况与这些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密切相关。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基础上，设施联通则有利于提升这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拉动各项要素在海洋与内陆、内陆与内陆更广范围内的流通，缓解那些以大陆文明为主的内陆国家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例如“一带一路”的关键基建项目之一中老铁路，不但打开了老挝作为“陆锁国”的地理困境，而且在中南半岛开辟了一条辐射缅甸、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繁荣之路，为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提供动能，并推动东盟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及其一体化发展进程。总之，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勾连中，从原本商贸活动的洼地转变为国际贸易的前沿节点，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互动协调与平衡发展。

第三，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涵与实践路径。世界体系的形成主要由经济活动推动，西式全球化也离不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市场，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之后，欧美发达经济体内部的贸易越来越紧密，发展中经济体则越来越边缘化，从而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基本结构。与此不同，“一带一路”对经贸活动采取开放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立场，这决定了无论是贸易合作还是资本流动，不再是某一经济体占据绝对的霸权或中心地位，而是多元主体自由参与的不同层次和系统之间的合作。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推动建立了九十多个双边合作机制，在当下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中欧班列开行数量从2020年3月份开始连续8个月持续增长；到2021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8245.5亿美元，同比增长37.9%。与此同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也保持增长，这些表明参与国之间倾向于更加均衡和普惠的互利发展。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全球价值双环流模式”，即世界经济正从“中心—边缘”式的单一循环，渐变为一个“双环流”体系，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北美、西欧发达国家之间，另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国越来越成为连接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欠发达经济体的主要中间节点或枢纽，将两者整合到同一经济平台，推动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和优化配置。这不仅能够激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特色与潜力，而且有利于消除西式全球化带来的碎片化和两极化发展，以互惠多赢强化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和效度。

第四，民心相通意在通过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增进不同国家、异质文化的互动体认。这意味着伴随当代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而对文化多样化的强调，消解长期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及其文化霸权。追溯“一带一路”的历史基因，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亚欧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到了18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世界主义视野下认为，世界及其文明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构成，主张不同文化的主体性价值。而西式全球化在过去近一百年间向世界输出的“文化工业”，成为全球后殖民文化的重要景观，导致在地民族文化的生存危机与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部分全球化学者在关注文明和文化问题时，都坚定抛弃某一文明定于一尊的标准，认为全球化必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文化多元主义本身便是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构成特征。” “一带一路”倡导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促进更大范围内多元民族文化的互联互动，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平等的交流形成了文化的多元共存模式，正如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图书展等活动，推动各国展现民族特色，感受不同文化的风采，增进相互了解和认知，这无疑有利于打破西方文化工业的同一性垄断地位，正如张维为所言：“要尊重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制度安排，……‘一带一路’提倡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提倡不同发展规划的沟通和对接，而不是互相替代，代表了未来国际合作的方向。”因此，多元文化的差异化共存，构成“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全球化的另一内涵与路径。

尽管学界对全球化有不同的界定，但均认可它是世界统一起来所采用的一种形式。在此意义上，“一带一路”力图在政治、交通、经贸、文化等维度，全面塑造当代世界的联通性、共享性和由此带来的整体统一性，对一种新型全球化作出内涵阐释，以及在诸领域展开实践探索的路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它不同于西式全球化是由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霸权基础上形成并推动，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模式的同一性。“一带一路”代表的全球化模式创新，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理念，提出的既关乎自身又关乎世界的发展方案，由于其倡议者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多元化的身份特征，这一全球化模式不具有霸权性和同质化的基因，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体系，一个兼顾多元化和统一性的过程。总之，“一带一路”的五通板块，其内涵与路径选择蕴含着不同于西式全球化和资本主义霸权的认识论：“一种新的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区域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新方法和新视野，即边疆的非边疆、中心的非中心、起源的非起源。……一种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观察视角，它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改变各种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世界呈现多极化的新背景下，一种重构世界整体关联性和统一性的必然趋势。

（二）“和而不同”的逻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全球化话语模式，除了其在认识论层面的内涵架构与实践路径，还蕴含着本体论层面的存在逻辑：“和而不同”。例如：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国家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宗教、不同风俗习惯，是和平发展、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都欢迎参与。

这表明，“一带一路”模式的基本规则是基于上述各种“不同”来建构跨地域、跨文化的朋友圈之“和”，其中的国家成员在独立自治的前提下建立平等自愿的合作。具体而言，“和而不同”的朋友圈逻辑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全过程，在起点、过程和终点分别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起点和过程中体现为由于共通的利益诉求而共同参与，在共建过程中求同而存异，由此构成全球化的多元丰富性，在终点则指向共同获利的全球普惠性。通过异中求同的勾连，其终极目的在于联系和构建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朋友圈存在和运作的“和而不同”逻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处世哲学和辩证性整体思维。中国语言崇尚言简义丰，“和”字就兼顾了多重互相关联的含义，如意指汇合而结合，因和顺平和而达至和解和平、和睦融洽的状态，《易·乾》有“保合大和乃利贞”，《论语·学而》有“有礼之用，和为贵”。这正是一种在处理人事面临多元共存之时，恰到适中、和谐协调的理想仪则和境界。在哲学层面“和”与“同”相对，《论语·子路》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对此解释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意即君子以义相合，同时尊重和接纳各自的特殊性，从而在更高层面实现“道”的和谐共处。因此，“和”本身就容纳了“一带一路”中多元参与的差异性，而“道”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的终极目的。此外，“和”还蕴含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性、联系性世界观，之所以要保持多元和谐，是因为从中国辩证法的元关系角度思考，没有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也不能存在，因为一方为另一方的生存、存在和转化提供条件。正如太极图所表述的那样，“两者在互容性关系中共生共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的共存亦是如此。

相较而言，“和而不同”与西方中心主义包含的二元对立关系有着本质区别，后者是西式全球化遵循的内在逻辑。在西方文明的演变中，欧洲崛起的历史就是以“分”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将地球分为东、西两个半球，工业革命后的英法等国亦按照地域、政治、文明的标准划分世界。当欧美诸国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不仅塑造了现代文明的中心与霸权，同时也划分了它的对立面：“西方文明对自身的自信达到了极点，把西方文明看作现代文明本身，而其他文明则被认为是传统、愚昧、落后和前现代的。”正是基于这种二元划分，赵汀阳指出西方的地缘政治想象：“如果找不到异己或者敌人，西方政治就好像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激情和动力。”在话语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形成一套西方中心的世界史观和主客对立的叙事逻辑，如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对此就作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地缘文明的想象同样如此，如亨廷顿就强调不同地缘文明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萨义德也分析了“强势的主流的欧美世界是如何想象、观看、区隔、围堵、宰制、再现他者的”。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观念的层面，都表明西式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下，建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与竞争关系。

在结果导向上，“和而不同”显然有利于形成一种平等共存、包容多元、互利共享的全球格局，以超越西方中心和二元对立的狭隘性。有西方学者研究了16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经济，结果表明，在中国占据全球经济主导的这一时期，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其他国家也保持了经济繁荣；而19、20世纪西方主宰世界经济之时，它的发展却导致其他国家经济的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奉行的文明与民族间零和博弈的指导思想”。这表明中国基于和而不同的发展是更具兼顾性和生命力的全球化逻辑。着眼于当下世界高度的互联性，在保持国家自治的前提下寻求国家间正确的合作方式，无论对实现国家繁荣还是充分均衡的全球化都至关重要。就此而言，“共商共建共享”中蕴含的“和而不同”逻辑，与由强到弱、由发达到发展中、由西方中心到其他边缘的单向霸权逻辑相比，更能够在国家自治与全球体系之间达成一种适当的平衡。

四、再造均衡与包容的全球化

回到开篇提出的西方图景，质疑全球化的噪声与全球化的反弹，与其说是彻底地逆全球化而退回人类壁垒割据的时代，毋宁说全球化是“一个很长期的、不平衡和复杂的过程”，“各种运动、机构和个人不仅卷入了已经推动全球化总过程的种种行动，而且对此过程存在相当频繁的抵制”。这种抵制的目的不在于回归老死不相往来的孤立状态，而在于当世界业已靠通讯、娱乐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修正现行全球化的不良效应，如：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三大矛盾和挑战——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海外扩张而崛起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渗透和资源掠夺，对世界多元政治模式与文化价值的同质化威胁；全球供应链中的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些矛盾背后是因年久失修导致的严重失衡与不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实际上反映出现行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不均衡不充分发展导致的结构性缺陷与困境，由于跨国资本过度追求自身利益而漠视全球发展的普惠性。就此而论，所谓逆全球化，就像罗伯森所言：“否定的姿态，反对的姿态，通常是用当代的术语并联系当代环境表达的”，“反全球的姿态也被包裹在全球性话语之中。从这种特定的意义上说，不可能有任何从全球化和全球性的后退”。

既然如此，抵制全球化就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转化为当代世界究竟需要何种全球化的问题。如果说“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一种世界秩序的观念更新和范式转变，涉及重新认知和重新评价，那么就当前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及其存在逻辑而言，它面临的结构性缺陷无法得到有效弥补，旧的国际秩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环境和挑战。因此，更新看待世界秩序的观念和范式，再造均衡与包容的新型全球化，就成为时代演进的必然结果。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凸显其作为一种全球化再造的观念和模式，将多元化的世界置于独特的“五通”框架中建立关联与互动，提出一种治理全球性问题的理论话语，有助于探索更为均衡普惠的全球治理体系。

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均衡与普惠思维是这一全球化再造的重要理论特征。“一带一路”倡导的嵌入式的合作共赢发展模式，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使诸多国家形成互惠的经济格局，不仅带动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像西方发达国家、“七国集团”成员国之一的意大利，以及奥地利、希腊、波兰等欧洲国家也已先后加入，可见该倡议在重塑全球均衡价值链、推动发展再平衡方面的潜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又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维护多元主义这一全球的结构性特征，将包容性作为再造全球化的另一理论特征。过去四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导致全球生产消费的标准化与同质化。然而全球化的本质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而是多元文明与文化的和谐共存。基于和而不同逻辑建立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一度沉默的边缘群体，如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种族、性别群体等，借助“一带一路”平台进入国际话语和公共领域，在展示产品的同时发出本土声音，这也对应了全球化研究急需发展的重要论题：“‘全球化’之下被遮蔽与压迫的弱势族裔和团体，如何在‘全球化的景观’下发展出他们的幸存策略，并进而宣示他们‘叙述的权利’”。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已发展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全球共同产品之一，这证明它正在改变处于后危机时代深刻变化中的全球生产价值链，超越西方引领的单向度全球化及其“中心/边缘”框架。不过，“一带一路”对全球化的再造并非一个业已完成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它是基于历史经验与时代自觉之上的持续性探索，始终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多元合作型与开放式，因此，它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也会随着参与主体和共建内容的拓展而不断延伸。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一带一路”研究》专栏，第99—10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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