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认识及演变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深入发展成为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被各种区域合作机制和安排所覆盖。日本是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支点国家之一，日本的参与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来说至关重要。那么日本是如何认识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的呢？根据日本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受经济界以及舆论的影响和约束，不仅对日本政府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立场进行系统整理，对经济界以及民众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认识也做初步考察。
01
日本政府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立场及其演变
东亚区域合作成为日本外交议题的历史比较长，而东南亚一向是日本政府的重点外交对象。据研究早期日本区域合作外交的保城广之指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是“在亚洲区域合作机制建设问题上态度最为积极的国家”。如，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1966年首届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就在东京举行。但是这时期日本政府主要把东南亚各国视为援助的对象，没有把它当作共同构建地区秩序的伙伴。
进入70年代，这一构想逐渐被官方所接受。如三木武夫外相和宫泽喜一外相曾先后提倡过“亚洲太平洋”概念和“亚洲太平洋机构”构想。而1978年时任首相大平正芳则把“环太平洋构想”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来推进。据大平的说明，这一构想的目的并不是复制欧洲共同体（EC），而是形成一种松散的合作体系。尽管它只是一个松散的合作体系，大平的这一构想仍然强调了太平洋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日本需要格外关注太平洋地区，如同美国对待拉丁美洲，EC对待非洲一样。
8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以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主要渠道开展起来，日本政府在这两个地区组织的成立和运营方面，尤其是后者的筹建过程中发挥过主导性作用。这时期日本政府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牵制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冷战结束后，日美经济摩擦日益升温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试图加强区域合作，以此来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当时在日本有两种区域合作构想，一种是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另一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合作，但总的来讲后者占了上风。因此当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倡设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并表示希望由日本来牵头时，日本政府认为排除美国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构想缺乏现实意义，没有接受马哈蒂尔的建议。
1997、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成为日本东亚地区政策的转折点。亚洲金融危机下东亚国家的风险意识得到增强，区域合作的气氛空前高涨。在这一情势下，日本政府也一改以往的消极立场，开始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如，日本政府1998年提出的“新宫泽构想”，为后来的“清迈倡议”起了铺垫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调整了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战略，强调“开放的地区主义”，试图扩大东亚的地理范畴。这一点在2005年召开的首届东亚峰会的成员国问题上展露无遗。当时中国、马来西亚等国主张东亚峰会成员国的范围局限在传统的东亚十三国，即东盟各国与中日韩。而日本同印尼、新加坡一起力主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也应参加首届东亚峰会，同时也向美国建议美国也应该参加东亚峰会。
2010年代以后，日本的区域合作外交重心明显向亚太倾斜。2010年10月，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国会提到“就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问题拟进行研究”。2013年3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参加TPP谈判。2015年10月，谈判各方达成框架协议，翌年2月正式签署TPP协议。纵观日本参加TPP过程，尽管决定参加谈判破费了周折，但是一旦谈判开始进展却非常迅速，只用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便完成了谈判。这一点与久拖不决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形成鲜明的对照。
纵观战后日本东亚区域合作外交的演变，其特点可以用“一贯性”与“灵活性”概括。一方面，日本政府一向重视区域合作，将区域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变化，日本灵活地调整区域合作外交的范围以及对象，为其国家利益服务。
日本重视区域合作外交的原因比较简单。国土狭小、资源贫瘠的自我认识加上战后形成的“轻军备、重经济”的“通商国家”战略下，日本对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有强烈的内在需求，因此通过积极的区域合作外交塑造经济上可依靠的腹地成为其一贯的国家战略。但是具体采用什么样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问题上，日本受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影响甚大。
首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在可预见的将来，日美同盟都是日本外交的支柱。关于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在日本社会尤其是主流精英层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很多人认为日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牢固的日美关系，并对此深信不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对外战略不可避免处处受美国因素的牵制。在区域合作问题上，早在9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表示过反对美国缺席的东亚地区合作。例如，美国国务卿贝克对马哈蒂尔提倡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表示强烈反对，指责它是分裂亚太地区，有损于美国经济利益的举动。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出现的地区合作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不满所助长的。因为亚洲国家普遍认为国际金融组织没有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处方又脱离东亚各国现实，加剧了危机。美国政府意识到东亚各国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不得不默认方兴未艾的东亚地区合作热潮。可以说，90年代末20世纪初，日本政府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表现出短暂的热情，是以当时美国的默认为前提条件的。
其次，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日本政府担心中国在传统的东亚地区范围内影响力过于强大。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方面差距明显，导致了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双方的关注点和利益关切不尽相同。日本政府担心中国主导的地区一体化不仅不利于日本企业发挥优势，对东亚秩序走向民主化、制度化也会产生消极影响。这是200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极力扩大东亚区域合作地理范围以利用更多力量来平衡中国的主要原因。另外，日本在70年代以后逐渐孕育了“亚洲代表”意识，冷战后日本的外交话语体系中更是频繁出现“亚洲与发达国家，亚洲与太平洋之间的桥梁”等言论，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亚洲代表的身份意识一时难以消除，导致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日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很敏感，对中国主导的局面容易产生抵触心理。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政府在采取了东亚、亚太并举，亚太优先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在这一战略下，日本优先与美国等环太平洋国家缔结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加入TPP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向印度洋扩大区域合作范围，提出了印太战略。在东亚地区，日本政府优先推进广义东亚地区一体化框架，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2020年11月，在印度退出的情况下，剩余十五国签署了RCEP。日本支持RCEP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协定是由东盟主导的。对于印度的退群，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惋惜之情，并表示“为印度重返协定，日本政府决心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02
日本经济界对东亚区域合作的认识及其演变
作为日本主要的经济团体，经团联和经济同友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日本经济界。前者由1376家企业、109个主要行业协会以及47个地方经济团体组成。它的主要功能是“针对企业界面临的内外课题，听取并综合各企业的意见后，努力付诸实施”。后者则是企业家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团体，它“致力于超越个别企业或行业利益，从宏观、超前的视角对日本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向社会提供政策建言”。经团联和经济同友会都通过发布政策报告书、意见书、声明等，就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以及出路出谋划策，它们的意见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指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经济界对东亚区域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早在2001年经团联就发表了《战略性通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主张》为题的政策主张，指出“东盟、中国、韩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以及美国，是日本企业实行全球经营战略时的最为重要的基地”，并提出了“把建设东盟＋3（中日韩）自贸区作为中长期目标”。翌年，经团联发表了以《建设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日本》为题的长期政策展望，明确将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圈作为今后日本经济战略的四大支柱之一。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经济同友会的态度更为积极。2004年由经济同友会主办的日本、东盟经营者会议上，通过了《构建东亚共同体》为题的联合声明，提出尽快推动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关于东亚的地理范围，无论是经团联还是经济同友会一开始都主张优先建设10加3（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即狭义的东亚范围内的自贸区。
此后，随着东亚区域合作的热潮持续升温，各国之间就东亚地区的范围发生了争执。如前所述，这一点在2005年首届东亚首脑会议成员国问题上展露无遗。结果，东亚地区范围超出了传统的10加3，扩展至10加6，即东盟中日韩以及印澳新。
2007年1月，经团联发表了“希望之国——日本”政策展望，提出尽早完成与东盟的自贸区的基础上，2011年之前在广域东亚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同年10月，经团联再次发表政策意见书，指出“在10加3、10加6、FTAAP（亚太自贸区）等多个自贸区框架并驾齐驱之形势下，是到了认真探讨东亚（经济）共同体具体内容的时候了”。
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围绕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紧张，导致中日韩经济合作缺乏政治动力。小泉下台以后，中日韩关系开始转暖。2006年12月，中日韩三国决定启动投资协定缔结谈判。两年后三国在日本福冈举行了首次首脑会议，开启了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新时代。很快关于中日韩自贸区的三国共同研究从民间研究上升到产官学共同研究。2010年5月，在韩国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际，经团联向与会的三国领导人提出了“提前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建议。
日本经济界如此积极地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反映了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的重要性。进入200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外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总额占的比重持续增加，到2010年接近于20%。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对华投资占据的重要性也凸显。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占的比重在2004年达到顶峰以后一度出现下降局面，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后重新呈现出强劲的回升势头。
进入2010年代后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外交冲突，日韩关系则因慰安妇、独岛（竹岛）、二战劳工等问题出现动荡，继续追求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努力失去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于2012年在北京召开第五次会议以后停办了三年，2015年才举行了第六次领导人会议。此后中日韩关系仍没有明显改善，第七次三国首脑会议举办时间也推迟到2018年。中日韩外交关系出于低谷期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为日本经济界FTA战略的主攻方向。2010年11月，日本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联名通过了一项决议，即《要求尽早参加TPP谈判》。翌年，经团联副会长大桥洋治撰文强调，日本经济界推动的各种地区一体化框架中，TPP是唯一进入谈判阶段且有望变成现实的选项。
日本经济界把TPP作为其FTA战略的主攻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努力。2013年和2016年，日本经团联先后发表政策建议，要求政府加快中日韩自贸区以及RCEP的谈判。2018年5月，经团联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韩国商工会议所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日韩自贸区、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2020年11月，RCEP签署后，经团联会长和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都发表声明，欢迎协定的签署，并肯定了RCEP对日企建立稳固的供应链，促进自由贸易方面的积极意义。
03
日本民众对东北亚局势的认识及其演变
舆论调查是了解民众对特定问题认识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日本是“舆论之国”，每年以各大报社、电视台为中心，上演着数目众多、大大小小的舆论调查。这些媒体主导的舆论调查多以内阁支持率等国内政治议题为主题，尽管偶尔也涉及国际局势问题，但不够全面也缺乏系统性。系统调查民众涉外意识的民调项目首推著名民间智库“言论NPO”的各项舆论调查以及内阁府进行的年度“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言论NPO”长期关注东北亚局势，坚持同中韩两国的有关机构合作，进行双边或三边的共同舆论调查，致力于增进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相互理解。2015和2016年，“言论NPO”与中国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韩国的“东亚研究院”合作，在中日韩三国进行了两次共同舆论调查。
（1）东亚地区能否实现和平秩序？
2016年“言论NPO”民调数据显示，只有14%的受访人表示能够实现，25.8%的受访人表示不可能，多达57.5%的受访人表示不知道，其余2.7%的受访人未予回答。东亚地区的和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东北亚形势左右，因此上述日本民众对未来东亚局势的看法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对东北亚局势的看法。而在中国，多达48.7%的受访者表示东亚地区能够实现和平秩序，远远超过了32.2%的表示不可能的受访者人数。在韩国，这一数据分别为27.8%和48.5%。可见，对东北亚局势的看法上，总体上讲韩国民众最悲观，而中国民众最为乐观，日本民众则居中。
那么，什么问题是东亚地区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呢？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认为在亚洲地区引起纠纷的首要原因是“围绕能源资源的竞争”，回答“很可能”和“有可能”的受访者比例加起来，多达70.5%。“这里的能源资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东海天然气以及海底石油开发问题，而该问题主要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因此，可以推断上述民调结果反映的是多数日本人对中日关系抱有的忧虑。除此之外，日本民众对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局势的关注度也很高，多达65.2%和57.7%的受访者认为半岛局势和南海局势是地区不稳定因素。
2016年的数据显示，多达64.3%的受访者表示“和平”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尽管这一数据比2015年的数据相比略有下降，但仍然是毫无争议的首要选项。其次是“合作发展”、“多样性的尊重”、“基本人权”等。而民主、自由分别只占4.2%和7.2%。值得一提的是，在价值观的问题上，中日两国民众表现出较高的近似性，都认为“和平”和“合作发展”最重要。
2008年开始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东北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多边机制。尽管这一机制还没有实现稳定的制度化，容易受双边关系好坏的影响，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只有这一机制才能有效承担起推动中日韩合作的重任。
日本民众对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寄予了希望。对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应讨论的问题是什么”的设问，多达51.2%的受访者举出“朝鲜核问题”，选择“改善中日韩关系”的受访者占35.8%。日本民众对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期待，与他们对地区局势不稳定因素的认识基本吻合。显然多数日本民众希望三国领导人会议就这些问题进行有效协商，来缓解地区局势。
尽管日本民众希望中日韩关系得到改善以及东北亚局势稳定，但是当被问及“可信赖的伙伴国”是谁时，多数认为美国是日本可以信赖的伙伴国，而中国被认为是最不可信赖的国家。日本民众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印象颇佳，认为这些国家可信赖的人占了很高的比例。相反日本民众对东北亚近邻的评价不高，只有6.8%和11.3%的受访人分别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可信赖，只有23.1%的受访人认为韩国可信赖。
众所周知，2012年日本政府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进入了历史低谷，尽管近几年中日关系出现回暖迹象，但远没有得到修复。2012年后日韩关系也围绕领土争端、历史问题（慰安妇、劳工）出现了严重分歧。日本与中国、韩国两国外交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日本民众对中韩两国的认知。
尽管日本民众普遍对中国印象不佳，但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日本人承认中国的影响力在上升，而内阁府的民调结果也显示八成以上的日本人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一代中对华友好的人占的比重相对比较高，并且呈增长趋势（参见图一）。随着中日关系持续改善，我们可以预期年轻一代为中心的日本人的对华认知有可能进一步改善。
图一 不同年龄段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
04
结论
总的来讲，日本社会整体上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以及一体化不仅认识有限而且期望值也较低。东亚区域合作成为日本外交议题的历史比较长，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更重视的区域合作框架是“亚太”以及“印太”。相对来讲，日本经济界对东北亚地区关注度高一些。日本经济界曾主张中日韩，东亚，亚太地区合作框架应并驾齐驱，2010年后它把工作重心放在亚太框架上（TPP）主要是受政治环境局限的结果。目前日本经济界对中日韩自贸区仍抱有很大期望，但其动机是希望通过自贸区的建设在东北亚范围内保护日企的知识产权，消除对日企活动的各种规制。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朝鲜半岛局势”和“中日关系”是有可能引起未来地区局势动荡的主要不稳定因素。在这种认识下，日本民众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乃至一体化的期望值非常低。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历史遗留问题短时间内不仅不会消失，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加剧。这意味着东北亚各国首先追求的价值观，正如多数中日两国民众在舆论调查中指出的那样，应放在“和平”、“稳定”与“发展”上。同时，应看到日本年轻一代的对华亲近感有一定的改善，经济界对促进中日韩自贸区仍抱有很大期望。
只要中日关系持续改善，日本民众的对华认知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实现结构升级，中国和日本经济界之间就自贸区规则的分歧也会大大缩小。民众对华认知的改善和经济界的积极参与，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日本政府更加积极面对中日关系及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
（作者兪敏浩，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国际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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