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的区域研究不仅填补了海外知识的空缺，顺应了科学主义思潮所唤起的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的需求，也对已有学术模式提出了挑战，促进了美国大学人文社科的学术改革，因而被誉为美国大学一项重要的"社会创意"（Social Invention）。
摘 要： 区域研究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在冷战背景下得以迅速发展。具体表现在通过区域研究机构的全面布局和多渠道经费注入与制度保障，以实现研究领域的全球覆盖。美国的区域研究不仅塑造了北美风格的新知识体系，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并成为世界范围内区域研究的引领者。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美国社会舆论导向和高校内部对教育资源的争夺，美国的区域研究也面临一系列的困境。总结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反思其现实境遇，对我国当下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区域研究;美国;冷战;《霍尔报告》;《国防教育法》 "区域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表达为"Area Studies"，是指与特定地理单元、国家或文化区域相关的学术领域。区域研究至少有两个显著的学术特征;一是强调运用当地语言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多元化的资料呈现，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二是作为"多学科的透镜"去"了解、分析和阐释另外一种文化"①。区域研究萌芽于欧洲，但作为一种较为完备的现代学术体系则兴起于美国。八十多年来，美国的区域研究长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效益。美国学界围绕区域研究的状况有诸多成果发表，聚焦点主要在学术史梳理、区域研究的学术争论、区域研究机构及教学与科研项目的介绍与评介等。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美国区域研究的进展②。本文旨在综述国内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反思其现实境遇，以期对我国当下的相关研究有所借鉴。
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学术源头认识不同，一般认为其继承了"东方学"遗产，"对区域研究的理解需要从其与东方学的关系入手，因为它是这门学科的继承者——延续了 19 世纪的欧洲对待'非西方'的（研究）方式"③。欧洲的东方学可以追溯到殖民主义时代，但作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学科体系则出现于19 世纪。论及以东方学为表象的区域研究，英国、法国、荷兰一直走在前列，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国际大都市都曾经聚集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研究重点聚焦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欧洲背景的东方学对于区域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东方"为认知对象;二是以对象区域的语言为基础性认知工具;三是学科方向的专门化发展趋势，如东方语言、东方历史、东方文化、东方哲学、东方宗教、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医学等越来越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 也有学者认为，当欧洲的古典学者开始研究地中海世界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历史、哲学、美术、地理、政治之时，区域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在他们的视野中，不仅强调学科方向的专门化，语言之于古典文明的重要性同样被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永远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情感及性格类型"①。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也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可以说是以"文明焦虑"为时代特征，在借鉴古典学、文明研究所塑造的人文知识与新思想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从不同文明的视角出发，"对当下西方的精神、知识和支配权发起挑战"②。不少学者认同区域研究与文明研究的关联性，强调区域研究的兴起也正是出于对"非希腊罗马文明"的关切、并对欧洲中心主义构成挑战。 关于现代区域研究（Modern Area Studies）兴起的时间，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产生于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以冷战为背景、以"认识你的敌人"为动力源，目的是为美国的全球军事竞争及海外事务培养人才。另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是∶美国区域研究先于冷战议程而存在，而且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国内的学术语境。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危机并没有产生区域研究"，"至少在中东的案例中，对于区域研究的最早关注在战争期间已经出现，而且与政治、知识的同时发展息息相关"。他还把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与东方学的转型联系在一起，强调早在 1919 年著名埃及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莱斯泰德（JamesHenry Breasted）就开创了东方文明研究的新视野。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下，布莱斯泰德曾创办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对古代文明进行整体研究，"使东方研究比早期的圣经研究领域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基础，也因此具备了区域研究的特征"③。1927年，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和文学系，并邀请黎巴嫩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前来执教。希提在这里实施了美国第一个专门研究阿拉伯—伊斯兰的项目，组织了一个跨系科的研究委员会，并在 1935 年、1938年和 1941年举办了三个暑期项目，招收对历史学、拜占庭学、美术史、考古学、哲学与宗教有兴趣的学生。 美国区域研究的另外一个早发领域是拉丁美洲研究。在 20 世纪 2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有不少拉美研究成果问世。1918 年，第一个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期刊《西班牙裔美国人历史评论》（The His-panic-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v）开始出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是美国拉丁美洲研究的重镇。30 年代末，罗斯福总统的"睦邻政策"使拉工美洲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很多大学都建立起相关研究机构。早期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非东方学、非古典学起源，主要源于美国与拉丁美洲的近邻关系，政界、学界及普通民众对于拉丁美洲认知的普遍需求;二是从初创阶段就有大批的拉丁美洲学者（定居于美国或在美国接受教育）参与其中，美国本土学者与拉美学者的交流融合比其他区域研究更容易实现。因此，拉丁美洲研究在美国主流学术界的认可度及影响力整体看来要高于其他区域研究领域。 同时期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也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区域教学或研究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有效服务于战争并管理占领区，美国陆军部、海军部与高校合作设立了一系列专门化培训项目，如隶属于陆军部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y Curriculum）、"民政事务培训学校"（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s），隶属于海军部的"军事政府和管理学校"（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等，很多高校都积极参与到军事部门所主导的人才培养项目中。 二战后初期，美国学界和公众的知识认知与关注点除了拉丁美洲之外，仍基本集中于欧洲。此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正在拉开冷战的帷幕，但美国人对欧洲之外地区的了解与美国正在崛起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在此背景下，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卡耐基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等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大力呼吁美国要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弥补致命的知识缺陷，应该把目光投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苏联、中国、太平洋地区、中东、非洲等，以促进"美国式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一些学术团体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Education）等也加入到推进区域研究的行列中，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担纲了区域研究的谋划者和创建者角色。1946 年，该理事会授权罗伯特·霍尔（RobertHall）牵头对美国国内的区域研究情况展开调查，并于次年5月发布了《霍尔报告》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①。该报告是设计和布局美国区域研究的奠基性文件，不仅系统地调研、评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区域研究的现实状况，更从认识论上为以"区域（国别）"为单元的知识体系的构造奠定了基础，被称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宪章"和"最具启发性与典型性的声明"。 《霍尔报告》认为，尽管有各种分歧，但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已无可置疑。无论是教学层面的区域项目，还是以科研训练为目的区域项目，都需要有效的扩展与提升。区域研究作为一种新生的知识体系，其紧迫性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之需要、大学之职责。区域知识的缺乏与美国的国家地位不相匹配，熟悉世界、了解异域的专门人才不仅仅是军事需求，也是国家整体发展的需求;不仅仅是战时所需，也是维持和平之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发区域研究资源、满足对不同区域"精准知识的需求"是在履行大学的责任，承担教育对国家的义务。其次，是学术发展、专业改革之需要。《霍尔报告》指出∶"从德国大学借鉴而来的、已适应于本国环境的系科化（Departmentalization）、专业化（Specialization）模式在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严格的专业化、系科化在很大程度上未能给我们提供关于我们自身以及其他文明的完整图景，因而也就无法呈现完整的、全然真实的信息。"③霍尔强调区域研究只有通过发挥跨学科的优势、"合"与"通"的路径来实现对知识缺陷的修复。如果能够实现"全部学科在区域研究上的整合"，那将是区域研究对美国人文社会科学最独特、最有价值的贡献。 《霍尔报告》分三个层次描述了区域研究项目的宗旨与目标。就本科生而言，区域项目可以作为主修或者辅修方向，其目标是;提供一种受欢迎的通识教育;培养好公民、提升公民素质;训练未来的政府官员、商人和其他外交服务的人。就研究生层面而言，其目标主要集中于∶首先要让学生掌握必要的工具、技术、知识和见解，以便对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开展良好的研究;其次是培养师资，为从事相关教学工作储备必要的知识，而且科研训练与教学训练要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最后是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专门人才，霍尔强调了语言能力、实地体验、田野调查、团队工作、多学科交叉培养等。霍尔强调，区域研究聚焦于人才的培养及新知识体系的建构，其长远目标是实现区域研究的"全球覆盖"，以服务于美国的"自由国际主 义"。1950年的第—届区域研究全国大会召开，会议文件形成了《辛德尔报告》（HeindelReport），整体上延续了《霍尔报告》的主旨精神，更加强调了区域研究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及其他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依存关系，也就是说区域研究中心或系科必须与相关的传统学科融合在一起，形成知识汇通，优势互补，真正实现跨学科的制度化设计①。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美国区域研究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多渠道的经费注入与制度保障。由于区域研究的学术理念高度契合了美国精英人士"领导世界"的理想，战争期间又密切服务于美国军界的人才需求，使它比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更充足的经费注入，其来源渠道主要有∶美国军方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系统;各类基金会;联邦政府拨款、国家基金及教育部门的各类项目经费。战争期间开展的以熟悉特定区域为目的的培训项目大都由军事情报部门提供资助，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也纷纷参与其中，如陆军部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遍布五六十所高校，由最初的短期培训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门常规的通识教育课程。1946 年起，富布赖特基金会开始资助区域教学与交流项目。1950 年，福特基金会设立了"国外区域奖学金计划"（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简称 FAFP），从 1951年到 1972年，FAFP一共支持了约 2050 名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生在世界各地进行学术训练。在 1951 年到 1966 年间，福特基金会给 34 所大学的区域研究培训、研究及相关项目投资了 2 7 亿美元。 1957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震动很大，也激发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国家危机意识。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立法——《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令向 125 所美国大学的区域研究单位（作为国家资源中心项目）提供资助，主要用于在管理、语言教学和公共外联服务方面的花费，并颁发了针对研究生的外语及区域研究奖学金（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Fellowships）。《国防教育法》第六条款规定联邦政府每年要提供不超过 800 万美元在美国大学建立语言与区域研究机构，历史、政治、经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要联合培养区域人才。《国防教育法》使区域研究项目、奖学金项目、图书馆资源建设和语言教师的补助金得到了立法保障，也是区域研究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连续发布《美国大学区域研究计划报告》。1959 年到 1987 年，根据《国防教育法》累计投入1.67 亿美元，用于区域研究（不包括外语及区域研究奖学金的投入）④。《国防教育法》修订时美国政府资助的区域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仅有19 个，到 1972 年这一数字提高至 106 个。 1961 年，富布赖特的"相互教育和文化交流"（Mutu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Exchange）项目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面向全球范围的区域研究一共资助了 1000 多个学位论文和博士后研究与教学项目。与此同时，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国家人文基金会（The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也竞相资助国际研究项目、各类讲习班以及学术交流活动。 1972 年，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联合成立了"区域研究委员会"（AreaStudies Committees）。福特基金会把FAFP计划转交给该委员会。在随后的 30 年间，主要由福特基金会出资，资助了近 3000 个区域研究学位论文研究基金项目;在其他基金会的资助下，为 2800 个博士后人选提供区域研究资助金①。"9·11"事件以后，国际反恐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一系列与反恐相关的资助也下达给区域研究机构。2001年财政年度，美国国会对《国防教育法》第六款所包含的项目增加了 8%的预算;2002 年又增加了 27%。 第二，区域研究机构（项目）的长足发展。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致力于区域研究与教学，所关注的领域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欧洲的历史、文学，而是"各地的普遍知识";学生的培养也远远超出了古典学的训练方法与学术思维，更多地聚焦"现代的世界"。到1975 年前后。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实现了主要大学的全覆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哈佛大学的诉东与远东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研究、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耶鲁大学的非洲研究、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拉美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东南亚研究等。 区域研究通过两种渠道实现了在美国大学的制度化建设∶一是建立区域研究系，如芝加哥大学的南亚研究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研究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等等，通常提供本科及研究生层面的教育;二是建立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或开展相关项目。美国的主要大学都不同程度地以区域研究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来自美国新移民家庭的适龄青年，面向国际化的区域研究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从 1959 到 1981 年，政府资助了约8 8000名学生获得语言学及区域研究的学位。到 1990 年前后，美国大学中的区域研究项目大约有 600 个，其中有 80 多个得到美国政府的年度资助。 第三，区域研究领域的全覆盖。20 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区域研究实现了全球覆盖。在欧洲研究方面。主要句括东欧研究。波罗的海研究，拜占庭研究中欧研究，西欧研究，巴尔干研究，波斯尼亚研究等，国别研究则覆盖了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 等欧洲主要国家。在欧洲领域，战后美国最为关注的是苏联一斯拉夫地区，以苏联的兴衰浮沉、地缘政治及其国际影响力为聚焦所形成的"苏联学"及"东欧学派"被称作"冷战典型产儿"④∶中欧研究也是二战后美国学术界的热门区域，尤其关于中欧与东欧的边界区分、欧洲区域特征、宗教与思想分歧引起了诸多争论。另外，诸如"民族主 义"与"国家认同"、"公民社会"与"极权政治"、"社会精英"与"草根空间"等理论概念在欧洲研究中得以阐释并不断扩展⑤。 在美洲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加拿大研究、魁北克研究、美洲土著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美国的拉工美洲研究遥遥领先于世界，"拉工美洲学者发展和贡献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一些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与争论。从依附论到民主论，从国家研究到社会运动的研究，拉美学者一直走在各种学科理论发展的前沿"⑥。 在中东研究方面，伊斯兰研究、阿拉伯研究、埃及学、犹太学、亚述学、伊朗研究、波斯研究、库尔德研究、土耳其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67 年 12 月中东研究协会（The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当时有 51 位会员，福特基金会提供了5. 6 万美元的 5年期资助，并在芝加哥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几十年来，各类后现代主义理论被广泛运用于中东研究，也产生了具有挑战性的"东方主义"理论（Orientalism）。例如，萨义德的中东研究三部曲犀利地批判了西方主流学术及媒体对于"东方"（主要指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错误呈现及主观性误读，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招致很多非议。 在亚洲研究方面，形成了中国学、日本学、蒙古学、藏学、印度学、韩国学等，此外高加索研究、亚美尼亚研究、格鲁吉亚研究、香港研究、澳门研究、台湾研究、维吾尔研究、南亚研究、孟加拉研究、巴基斯坦研究、东南亚研究等也一直是学者们的着力点。但相对来看，中国学与日本学的成就更为显著。如果说早期的美国汉学研究被打上深刻的"东方学"烙印的话，战后的中国学（或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则是以传统汉学的转向为基础、在"政治与知识"的较量中成长的。"在中美对峙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中国学因应'冷战需求'迅速繁荣与发展，并以一种特殊方式介入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各个环节。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实态清晰揭示出学术研究不可替代的'资政'作用，政治资金和政治运作对学术的反作用力，以及政治与学术之间相互渗透而产生的张力。除此之外，'冷战共识'（Cold WarConsensus）压力下中国问题专家个人的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价值尺度乃至命运沉浮，亦成为值得深度探讨的课题。"①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涌现出了一批杰出学者，其中费正清（John K.Fairbank）最为著名，他关注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历史、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美国的"中国学之父"，费正清打破了传统汉学的文明史研究模式，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当下性，"他使整整一代年轻的中国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思考他们'最近之过去'，并在现时代产生了不可估量之影响。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评论他对中国学领域的贡献来记忆他的离去，费正清对历史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在于未来"②。 尽管美国一些大学在 30 年代就有了日语教学，但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研究开始于二战以后。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是日本学研究的先行者。美国的日本研究一直着力于促进跨文化理解，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被认为是美国区域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除了文化视角与国民精神之外，城市化、工业化、商业中、健康与医学、心理学、军国主义传统、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日本现代主义、日本与东亚等都是日本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美国的非洲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已经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非洲研究进入美国学术主流的分水岭。194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一个跨学科的非洲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African Studies），其宗旨就是关注现代非洲，为美国政府与企业提供资讯服务。从 1950 到 1960 年，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亚特兰大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等都设立了非洲研究奖学金，资助领域包括黄金海岸研究、尼日利亚研究、塞拉利昂及乌干达研究、柏柏尔学、埃及学等。1960 年成立的非洲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 onAfrican Studies）是美国非洲研究的权威学术组织。60 年代联合会重点关注非洲的城市化、传统艺术在当代非洲社会中的作用、非洲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反应等;70 年代以后，联合会又推动了新的研究规划——包括非洲农业危机、健康和疾病问题、社会治理以及高等教育危机等;80 年代以后，非洲研究的焦点是非洲的全球化、非洲与世界经济、非洲族裔的身份认同、冷战视域下的非洲等。总之，20 世纪美国的区域研究在"在学术和教学方面的非凡增长以及全球覆盖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③。 第四，建构了北美风格的新知识体系。美国的区域研究形成了"政府—基金会—大学"三元组合的网络动力系统，并最终构成了北美风格的新知识体系④。二战后的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打造美国话语体系，而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知识生产体系"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需要，这一点在美国精英界达成了共识，也成为政府机构、基金会与各类组织热衷于推进区域研究的主要动力。事实证明，融知识塑造与美国价值观于一体的区域研究理念在多元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而且这一知识体系的成长过程也契合了美国大学的改革潮流，从而使区域研究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亦步亦趋。一方面，大学对于国际视野的强烈诉求为区域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区域研究的开展也成为美国大学获得社会声誉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观测点。 然而，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美国社会的舆论导向、高校内部对教育资源争夺以及区域研究本身的体制性缺陷等一系列内外因素导致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区域研究主要面临三重困难∶ 第一，话语危机。众所周知，在二战后的美国，智库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资政现象与学术潮流兴起，也是思想创新的泉源。美国的区域研究与智库发展一直相向而行，区域研究自产生之日起就强调其智库功能。事实证明，区域研究不仅培养了大批国际化人才，壮大了智库力量，而且一直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智识构造与咨政服务成为美国区域研究学者的双重使命。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区域研究过时论、无用论在美国学界甚嚣尘上。苏联的解体被归结为"美国苏联学的巨大失败"，其理由是现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克里姆林宫的永久性降旗、东欧的巨变、柏林墙的倒塌等等都没有得到专家的事先预测。中东研究也遭遇同样的境况。1996 年，美国著名中东问题资深专家詹姆斯比尔（Lames Bill）在《中东杂志》发表的《1946—1996 年中东政治研缩盘占》中指出，"经过 50 年的艰苦努力，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少得令人不安。"他进而列举了该地区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中东学界的迟钝与误判，并把这种失败归纳为"中东地区研究的一个常规特征"①。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中东学学界更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福山的话有—定的代表性∶"当恐怖袭击发生时，整个美国政府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外交官能听得懂在阿拉伯语频道上频繁播出的本。拉登录像。进入伊拉克的美国军队对那里的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这个问题一直影响着美军收集情报的能力。媒体远远未能掩盖的丑闻说明了美国学术界没有能够培养出深刻了解美国以外世界的人才。而这一失败又与在过夫—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大学内区域研究的衰落以及近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误导有关。"②苏联学、中东学的遭遇在 区域研究的其他领域普遍存在，这些负面声音形成一种话语危机严重影响了区域研究的学术与社会声誉，也倒逼区域研究学者们不得不进行内在反思，审视自身所存在知识缺陷、文化偏见、政治投机、学术腐败等现象。 第二，经费紧张。如前所述，美国的区域研究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充足的经费支持。然而，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当区域研究所带来的政治红利与经济效益越来越"隐形化""时，私人基金会的投入热情便大幅下降;为了保持教育的独立性。美国从 立法层面也禁止了中央情报局对大学的直接经费注入，越来越多的个人、机构也急于撇清与军事情报部门关系，不敢接受公开的经费支持③。从美国政府来看，里根政府时期出现的大学财政困难现象长期延续，到 90 年代，大多数学校都存在经费紧张的现象，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及其他大学的区域研究计划不得不转而依赖学校的捐赠资金来维持，而这些资金的分配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影响。 第三，生源不足。随着话语体系的变化，区域研究在资源分配、师资队伍、学术影响力等方面不占优势，被边缘化的情形普遍存在，再加上区域研究的学术视野相对狭隘，导致了区域研究系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生源不足现象，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争夺生源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主要生源只能依赖国际学生。"入学率的下降，加上知识潮流的改变及资助重点的转移，导致了一些院系的师资分配的变化。"④由于受经费 、师资、生源的影响，美国区域研究在后冷战时代热度有所降低，发展趋于平缓，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依然保持了最大规模的区域研究，也是该学术领域的引领者，其学术活跃度、成果贡献率及社会影响力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如上所述，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的区域研究不仅填补了海外知识的空缺，顺应了科学主义思潮所唤起的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的需求，也对已有学术模式提出了挑战，促进了美国大学人文社科的学术改革，因而被誉为美国大学一项重要的"社会创意"（Social Invention）。美国区域研究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启迪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树立了新理念。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盛行"文化普遍主义"观点，认为美国与欧洲的概念与经验适用于整个世界，而区域研究强调不同区域的文化特殊性与社会异质性，批评"欧洲认知"的局限性，主张从"区域的"或"国别的"视角强化对"未知世界"的解释力;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厘定"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提倡"美国眼中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美国"形成双重影像，从而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有助于形成"全球视野、世界眼光"。 第二，归纳了新理念。《霍尔报告》指出;美国学术界存在过度的系科化、专业化倾向从而破坏了"知识的整体性"，由此所形成的"学科门户主义"（DisciplinaryParochialism）使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碎片化、空泛化。区域研究批评传统的学科分立 、知识分割现象，呼吁人文社科工作者必须走出"理性主义傲慢"，通过跨学科、跨区域的学术融合，"重新构建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了建构"普遍认知的知识体系"，区域研究第一次把"团队"概念引入人文社会科学，主张学术研究由个人追求变成团队合作①;区域研究呼吁人文社科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的学问，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学科最重要的"滋养"。基于上述认识，美国学术界围绕着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区域研究与地理学、区域研究与文化学等领域的关系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区域研究成果迭出，成为美国学界最令人瞩目、也最具活力的跨学科领域。 第三，挖掘了新资料。区域研究推崇田野调查、专题考察与学术体验。在学科的成长历程中积累了全世界最丰富的关于不同区域的文献、档案、信息及其他学术资料，并形成了各色各类的档案库、数据库及资料集合。新资料的发掘激发了实证研究的热情，解决了众多的学界迷思与历史遗留问题。 第四，拓展了新视野。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下，语言学、历史学、文学都囿于自己的一方阵地，而区域研究主张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关注之前"被忽略的知识"。以历史学为例，二战结束时，美国大学的历史系 95%的学者研究美国历史、欧洲史、古典文明史（希腊罗马传统），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有约三分之一的学者开始涉猎"非西方"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到 70 年代，这一比例继续上升，大片"非西方"区域被学界关注，不仅有力地拓展了区域研究的视野，也在客观上有益于扭转美国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 总之，新的思维框架、多元化史料的运用、深刻的现实内涵，使美国的区域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活力;对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独特的学术影响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区域研究是在一系列非议与责难声中发展起来的。《霍尔报告》就列举了当时对区域研究的反对性观点，此后来自学界、政界及社会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之声始终存在。反思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也有诸多不足与偏颇之处，值得思考与镜鉴。 第一，理论范式尚未确立。区域研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直没有能够定格其内涵与外延，缺乏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五六十年代为批评苏联共产主义而在美国区域研究领域流行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解释范式不断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解构;70 年代初以前，现代化理论在区域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但随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话语形成了一种批评性语境，对美国的区域研究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萨义德把"东方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对区域研究的解构结合在一起，把后者描述为"帝国主义逻辑""殖民中心主义偏见"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后民族主义理论、经济—社会史理论、文化史、记忆史学等学术理论与解释范式也对区域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学者深受全球化思潮影响，认为区域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叙事单位，而民族国家作为"19 世纪一项伟大的社会发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但在当下世界对民族国家属性的过分强调，只能强化民族分离主义、宗教多元性与文化差异性，从而有悖于全球化史观所强调的世界整体性与联系性。他们呼吁，区域研究的发展前景是要关注正在塑造这个世界的各种变量，如移民潮的存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不断流动的文化形态、联合国与国际性组织、妇女运动、和平运动以及世界全副融危机、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性气候变化等等，要着力于建构文明的平等性、价值的普世性。可见，美国的区域研究长期缺乏相对稳定的主导性话语体系，并由此导致方法论上的模糊与分歧。区域研究强调跨学科知识的交叉整合，但对于所要交叉的学科长期没有达成共识。最初主要以语言学、历史学为基础，多采用人文学科的研究路径;五六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热衷于区域研究，社会科学方法随之被广泛运用;八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又强调自然科学，尤其是计量学、统计学的学科方法对于区域研究之重要性，而且不同学科之间为此长期争执、甚至相互诋毁，使区域研究面临普遍主义与特殊经验的迷思之中，并深陷学科争执的漩涡难以自拔，无法形成相对一致的理论体系及方法论表述。时至今日，如何跨越各种争论，使区域研究真正成为以语言文化为基础、体现区域特征、遵循学术规律、实现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一，学术标准尚未建立。科学标准是学术体系安身立命的根本。从学术定位 上看，区域研究多倾向于"表意性"与"事实描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构造及"规律性探究"理路有悖逆之处，因此无论构成区域研究的要素多么活跃、描述多么生动、微观数据多么丰富，但给人的印象仍然只是"一种信息源与数据库"，为某种传统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而已。从学术组织体系上看，美国的区域研究或独立建制，或嵌入院系，有的以学科为导向、有的倾向于专业定位、有的仅仅是辅修性质的项目制，因此被质疑最多的是"知识集合缺乏核心"学术体系架构模糊"。1958 年 3 月 4 日，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Schafer）曾公开致信《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和《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Studies），指责区域研究让汉学家成为"非鱼非鸟""非驴非马"的怪物。在他看来，"对一个地理区域的研究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缺乏严格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评判标准，'区域研究'无异于一个'半吊子的避难所和庸才的收容站'"①。这种非常尖刻的意见在当时引起了共鸣，甚至在今天也有同样的市场。反对者强调，如果说把区域研究定位成一个学科，那么其独立内涵与学科边界何在? 从它与人文社会科学现有学科体系的关系看来，区域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知识路径"或者说"次级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副产品及延伸处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区域研究学者经过了长期争论与博弈之后所达成共识是∶一方面，核心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对区域研究有指导作用，区域研究要借用这些学科的普适理论去描述、分析对象区域;另一方面，区域研究通过反思性重构促进这些学科的"去区位化""学科门户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趋势。20 世纪美国学术界的上述争论依然适合于我们当今区域研究学术标准的建构。也就是说，区域研究必然紧密依托于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现有基础，"缺乏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与方法论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能行稳致远。只有发扬并提升既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尽快加强社会科学方法在教学和研究中的运用，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有机集合，才可能实现学科的健康发展"②。 第三，学术独立性问题备受质疑。政治、军事与知识的互动关系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中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因此引起了最大的质疑。从 30 年代开始，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就介入区域研究。40 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从事军事活动的同时，局长威廉·兰格（William L.Langer）就雇佣一些跨学科的学者团队率先开展特定区域或国别研究。当时建立的许多区域研究中心的绝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于五角大楼和战略情报局。战争期间，许多有区域研究特长的专家都被招徕到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在区域研究领域露出头角的第一代社会科学家，都曾经与情报部门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如纽约大学的威廉·扎特曼（William Zartman）曾在摩洛哥从事海军情报工作，并与摩洛哥武装部队建立了密切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乌里维茨（L.C，Hurewitz）、普林斯顿大学的曼弗雷德·哈珀恩（Manfred Halpern）以及他的同事莫罗伯杰（MoRoeBerger）、哈佛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ton Coon）等，他们在战争期间或战后初期都做过情报研究，有的直接受雇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费正清也曾被战时新闻处雇佣。在日益加剧的冷战氛围下.大学和学术被看作是重要的国家资源，由于区域研究一直与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情报和军事机构的冷战议程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区域研究只不过是一场政治运动，区域研究专家只不过是"政治喉舌"而已。一些反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的左翼学者甚至把区域研究斥之为"美国霸权的组成部分及支持力量，以反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进步性变革为己任"①。不可否认的是，战后美国的区域研究打着"普遍主义""世界主义"的外衣密切服务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或单边主义野心，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产生了一大批政治投机、学术投机分子，热衷于意识形态化的知识生产与话语表达，这虽然不是区域研究的全貌与绝对性特征，但确实应当引以为戒。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应对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积极建构以专业化、学术化、制度化为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已成为中国学人的新使命。目前，我国虽然初步形成了国家支持、高校与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格局，教育部也布局了 400 余家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但对于该研究的学术定位、理论体系、机构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因此，反思美国区域研究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梳理其区域研究的学术成就，肯定其在美国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对传统学科的影响力，也直面其在学术体系、方法论及科学标准等方面的欠缺之处，对于探讨世界区.域化发展模式、建构区域研究的中国学派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作者：李晔梦，博士，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领域 犹太-以色列史；中以关系。
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转自今日头条，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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