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国际关系学——东亚合作的启示
全球化需要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只有充分包容地方性知识的体系才能成为全球性知识，没有地方性知识的充分张扬，也就没有全球性知识体系的真实存在。
当今世界有三个发展趋势——全球化、地方化和多元化。这不仅对国际关系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多样性丰富了国际关系
一是全球化。虽然现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行动不断出现，但总体而言，全球化是向前发展的，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倒退”。全球化不仅是在发达地区出现的一种现象，也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的一个充满能量的过程。全球化把各个地方的能动性调动起来，既是一场充满活力的洗礼，也是一个发展自我的机遇。全球化呼唤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也唤醒了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积极冲动。
二是地方化。有人把全球化和地方化对立起来，但事实恰恰相反，只有在全球化大潮之中才能更加凸显地方化的意义。全球性实践是由地方性实践组成的，全球性知识是由地方性知识构建的。所有的地方，除了极端个例之外，都进入到整体发展过程之中，地方性的实践、地方性的传统、地方性的知识也就都有了全球性意义。地方性知识的合法化以及地方性知识对于全球性知识的重要意义，给原来处于边缘地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好的机遇。
三是多元化。全球化使得多元化更加明显。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来看，1919年国际关系在英国设立第一个教席，正式建立学科，中心自然就在西方。全球化大潮推动了非西方国家和非西方知识的兴起，多元化成为重要的时代特点和知识特征，“西方中心”受到冲击。从知识角度来看，这种冲击是丰富人类知识宝库的一种正能量，是对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一种推进，是知识共同体相互受益的一个过程，势必推进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积极发展。
这些趋势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两个涉及“非西方”主题的领域尤其受到关注。第一个是比较国际体系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依据大都是起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诸如国家、主权等概念也因之产生。比较国际体系研究并非否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同时承认其他国际体系或类国际体系的历史性存在。有学者比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东亚朝贡体系，也有学者比较先秦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类国际体系和欧洲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等等。比较体系研究重在发现不同体系在治理、维持、规范、制度等方面的异同，这就跳出了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唯一国际关系研究依据的藩篱，拓展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知识范畴和思想天地。
第二个是比较地区研究。这种研究的前提假定是，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实践，因此可能呈现出不同结构、不同进程和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比如欧洲，它是世界上地区一体化的唯一模板，还是世界诸多地区一体化中的一种形态？亚太地区、东亚地区和欧洲有什么不同？这涉及历史和现实、实践和理念、背景知识和表象性知识。如果深入研究会发现，地区体系、地区秩序、地区一体化进程都需要以复数形式加以表述，因为全球叙事本身就是多元的，全球实践活动也是多样的。单一叙事和话语霸权只能把知识生产引入歧途，导致知识内涵的匮乏和知识土壤的贫瘠。
东盟和东亚地区的“枢纽性实践”
对于比较地区研究来说，东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个案。这个地区麻烦和争端不断，但也始终是合作不断。从冷战到现在，存在历史问题、边界问题、权力转移问题，等等。比如中日两国在实力对比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两个地区最大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到目前为止，不管矛盾有多大，这一权力转移过程是和平的。再如这一地区面临大国的战略竞争，比如中美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战略竞争态势不会结束，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竞争并没有导致重大冲突。一方面是麻烦与争端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是整体和平得以保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东亚秩序的一个鲜明特征。
为什么纷争与合作并存、整体和平与合作得以保持？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等最近有一本书，叫作《东盟奇迹》，其中谈到东盟是世界上多样化最明显的地区，各种麻烦不断，但总体上一直保持合作态势，因此堪称“东盟奇迹”。中国和东盟关系似乎也是如此。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提出双轨方案，一方面声索国以双边谈判来解决领土争端，另一方面保持与东盟的整体合作态势。不管困难多大，双方成功保持了整体的合作进程，因而也就保证了东亚地区秩序的总体稳定。
对于东亚地区的实践，简单套用现有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尤其是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知识体系，确实不太好解释。回顾一下主流理论的合作观。现实主义认定强权合作，即合作行为是强权的产物。被手枪顶着脑门的时候，恐怕只有合作。但东亚的合作显然不是一种枪顶脑门的合作。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合作，要求高度的制度化来保证合作，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但是东亚没有这么硬性的制度，很多事务都历经反复协商，具有非正式性质，自然无法照搬欧盟的规则和制度。建构主义主张规范合作。合作需要高度的身份认同，需要共同认定的规范。同样，东亚地区并没有这样的身份认同和规范结构。那么，为什么大家仍然进行合作且保持合作进程不被中断？
原因很多，但东盟有一种独特的实践值得特别关注，这就是“舒适度”。所谓舒适度，是使任何一个参与合作进程的国家都感到舒适。在决策过程中，如果有一方感到不舒适，决策目标就会加以调整，文件内容就会得以修改，直到大家都感到舒适为止。即便决策过程繁杂冗长，也不允许进行强制性投票表决，而是反复磋商，甚至改变预定目标。“舒适度”可以被称为“枢纽性实践”，因为它是其他合作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经过长期的磨合，舒适度不仅成为东盟的重要原则和行为规范，而且为东盟对话伙伴国所普遍接受。欧美地区往往是目标取向，没有类似舒适度的规范，也没有这样的实践。但恰恰这样一种独特的实践，照顾到每个国家的感受，考虑到每个国家的需求，使参与各方感到合作过程的舒适。
过程模式确保合作关系持续发展
如果说“舒适度”是东盟和东亚地区合作的枢纽性实践，那么这种实践的关键作用是什么呢？简言之，“舒适度”是维持合作过程持续不断的重要保证。东亚合作基本上是一种以过程为取向的实践活动或曰过程模式。过程模式强调过程主导，即将合作过程本身视为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将过程本身视为目的。在不中断过程的前提之下，其他内容都可务实地加以调整。只要合作过程不被中断，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构建合作意识和合作文化。舒适度作为一个枢纽性实践和根本性规范，是保证过程主导的要素，也是孕育合作文化的关键。中日韩等国家在加入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都接受了这个规范，并充分体现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之中。比如东盟+中日韩（10+3）会议，往往是东盟国家在会议室先行磋商，中日韩代表在门外等候，等东盟国家达成共识后，中日韩再进去参会。大国照顾东盟国家的舒适度，有助于保证合作过程不间断。在合作过程之中会出现很多新的变化，但优先事项是维护过程。比较东亚展望小组一期和二期文件，会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对展望小组一期确定的目标已经做了很大的下调，但东亚整体合作的过程也是在这种调整中得到了保证。
合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过程。如果将过程界定为流动的关系，保持合作过程也就是保持合作关系。舒适度恰恰是保持合作关系最具人性化的机制。它不仅考虑到冷冰冰的理性，也考虑到活生生的感受。如果各方充分照顾相互的舒适度，那么，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各方也不至于轻易使合作关系发生断裂。《东盟奇迹》中提到东盟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一个重要因素是领导人“打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效应实际上是保持和发展关系的典型案例，因为在高尔夫球场上达成的协议是在融洽气氛和良好关系中完成的。无论双方有多大的分歧，都尽最大努力不使关系破裂，一旦破裂，再度转圜极其困难。即便是在南海问题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的原则仍然是和东盟维持整体上的合作，只有保证了这一合作过程不被中断，才有利于谋求下一步的良性发展。
舒适度体现的是灵活务实。能做的事情先做，能合作的先合作；不能合作的，或是一时不能合作的，宁可搁置，不实施强制；合作进程中的一方因为自身情况暂时不能履行合作协议的也可以暂缓实施，这就是舒适度。舒适度作为枢纽性实践保持了整体的合作进程，反过来说，整体的合作进程也促进了具体问题的解决，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的舒适度，推动合作过程继续向前发展。
非西方知识推动全球性知识的真实存在
东亚地区合作既有与其他地区相似之处，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舒适度就是东亚地区特有的实践，成为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进程中，东亚的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全球知识体系，为丰富人类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比较国际体系研究和比较地区研究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和巨大潜力，是因为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在内的大多数学人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有着多样性的实践。实践的多样性，导致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的国际或是类国际体系，也为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更加广阔和更为多元的平台。
全球化需要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只有充分包容地方性知识的体系才能成为全球性知识，没有地方性知识的充分张扬，也就没有全球性知识体系的真实存在。也许，在国际关系学科建立100周年之际，非西方的知识生产会因为推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而成为学科发展历史上一个最具意义的事件。
作者：秦亚青，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前院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人。
来源：“瀛寰治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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