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与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

李向阳指出，步入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必然会相应地做出调整。同时，这一调整过程会因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与对华政策而更加复杂化。未来一个时期（5—10年），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有可能演变为两个平行但又相互联系的区域价值链。中日两国是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双边经济合作的格局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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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重塑进程加快

对全球经济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一种外生冲击，但它是否会转化为一种内生冲击，经济学界的看法不一。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就建立在外生冲击的前提假定之上。IMF据此预测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认为无论是沿着乐观的复苏轨道还是悲观的复苏轨道，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都将回归到“正常的”（危机前）增长轨道上。许多经济学家（及其他学科的专家）认为，即便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在2022年前结束，它所带来的冲击也将是持久的，因为它可能会改变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从而导致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持久性变化。在这种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就会从一种外生冲击转化为一种内生冲击，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本文所基于的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的冲击具有持久性，其时间段是未来5—10年，至于更长时期的影响（是否存在周期性的回归）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趋势就已经出现。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始于国际金融危机。这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趋于“缩短”（curtailing）。在上一轮的超级全球化进程中，伴随国际分工从产业间的分工到产业内的分工，从产业内的分工到产品分工，再到产品内不同生产工艺的分工，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不断延长的趋势。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价值链呈现出“缩短”趋势。比如，利用产品零部件的运输距离作为衡量指标，多数产业都显示出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又呈现出“本地化”（localization）或“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趋势，即价值链越来越围绕最终消费市场进行布局。

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自动化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的替代上升，跨国公司利用国家间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动力下降。二是跨国公司投资布局决策开始从效率（efficiency）优先转向韧性(resilience)优先。全球价值链延长的主要动机是企业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价值链不断延长的同时，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也越来越高。这种风险既可能来自自然灾害，也可能来自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战争及贸易争端。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求平衡将成为跨国公司投资布局决策的主要考量。三是因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以产业安全为由鼓励制造业回归。这不仅出现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而且欧盟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以鼓励价值链回归到欧盟境内。四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客观上缩短了价值链。过去十余年中国进口的零部件产品所占比重下降即证明了这一点。

新冠肺炎疫情对上述几乎所有驱动因素都产生了加速效应。最突出的表现是：（1）在疫情阶段，供应链中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大国普遍把保障供应链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3）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因疫情而普遍强化，经济民族主义有了更坚实的民意基础；（4）政府干预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合法性提升，干预经济的空间扩大，以至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开始明确接受产业政策。总体而言，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重塑将步入一个加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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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发展方向

亚洲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中三个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除了上述驱动因素之外，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的“去中国化”战略。

特朗普政府时期，“脱钩”与“去中国化”已经启动，拜登政府则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战略。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审核评估美国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并将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制定具体的“去中国化”战略。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奉行“民主同盟”理念，重视联合盟友（即“志同道合者”）共同推动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在其执政的前三个月，这一导向已经明确显现出来。比如，在2021年3月12日举行的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首次峰会上，围绕供应链问题达成的共识包括：其一，四国致力于在稀土领域开展合作，确认分散供应链的必要性（探索不易排放放射性废弃物的低成本的冶炼方法，向开采和冶炼提供银团贷款的方案，联手制定相关的国际规则）。其二，致力于在疫苗领域开展合作，美国承担技术和资金，日本承担资金和冷链运输工具，印度负责生产制造，澳大利亚负责分配给东盟和南太国家。其三，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贸易制裁。不过，在对华关系上，与特朗普政府的“全面脱钩”相比，拜登政府更倾向于“选择性脱钩”。具体到供应链上，拜登政府未来可能会在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领域实施“去中国化”。

长期以来，亚洲国家普遍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日本—韩国—中国及东南亚国家为核心的从高端到低端的全球价值链。同时，由于亚洲经济体总体上缺少最终消费市场，美国和欧洲成为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市场。在可预见的将来（5—10年），这一格局将难以改变。唯一的变量是中国的消费需求迅速增长，吸纳本地区越来越大的出口份额，进而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基于上述变化，伴随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两个平行但又有联系的区域价值链：以美国及欧洲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和以中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需要说明的是，亚洲地区形成两个平行的区域价值链并不会重现冷战时期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或“本地化”决定了亚洲经济既不可能脱离美国，也不可能脱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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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

日本和中国同为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日双边经济合作的意愿和方向。

对日本而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着手调整供应链的布局。2020年4月，日本政府推出“针对供应链对策的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费补助金”。到2020年6月，有57个项目（574亿日元）通过审查获批，竞争率（申请者/获批者）不到两倍；而到2020年10月，竞争率已高达11倍（获批金额为1600亿日元）。尽管涉及的企业数量和补助金额不大，但这种趋势不容小觑。在企业层面，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调整供应链已成为越来越多日本企业的共识。2021年3月《日本经济新闻》所做的“百名社长问卷调查”显示，在日本国内拥有工厂的企业中，有84%已着手调整供应链。在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5月所做的类似调查中，有72.1%的企业回答“今后有必要调整供应链”。这表明，过去一年间，日本企业调整供应链的计划已经付诸实施。无论是政府层面的鼓励措施还是企业层面的具体调整，日本都没有明指是为“去中国化”，但其背后的动因都是指向中国的。拜登政府执政后，日本政府越来越明确地参与到美国所倡导的“去中国化”进程中，比如在四边机制的框架下参与供应链重塑与“去中国化”。这偏离了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尤其是对华经济政策）有别于美国的传统。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这种客观因素，更重要的是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的不断下降。2021年4月日美首脑会谈首次把台湾问题写入双方联合声明之中，这被认为是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

对中国而言，围绕后疫情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后疫情时期中国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这主要是基于中国率先实现复工与经济复苏而做出的判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疫情时期中国将面临“去中国化”的冲击。但如果把这种分歧置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背景下，这两种观点可能是同时成立的。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缩短”与拜登政府的“去中国化”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本地化”与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实施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后，以中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价值链会进一步集中于中国。

基于上述前提，后疫情时期的中日经济合作将不同于以往。

第一，中日关系中的“压舱石”效应将呈现出递减趋势。长期以来，经济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中日在非经济领域的矛盾增加证明“压舱石”效应正在递减。在同盟关系之上，日美双方致力于日美澳印四边机制与“印太战略”的机制化。小泉纯一郎政府时期，日本倡导四边机制合作与“印太战略”时还会回避“中国指向”。拜登当政后，菅义伟政府已经不再回避四边机制与“印太战略”的“中国指向”。不久前日美首脑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就明确指出四边机制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同时双方就所谓中国在该地区违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及其影响）交换了看法。在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新的价值链格局中，日本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但这不等于日本会放弃在高科技与重要原材料领域的“去中国化”。经济上在中美之间奉行骑墙战略最符合日本的利益，至于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于中美日之间的相互博弈。

第二，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框架下开展中日经济合作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在中国领导人表示积极考虑加入CPTPP后，许多人期望中日未来能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开展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然而，中国加入CPTPP的可行性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除了中国自身的开放意愿之外，作为CPTPP主导者的日本的意愿、其他成员国的意愿、美国重返CPTPP的可能性等都会成为制约因素。202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关于接纳新成员谈判条件的表态，为中国参与CPTPP谈判设置了门槛。短期内期望在CPTPP框架下开展中日经济合作并不现实。

第三，RCEP将成为中日合作的主要平台。与CPTPP相比，RCEP的自由化程度较低，但包括的成员国更多，这一点对日本有巨大的吸引力。2021年3月19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RCEP批准案时指出，预计该协定将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2.7个百分点，远高于CPTPP的1.5个百分点，按照2019年的经济规模，折合收益约为15万亿日元。关键原因在于RCEP涵盖了与日本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国与韩国。

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其本来就不在日本政府自贸区战略的优先选项中，面对日趋恶化的中日双边关系，短期内不会成为中日经济合作的平台。

作者：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日本学刊

转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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