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荣、田毅鹏 | 文明论：东北亚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东北亚经济圈”概念的提出，在联合国和民族国家的共同推动下，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亚问题研究的热潮。研究机构林立，部分学者的研究专著也先后问世，但人们的兴奋点大多都集中在经济开发、国际关系等方面，而对于构建东北亚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则很少有人问津，应该说这是缺少远见的短期行为。作为一个尚处于研究初始阶段的区域研究，东北亚研究应该有自己赖以存在的理论体系。而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文明理论可以作为东北亚区域研究重要的理论架构，应该将东北亚的概念与东亚文明相对照，在比较中加深我们对东北亚区域的理解。

近年来，东亚的概念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其内涵逐渐扩大，极为混乱。的确，在西欧、东欧、南亚、西亚、东亚等众多的表述地域的概念中，“东亚”堪称最为复杂。尤其是当我们将东亚作为一个表达地域的空间概念引入研究领域时，便立即会发现“地理意义上的东亚”、“文化意义上的东亚”、“帝国意义上的东亚”、“发展意义上的东亚”等几个基本的理解问题。在这一问题上， 笔者认为应对不同涵义的“东亚”进行认真辨析， 否则将引起一系列不必要的混乱 。笔者同意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宋成有教授的观点，“无论是从世界地理的区域划分，还是从地缘政治诸联结因素、国际关系构造来说，东北亚是东亚的重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东北亚即东亚。……东亚与北亚陆地接壤，连成一片。东亚诸国加上俄罗斯的远东部分，即构成东北亚，其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日、韩、朝、蒙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略计东北亚六国。”由于俄罗斯的重心在欧洲部分，故东北亚区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仍是中、日、韩、朝等东亚国家。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展开探讨的。

01

文明的“空间分布”与研究单位

从历史上看，正规意义上的文明研究开始于人类文明由“孤立”走向“整体”的历史大时代。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思想大师都给我们留下了众多关于文明的经典分析，为我们观察分析人类文明的演进行程提供了宏大的视野和缜密的分析理路。其中，一个极富学术价值的话题是关于历史研究的单位问题。1934年，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率先指出：历史研究的单位不是民族或国家，而是具有区域性发展特点的文明。他指出：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是文明，以往人们研究历史都是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这样的研究无法解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问题。要研究文明问题，历史研究的范围就应大大扩展。从文明的角度看，民族、国家只是一个局部，对局部的研究无法说明整体，只有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的研究范围。由此，他得出结论:“历史研究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文明)。”

在这里、汤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区域文明的概念，但从其思想的主体脉络看，他已比较准确清晰地把握了区域文明发展的特性。其代表作《历史研究》即是将世界文明按区域分为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21种文明，加以研究探讨的。在他看来，法国、德国、英国的历史如果不放在更广阔的欧洲体系或西欧体系之中，是不能得到认识和理解的；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如果不放在东南亚的历史体系中，同样也得不出科学的结论。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看，文明的时代越久远，其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就越明显。在封建农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航海技术的落后，世界被分割成几个相对孤立的板块。文明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地域文明独特的风貌和特色。农业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使得当时各区域文明间的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从历史上看，这一时期的文明传播、涵化过程主要是在区域文明体系内部实现的。而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发生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开始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世界文明一体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区域文明间开始了剧烈的冲突融合的过程。由此可见，无论是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大工业时代，区域文明都是我们分析研究问题的基本单位。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后现代思潮的勃兴，更多的学者意识到从区域文明视角透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目前，值得注意的研究倾向是：其一，强调超越民族国家体系展开研究的必要性。如美籍日裔学者酒井直树即认为:当亚洲研究被视为由“中国研究”、“日本研究”等更小的地域政治学的指涉对象所组成的集合体的时候，那不过是从属于国民国家内部均质性想象的研究而已。滨下武志也声称:“要使历史研究从过去的以时间'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转向以`空间'为主要对象，也就是要站在空间的角度对东亚世界进行重新审视。”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区域文明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循着上述分析路径 ， 以东北亚区域文明为“研究单位”，进行整体分析和研究的必要性，便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其二，强调对“东亚”、“东北亚”等区域文明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联 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辨析。认为“东亚绝对不是一个具有不证自明性的地域概念。所谓东亚，是一个环绕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很明显地带有历史性质的地域概念。它是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国内，作为一种带有文化意义的地域概念而出现的。接着从1930年到1940年，帝国主义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展开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知识的侵略，伴随着这种过程，所谓的‘东亚' 这个概念就变成了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地缘政治学性质的概念。从这里就构成了`‘东亚协同体'的概念， 进一步被扩大成为‘大东亚共荣圈 '的概念。”即对“文化东亚”和“帝国东亚”概念中隐藏的日本式的“东方主义”和侵略霸权保持高度的反思和警惕。虽然东亚与东北亚概念存在着很大区别，但其内在关联亦不可忽视。对东亚概念的深刻反思，对于我们更好地从文明角度理解东北亚区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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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文明结构：“中心”与“边缘”

从文明论的角度审视人类文明的空间分布，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区域文明的内部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次是中心文明 (主体文明)，它通常是指一个区域文明体系内文明发生最早、发展最成熟、文化特质最集中的部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弗斯勒还认为，“每一个文明区域都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应是动态的，具有辐射出去的文化力量。”第二层次是 “边缘文明”(次等文明)，它通常是指一个区域文明体系内发生较晚、文明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部分。即指处于远离高度文明中心的边缘区域的文化，它来自文明中心，但当后者发展出更新或更高的文化时，它仍然没有变化，因此，它一般含有落后文化的意思。边缘文明一般是在接受“文明中心”辐射的文化力量中前进的。

在漫长的封建农业时代，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半个世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历史特色，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样态。

首先，与环地中海诸文明的“多元汇聚”相比，东北亚文明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在世界屋脊、无际沙漠、浩瀚大海的阻隔下，无法与其他文明直接交流对话。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它没有受到西方的多大影响。……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独自发展的。孔子和释迦牟尼时代相同。希腊的苏格拉底也差不多是同时的。东亚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它的渊源是深远的。”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文明体系 。

其次，东北亚区域文明内部“中心”、“边缘”的结构层次间互动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华夏文明是居于中心地位的文明，因为“中国人在公元前 500 至 1000年(或者更长远的时代里)，已经学会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文化系统里来处理个人的、群体的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层面的关系——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的特点，即在此统一性'的建立、发展、维系以及改造之上。”作为东亚世界的“中心文明”，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政治上， 除日本外，东亚各国长期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着封建宗藩关系;在思想上，儒家思想在长时间内成为日本、朝鲜等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在制度层面，中国的唐宋律令也成为东亚各国创典建制的最重要的依据。另外，汉字对东亚各国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另一方面，那些边缘文明也并非绝对的“被动体”，其对中心文明也常构成重要的影响。以儒学、佛学为例，日本和韩国的儒学虽来自大陆，但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已自成体系，并构成与大陆儒学互动的“一极”，彼此互为背景与资源。

再次，日本、朝鲜等虽属东北亚文明体系内部的“边缘文明”，但它并不是中华文明的简单“复制”和“微缩”，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边缘文明逐渐呈现出一些带有强烈“自性”的发展特点 。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日本简单地视为是儒教文化圈的一员，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品或复制品。事实上，日本在构建其文化体系的过程中，虽然大量地运用了中华文化的材料，但它决不是简单地复制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小型翻版，而是形成了自己文明的独特规则，创造出独特的社会组织制度和政治体制，使之与“中心文明”开始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大约从平安时代起，日本脱离汉文化圈的倾向日益明显，虽然它继续与中国文化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其自身的文化却日益成熟，形成了文明发展的特色，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如在经济结构方面，中国自秦汉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制，而日本则兼具西欧和亚细亚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某些特征，近似于西欧的领主制。表现在文化结构上，日本的传统文化结构具有突出的“双重结构”特性，“纵观日本历史，使人感到经常是日本传统文化要素和外来文化要素同时并存。而且这两种文化要素所占的比重因时代而发生变化，并由此而展现出各个时代的特殊性。即有时是外来文化要素压倒传统文化要素，政治、社会和文化也以外来文化为基调而展开。但接着又是传统文化抬头，排除外来文化，有时甚至出现排外的局面。”因此，简单地把日本称为“善于模仿之国，是不恰当的”。它反映了东亚文明的多元性。

区域文明内中心文明与边缘文明之间，始终存在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演进过程。当两个发展水准处于相同阶段的文明相互接触时，两个文明都是主动者，每一方都献出自己的一份，会产生文明共化现象，其结果是两个文明获得共同发展。当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文明与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相接触时，一方是主动者， 另一方是被动者，会产生“文明涵化”现象。关于“文明涵化”的定义，学术界分歧颇多，在这里，我们认为，所谓“文明涵化”是指“当一个群体或社会与一个更为强大的社会接触的时候，弱小的群体常常被迫从支配者群体那里获得文化要素。在社会之间处于支配——从属关系条件下广泛借取的过程。”简言之，就是落后文明受先进文明的影响，不断文明开化的过程。

表现在东北亚区域文明发展过程中，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周边游牧民族或是通过和平的互市，或是通过铁血式的战争，从中原吸吮文明的乳汁，各民族由野蛮步入文明的历程，无不深深打上中原文明影响的烙印。同时，作为文明中心，中原的先进文化多通过中国东北地区，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在日本来华的四条主要航线中，就有一条通过东北的渤海线。盛唐之际，使节往来频繁，一度成为唐文化重要的“传播站”，当时文明传播的方式是和平的。而自16 世纪“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开始急剧地走向一体化，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纷纷侵。在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过程中，中国逐渐失去了东北亚区域文明中心的地位，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实现现代化，始居霸主地位。东北亚区域文明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文明涵化始终是东北亚区域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

03

文明研究视野下“亚洲主义”之论争

在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北亚区域文明体系内，谈及文明比较研究，其代表性言论以日本为最。在许启贤主编的《世界文明论研究》一书中，在世界范围内选取了15种近代以来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明理论，其中就有 6种出自日本学者之手，即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研究、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文明对话、梅棹忠夫的“生态文明论”、伊东俊太郎的比较文明论、神川彦松的文明论、岸根卓郎的文明兴衰法则论等，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 这股文明研究热与所谓“亚洲主义”思潮呈现出合流的倾向。其代表作品为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主编， 由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出版的《从亚洲出发思考》(全 7册)。该丛书围绕着“日本亚洲认识的历史性展开”这一话题， 从地域史的角度，对“亚洲主义”、“亚洲中的日本”亚洲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 7集的主题分别是:“交错的亚洲”、“地域组织”、“周缘的历史”、“社会与国家”、“近代化像”、“长期社会变动论”、“世界像的形成”。作为一部由多位作者参与的学术文集， 该书虽不无瑕疵， 但却被学术界高度关注，被称为是20世纪90年代亚洲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

面对文明论和亚洲主义话语在日本“一枝独秀”而中韩学界却相对缄默的现实， 学术界有着不 同的解释。韩国学者河世凤认为“这是由于在亚洲只有日本在西欧式的近代化上获得成功。”而在中国学者孙歌看来，“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所导致的无法超越具体国家界限的思维方式， 是韩国不讨论亚洲的重要原因。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讨论亚洲却是因为中国在潜意识里被视为亚洲至少是东亚的中心。中国不谈亚洲并非意味着脱亚，它恰恰意味着亚洲这一含糊其词的所指被内在化了。”世纪交替之际，日本列岛上勃兴的“亚洲主义”话语，引起了东北亚一些国家的密切关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据日本北海道大学川岛真教授概括 ，其批判意见主要来自中国的孙歌、韩国的白永瑞、河世凤等。他们虽然承认以《在亚洲思考》为代表的“亚洲主义”论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视角， 活跃了学界的研讨氛围，在理论上也不无贡献。但他们坚持认为，日本当下的“亚洲主义”言说，与明治维新以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都潜藏着一种“日本优越感”和“日本社会特殊论”。“可能存在着一种通过日本的论述而重新构成的亚洲”， “如果亚洲停留在日本学界的逻辑理解，就会被埋没在日本学界的逻辑之中 ，以至难以将其相对化。”“亚洲论 述的两难对于滨下武志也是个避不开的难题， 他究竟也必须面对自己是一个现代日本人的事实宿命不得不面对日本近代以来脱亚与兴亚的历史，背负他最希望躲开。这个然而却不得不背负的那个叫作现代的孩子——民族国家建构与东亚国际关系为东亚邻国带来的恩恩怨怨。”

中、日、韩在“亚洲主义”话语上的论争 ，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北亚区域各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不同理解和体验。如前所述，在东北亚区域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先后存在过以“华夷秩序”为特征的 “中国中心”的文明秩序和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东亚秩序”。应该指出的 是，这两个“秩序”在性质上具有根本上的不同。前者是建立在朝贡体制上的带有极强“文化控制”色彩的、和平的“天下”秩序的构建，而后者则是建立在“铁血武力”和“霸道”基础之上的野蛮的侵略。明治维新后， 日本在“脱亚入欧 ”的口号下，大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使其现代化道路带有浓重的“海外侵略扩张”色彩。早在1912年， 戴季陶即已察觉日本“海外侵略扩张”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而且对日本自身也具有危险性。1912年，他在 《民权报》上撰文指出:“中国将来与日本之大冲突，盖无论何时，必不能免者。日人之极力以从事大陆之侵略者，非日人之幸也，是日本帝国衰微之征兆也。”胡适也在1938年用英文发表《中 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 ，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很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 ，在这其中不 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而当代学者罗荣渠更为明确地指出:“日本现代化的这种独特启动方式，打断了正在起步的中国和朝鲜现代化运动。”日本的侵略扩张“不仅炸毁了东亚各国现代化的初步建树， 最后也炸毁了日本早期现代化的成果。”日本“帝国东亚”的设计、实施过程，实际上就是东北亚蒙难的过程。因而，时下日本关于亚洲、东亚或东北亚发展的种种设计，自然要倍受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东北亚经济圈研究热，主要是以经济开发为主体的话， 那么，近年来勃兴的“亚洲主义”论说则意味着这种以“经济开发”为主旨的发展进程进入了一个最为关键的时期，即在欧洲一体化的外在示范和压力下，东北亚区域以何种“模式”、以谁为主体向前推进，以实现合作和发展。当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东北亚区域的民族国家都意识到“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但又难超越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制约。从而使其种种的美好开发设想难以化为现实。须知，区域经济发展往往是嵌入到其历史进程及社会关系体系之中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时下东北亚学术界关于“亚洲主义”的论争，实际上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北亚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

除了上述历史因素影响外，一些诸如国家大小等实体性因素也决定着东北亚诸国间的微妙的关系。如韩国学者白永瑞即在一篇文章中坦言:“生活在 20世纪的大部分东亚人几乎都被大国梦魇所缚”，而且这种大国梦也还是不平衡的:中国人的大国感觉伴随着地理上的实体感觉，而韩国人和日本人的大国感觉不伴有这样的实体性。这种微妙的“实体感觉论”也是东北亚区域进一步发展所应当调适和克服的。

▲张金荣教授

作者：张金荣、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来自：《东北亚论坛》第16卷第3期，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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