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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基于美国影响东北亚的主要政策分析

朴光姬 李芳 东北亚研究通讯 2024-03-23


2020年是加速世界变局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一步凸显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这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忧虑。美国对中国展开了更广范围、更大强度的正面攻势。从范围看,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印太战略”,试图联合印度及其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全面构筑遏制中国的防线。从亚太到印太,美国两任政府各项政策措施投注的重心均在东北亚,中国是重中之重。从地理位置看,美国的介入使得东北亚区域由一个地理概念演变为一个地缘政治经济概念。经过多年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渗透,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政治问题、安全困境以及经济依存关系,对东北亚政治格局、安全局势以及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01

美国影响东北亚局势的主要政策


当前东北亚区域,至今未建成一个超越三边的多边合作平台。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从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制定了多重政策,并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等渠道影响着东北亚地区格局。

 

(一)美国影响东北亚局势的主要经济手段

市场和美元是美国影响东北亚局势的主要经济手段。美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以及美元不可撼动的国际货币地位好似两条长臂,强有力地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


一方面,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韩国、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而美国就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据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之前的若干年,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伴,俄罗斯和蒙古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2019年,日本有近20%、韩国有近14%的商品出口美国。在国际合作谈判中,美国利用其市场地位对谈判伙伴施压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成为打压崛起国家经济的利器。例如,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通过对韩国汽车行业的压制实现了本国农产品向韩出口的有利条件。又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施压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升值,实现了对日本汽车及其它优势出口产业的进口限制,扭转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再如,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奥巴马政府以美国庞大的市场内需拉拢亚太主要国家加入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特朗普上台后致力于消除贸易逆差,并将矛头指向中国、日本和韩国。


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使得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汇率变动影响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美国不止一次通过美元贬值来削弱进口商品竞争力,使其他国家出口利益受损。更进一步看,东北亚各国通过出口赚取的美元,也常因美元波动而面临蒸发风险。特别是美元与石油挂钩形成硬通货地位,美国可借此掌握国际石油定价权,影响俄罗斯和蒙古国的能源出口价格和中日韩等国的能源进口价格。美国也不止一次利用美元、黄金和石油的比价关系进行套利,操纵原油期货价格。


此外,美国关于先进技术研发及全球供应的相关政策,成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牵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展的重要砝码。奥巴马政府基于网络空间安全战 略,加强了对中、俄等国的网络情报活动。特朗普政府提出了“清洁网络”计划,企图将中国从网络世界隔离出来。同时,特朗普将中美贸易战火引入高科技领域,不断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与投资限制。对于日韩的半导体贸易争端,特朗普政府无心调解、任其发酵,其背后牵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意图非常明显。

 

(二)美国影响东北亚局势的主要政治手段

干涉主权、提供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政治施压以及意识形态渗透,是美国影响东北亚局势的主要政治手段。在美国介入下,东北亚区域遗留了诸多政治问题,成为美国牵动东北亚区域局势的引线。通过干涉主权与领土完 整,培植相关利益代理人,美国获取了介入 东北亚政治的战略据点。回顾历史,美国因素对当今东北亚各国政治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美国为“藏独”、“疆独”和“港独”分子提 供支持,同时介入 台 海 问 题,对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形成实质性干扰。另外,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参与或影响下,还形成了日韩岛屿之争、中日钓鱼岛及领海争端等领土、领海纠纷。美国在这些争端问题上不断变换政策立场,从而影响东北亚政治稳定。


提供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是美国影响东北亚国家的常用方式,主要包括:第一,加强与受援国的联系。例如,对日、韩的军事援助,巩固与日、韩之间的同盟关系。作为回报,日、韩在很多国际经济政治问题上,倾向于做出符合美国战略需要的选择。


第二,支持其他国家内部某一政治派别或团体活动。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资助苏联反共势力,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关键力量之一。在中国,美国长期为“藏独”势力、“疆独” 势力、“港独”势力、“台独”分裂分子提供各种支持,不断干扰中国内政,试图妨碍政治团结。


第三,获取美国经济、政治或安全利益的附加条件。例如,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对苏联实行“诱导”式经济外交,对苏联亟需的 技术、资金合作,美国附加各种政治条件,迫使苏联让步。


政治施压包括施加外交压力和制裁。从外交压力看,特朗普多次公开主张“重新定位与其盟国的关系,盟国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使得日本、韩国在特朗普任内缺乏原有的“安全感”,在承担更多责任和费用的问题上只能被动接受。从制裁方面看,美国采取的方式包括经济制裁、禁止军售等。例如,美国号召联合国及其盟友对朝鲜采取经济制裁,导致朝鲜出口贸易和进口物资受限,给朝鲜经济造成极大困难。另外,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在很多领域的关键技术对中国实施禁售政策,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意识形态渗透是美国对东北亚国家,特别是苏联、中国、朝鲜的一贯策略。从吉米·卡特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历届美国总统都把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和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对苏联施加压力直至其解体。之后,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目标集中到中国和朝鲜,特别是长期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随着社会进步,互联网逐步成为西方国家推销意 识形态的主要媒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瞄准中国广大青年网民,通过网络虚拟社群、网络宗教等新渠道,引导网络舆情走向。例如,在中国反垃圾焚烧项目、反发电工程扩建等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境外势力利用互联网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将舆情推向“街头政治”;对中国转型加速期利益关系调整及社会矛盾凸显产生的个体消极体验进行网络放大,对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因于体制不完善,进而攻击中国的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

 

(三)美国影响东北亚局势的主要安全手段

美国主要通过军事同盟、军事基地和驻军、武器出口、联合军事演习及军事培训等手段,实现对东北亚安全事务的干预。


1. 军事同盟

美日、美韩同盟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最高规格的军事合作机制,是美国东北亚战略体系的两大支柱。这种机制包含了若干应对地区安全事态的双边军事安排,并且随着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而调整。美日同盟的建立以1951年4月缔结《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标志。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军的后方补给基地。时至今日,美日同盟已经成为美国介入东北亚事务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在朝鲜战场,中国打破了美国不可打败的神话,同时也加剧了美国构筑东北亚防御力量的紧迫感。1953年10月1日,美韩缔结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据此可无限期在韩国驻军。以美韩军事同盟为基础,朝鲜半岛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北亚 地区防御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据点。冷战结束后,美韩同盟的主要任务演变为对朝鲜进行威慑,巩固美国在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存在。


2. 前沿驻军与军事基地

美国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和驻军是其东北亚安全战略中最鲜明、最具体的组成部分。美国在日本领土保留了3万公顷的军事基地和4.7万驻军。到冷战结束时,美军在韩国军事基地大约有80多个,驻军人数约4.44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驻日、驻韩美军都经历过几次大的缩减。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在日本驻军近4万,在韩国驻军近2.85万人。以海军陆战队、空军为主体的驻日美军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可以随时介入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是美国在亚太前沿部署的机动力量。而驻韩美军是美国唯一正面接触东北亚大陆地区的武装部队。驻日美军与驻韩美军相互呼应,时刻关注并准备介入东北亚安全及其它事务。





3. 其它安全干预方式

除了直接的军事干预外,美国还通过武器出口、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军事培训等方式,实现对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干预。美国长期对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出口大量先进武器装备。例如,2011年美国正式向日本出售最先进的 F-35战斗机,用以替代F-22执行常规任务;2016 年,随着朝核问题不断升级,美国推动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对我国台湾地区则依据1979年4月10日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长期保持军售。另外,美国对日本、韩国、蒙古国等进行军事培训,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既增进了双边关系,也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总体来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从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打造了影响东北亚局势的多种政策手段。美国内需市场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相结合,增加了美国对外经济谈判与合作的筹码。东北亚因历史遗留问题而形成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也成为美国牵动 地区政治的引线。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与颠覆方面,美国也乐此不疲。美日、美韩同盟是美国干预东北亚事务的两大支柱。驻日、驻韩美军及军事基地成为美国干扰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配之以军售、军演以及培训等方式,美国实现了对东北亚军事安全的多重干预。


02

特朗普时期美国东北亚政策的特点


特朗普时期,美国不断刷新在东北亚地区的存在感,其东北亚政策尽显商业实用主义风格。为了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维护全球霸权,特朗普将美国长期构筑的各种政策手段发挥到极致,以遏制、封锁中国为重点,全面、全线打击一切威胁美国领先地位和主导地位的可能因素。

 

(一)将美国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问题政治化

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目标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将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其为扭转对中日韩贸易逆差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顺理成章”地演变成重塑全球贸易新规,并 以美日、美韩同盟为基础,构筑阻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全球联盟”。韩国是唯一与美国签有正式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且其钢铝、汽车产品对美存在大量顺差,因此成为特朗普任内最强烈的攻击贸易伙伴之一。2018年,在美国下达征收钢铝关税消息的压力下,韩国被迫同意就2012年生效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启谈判,并于2018年9月24日签署了美韩双边贸易修正后协议。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寄希望特朗普重返TPP无果,并在特朗普2018年提出对日本钢铝产品及所有进口汽车(包括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征收关税后,同意在2018年9月与美国举行直接对话。从2019年4月美日第一轮双边贸易谈判的相关消息看,美国力图寻求一份全面的协议,不仅涵盖商品,还包括服务和投资,甚至包括阻止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条款,而日本则力求将谈判主要集中在商品方面,希望阻止特朗普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实施惩罚性关税,并防止在贸易协定中加入任何针对日元的“外汇条 款”,以免对日本银行产生束缚。


针对中国,特朗普不但升级两国贸易摩擦,并将争端聚焦到中国正在奋起直追的半导体、人工智能、5G等高新技术领域。除了对进口中国 的主要贸易逆差商品加征关税外,美国 还 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及《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等一系列投资限制、出口管制以及长臂管辖条款,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并限制中国相关企业对美国相关企业的投资行为,卡住中国高科技产品生产的脖子。不仅如此,美国还以美日、美韩同盟为基础,构筑防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联盟”。美国不断拉拢日本、韩国参与由其发起的“连点网络”计划、“清洁网络”计划以及“经济 繁荣网络”计划等,通过利益诱导、政治施压等手段,构建由美国主导的基础设施标准和贸易规则,并不惜违背成本—效益原则,试图把供应链从中国强行剥离出去。美国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越南以及南美地区的“伙 伴”国家中重组供应链,压制中国的经济与市场,推进“去中国化”。

 

(二)将美国与东北亚各国的政治问题复杂化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将国内政治中的分权与制衡思想加以发挥,分别服务于其遏制日本、俄罗斯、中国的阶段性主目标。然而,特朗普政府通过制裁施压、关闭领事馆、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认同等手段,将与东北亚各国的政治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对于美俄、美朝关系,制裁已经成为双方政治关系常态。美国指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持续加大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曾表示,仅2011年到2018年9月20日,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已达60次,涉及官员、银行、能源企业、个人等,制裁手段包括冻结和没收资产、禁止入境、切断外部金融往来等。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虽然实现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但其也不断加强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政治颠覆等极限施压手段。美国国务院在《2019年度恐怖主义国别报告》中,继续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继续对朝鲜实施武器出口禁令和经济援助禁令,使得朝美对话窗口“渐渐狭窄”。


对于中国,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构筑攻防并举的战略遏制攻势。一方面,美国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构筑遏制中国影响力扩大的伙伴或同盟体系。这一举动在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封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中国在诸多高新技术领域的快速追赶甚至超越势头,美国在2019年5月与32个西方国家达成了除中俄之外的“布拉格提案”,遏制中国5G技术在国际上的应用。2020年5月,美国高调加入“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英文缩写GPAI),意在对抗中国。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香港、台湾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通过怂恿或利诱的方式再度挑起相关国家与中国的主权或领土纠纷。美国企图用制造混乱牵制中国稳定的发展步伐。

 

(三)将区域安全推向军事对抗的边缘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重拾冷战思维,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推向与美国及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对抗边缘。美国在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公然将中国、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渲染外部威胁,挑动大国对抗。2018年2月,美国在《核态势审议报告》中进一步指 出,俄罗斯、中国发展新型核能力,在战略和规划中提高了核力量的重要性,还在外太空、网络等领域表现出越来越“挑衅”的行为;朝鲜继续非法寻求核武器及导弹能力,公然违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2019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度恐怖主义国别报告》,继续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继续延续对朝鲜的武器出口禁令。在对中、俄、朝进行指责的同时,美国已经开始逐步增加军备力量。特朗普希望通过退出《中导条约》,打破核武发展束缚,增强核威慑。2019年美国军费开支达7000多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近40%,继续蝉联世界第一,超出排在其之后的10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增加在太平洋西岸海上和空中的军事部署以及军事演习活动来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军事威慑,增加了中、俄、朝三国的军事警戒,东北亚军备竞赛升级的风险加大。


总体来看,为了实现美国“利益优先”和“让美国再度强大”的目标,特朗普政府动用市场和美元手段,对危及美国经济利益的东北亚各国发动贸易摩擦;妄图充当世界警察角色,采用制裁、施压、围堵、干预主权与领土纠纷等手段,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巩固其霸权;为了让美国再度强大,维护其霸权的军事支撑,特朗普政府采取污名化竞争对手、撕毁协议等手段,为军备扩充解开束缚。


美国金门大桥


03

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必然性与趋势分析


特朗普政府“实用至上”的对外政策灵活善变的背后,也有其应对美国全球领导力式微、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决定了未来 新一届美国政府,仍会将东北亚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核心区域。制衡与牵制中国,将继续成为美国东北亚政策的重心。

 

(一)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必然性

在西方政治家的大国权利更替视野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美国方 面看来,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制造能力、市场容量、人民币,以及应对全球性问题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已经成为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威胁。


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局势来看,无论中国如何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无法打消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自身的全球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的 担 忧。美国 政府、智库、产业界等社会主体发布的一系列涉华报告显示,美国各界对“中国发展正挑战美国全球领先和霸权地位”形成了一致认知,并且在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竞争政策和遏制政策方面具有广泛一致性。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这种政策趋势得以延续。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与美国在各方面实力差距的逐步缩小,美国都会将东北亚视为其全球战略的核心,并将制衡与牵制中国作为其东北亚政策的重心。

 

(二)美国东北亚政策的趋势

目前,美国正处于特朗普政府向新当选的拜登团队进行权力交接的过渡期,对未来拜登团队在东北亚地区的政策可以预判如下:未来四年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将体现出更多的拜登特色,但是也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以制衡和牵制中国为重心的政策走向。


经济政策方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同时也反对广泛开征关税。拜登执政团队最新提名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候选人汤姆·多尼伦和白宫高级顾问候选人麦克·多尼伦两兄弟反对贸易保护、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TPP),主张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TTIP)建立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在未来的经济关系中,新一届政府更倾向于联合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规则和制定科技行业标准来制衡中国。出于此目的,美国与日本、韩国、蒙古国的经贸关系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与中国在非敏感的高精尖领域的经贸合作有望恢复。


政治政策方面,拜登团队将重视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在中美和平竞争与制衡中,重振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作为拜登政府最新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安东尼·布林肯主张对华采取预防性外交政策与威慑,但不赞成中美脱钩。国家安全顾问提名候选人杰克·沙利文、拜登竞选团队顾问库尔特·坎贝尔和埃利·拉特纳,对中国地缘政治、外交政策方面颇有研究,主张中美和平共存,但要在某些领域上采取遏制或竞争的手段。对于俄罗斯,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放松或加强制裁,仍要视中美战略竞争与遏制的需要而调整。然而,对于朝鲜,可能依然采取较为强硬的制裁态度。必要时,美国新政府对东北亚国家的主权与内政干预,如对朝鲜的极限施压、对中国台湾分裂势力的怂恿与培植等,也将故技重施。


军事安全领域,拜登团队将延续奥巴马时期的政策主张,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巩固与盟友的关系,以为其巩固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提供安全保障。基于此,可以初步判断,美国未来将继续主动调整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在结合日韩新时期诉求的基础上, 构建一种与遏制和制衡中国相匹配的三角同盟关系。同时,也不排除美国将拉拢更多的亚太盟国,参与到遏制中国的军事部署与演习活动中来。鉴于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中导条约》,未来东北亚地区在美国的军事威慑与施压下,可能展开新一轮的军备升级活动。


04

大变局中我国的应对


美国将其东北亚政策的重心锁定在中国。中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认识,并为未来美国政府加大对东北亚地区的政策投入做好充足的政策储备,力促双方保持冷静克制,极力避免双方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为中国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

 

(一)经济政策选项

在美国影响下,东北亚各国将努力在制衡与平衡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可从不同梯次展开。


一是对于极力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日韩两国,中国可主动顺应美国、日本回迁产业链的趋势,将部分非核心产业向东南亚、南美地区外迁,加速向价值链高端布局。


二是通过贯彻“双循环”战略和继续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扩大国内市场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增加对国外优质资源和产品的进口,降低中美贸易逆差,增强日韩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


三是借助与日韩的 高新技术产业 合作,寻求在相关技术、知识产权标准制定方面的共识。


四是对仍将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和朝鲜,可继续基于优势互补原则,对俄罗斯深入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经贸合作,尤其要借助中俄之间的能源贸易,引入美元以外的结算货币,并适时扩大人民币互换的规模。对朝鲜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与朝鲜保持相关必需品的贸易联系。

 

(二)政治政策选项

在政治领域,中国可在国际上继续坚持求同存异方针,呼吁各国搁置争议,基于共同利益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在国内,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大《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的宣传教育,防范、打击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同时,可以更大的制度红利,吸引港澳台同胞参与祖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建设,共同分享祖国发展红利,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安定。

 

(三)军事安全政策选项在军事领域,中国可呼吁美俄重返《中导条约》,力促双方保持克制。适时推动美朝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促进美朝关系缓和。对于美日韩三角同盟,中国可联合俄罗斯、蒙古国、朝鲜,从维护东北亚区域和平与稳定角度出发,敦促美日韩军事行为保持在合理限度内,努力寻求与美日韩之间的军事平衡关系。

 

 

作者:朴光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科研处处长;李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自:《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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