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龙：网络民粹主义语境下的中韩互嫌现象分析

作者：杨延龙，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职研究员

来源：Korean Chinese Relations Review（韩中关系研究），2022年第8期

转自：山大国际观察公众号

摘要：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形式和政治策略。民粹主义的兴起成为英国脱欧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韩日关系恶化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存在于中韩间的纠纷问题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最终导致出现“互嫌”现象，并影响了中韩关系的正常发展。本文试图通过解析中韩纷争问题，分析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演化逻辑和影响途径，以期找到中韩“互嫌”现象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 digital networks,populism has become a new form of social movement andpoliticalstrategy. The rise of populism has been a major cause of the Br-exit movement in the UK, the Yellow Vest movement in France, and the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Japa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pulism, th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eventually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mutual hatred" and affect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China-ROK relations. By analyzing th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auses, evolutionary logic and influence channels of internet populism, find the root cause of the phenomenon of "mutual hatre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d put forward solutions.

关键词：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中韩纷争，历史争议，“互嫌”现象。

Keyword：Populism, Internet populism,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Historical disputes, "Mutual hatred" phenomenon.

키워드: 포퓰리즘, 인터넷 포퓰리즘, 한중 갈등, 역사 논쟁, “상호 반감” 현상.

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整体向好，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争议性问题。中韩纷争常引发双方媒体互怼，并引发网络骂战现象，使两国社会彼此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嫌弃”的姿态。这个问题已成为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近些年，民粹主义像“幽灵”一样在互联网四处游荡，参与主体由平民大众和网民相互转换，活动空间则形成现实和互联网双向渗透，互联网已成为民粹主义的重灾区。[1]中韩纷争引发了网络争议，而民粹主义“幽灵”则隐藏其中，一定程度上放大并曲解了中韩两国固有的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历史意识差异和民族意识差异。尤其是在“萨德事件”后，受到中韩“互嫌”现象的影响，中韩关系趋冷，两国社会间的好感度也随之受到影响。学界对网络民粹主义语境下中韩“互嫌”现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试图通过解析中韩纷争问题，分析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演化逻辑和影响途径，以期找到中韩“互嫌”现象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01

网络民粹主义的理论综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民粹主义思潮也随之出现在了网络空间。学界对网络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网络民粹主义不因网络而生，却因网络而发展壮大，它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发展与变异。[2]民粹主义思潮借助了网络社会的便捷性、自由性和无国界性等特点，衍生出一种全新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形式。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网络民粹主义还是一个较为新生的话题，对其概念、特征和内涵等的总结还不够充分。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

民粹主义(Populism)又称平民主义、大众迎合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其核心理念是强调平民的价值。民粹主义常被定义为将社会视为人民和精英两个阵营的敌对格局，主张政治理念应尽可能直接地反映人民的意愿。俞可平（1997）将民粹主义基本理论概括为：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等。[3]

陶文昭（2009）在中国学界首次使用了“网络民粹主义”（Cyber populism/ Internet populism）一词，他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一方面是对现实中精英主义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延伸。[4]陈尧（2011）、夏忠敏（2014）、郭忠军（2012）、贾立政（2021）等认同网络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的延伸。[5]刘强（2016）则指出所谓网络民粹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形成的一种对抗社会精英和政府等权力阶层的大众思潮。[6]丁小文（2015）、顾晓英（2014）、赵若含（2014）等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蔓延在网络中的社会心理和情绪的反映。[7]李金龙（2014）等人则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依托网络平台来宣传民粹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运动方式。[8]郭小安（2015）则直接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借助互联网技术，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美化弱者、妖魔化精英的一种话语、一种思潮及一种动员参与方式”。[9]巩瑞贤等（2020）还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底层民众依附网络场域，挤占异质话语、抢占舆论空间，与主流话语竞相博弈的力量。它不单单是民众负面情感的集中发泄，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其目的是裹挟民意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10]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特征

巩瑞贤等（2020）认为网络民粹主义作为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拓展、延伸和变异的全新话语形式，仍然具有反精英、反权威、推崇人民、暴戾性、非理性等基本特征。[11]刘小龙（2016）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展开为认同和抗争两个维度，基于理性的非理性、表达不满的批判性和有限抗争的话语性构成了网络民粹主义三个基本特征。[12]

但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并非是民粹主义在网络中的自然延伸。这是因为网络民粹主义找不到魅力型的意见领袖。网络民粹主义的直接民主更彻底，它是分散型的，没有代表，没有机构，分散在各个地区的民粹主义者直接地在网上发表意见，甚至直接采取行动，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极端化的运动。[13]

（三）网络民粹主义的内涵

一些学者通过对民粹主义的研究涉及到了网络民粹主义内涵，并分析了网络民粹主义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途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群体话语。贾立政（2021）从演进脉络上分析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传统民粹主义话语在“去中心化”“去组织化”基础上产生的群体极化效应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重构，其内在生成机理是社会现实矛盾和社会心理的网络聚合与畸化呈现。因为利益失衡、价值落差，参与者将长期积累的不满与怨愤发酵为富有批判性和极端情绪化的网络民粹主义话语。[14]

第二，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陈尧（2016）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思维方法是二分法，即将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简单化，从整体上将社会结构划分为精英与大众，提炼出关于精英和大众的一些基本特性。在此基础上，网络民粹主义将社会生活和政治世界描述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抗，使用简单的是或非、好或坏的标准来评判两个阶层的活动。显然，网络民粹主义站在“人民”一边，将普通大众置于弱势地位，站在道德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上否定、反对精英，拒绝承认非人民的话语或观点，营造一种反精英的意识形态体系，强化阶层对立，加剧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共识。[15]

第三，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活动方式。李元泰（이원태，2006）认为韩国的网络民粹主义原本是针对卢武铉政府强调重视网络舆论的政策，保守在野党和保守媒体等政治反对派对参与政府的批判和否定而动员起来的概念。网络民粹主义被理解为代议制民主制中固有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换言之，它不应被视为任何病态的症状，而应被视为一种以现代政治制度的内在张力为动力而不断存在的政治活动方式。[16]

第四，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运动方式。全义岭（전의령，2017）通过对网络民粹团体的研究，认为以反精英主义和反多元主义为特征的网络反多文化团体（Internet anti-damunwha community）正在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反多文化运动谴责外国工人破坏了韩国劳动者的生活，谴责多文化政策浪费了国家预算。他们常针对政治、经济精英，标榜自己是“关心国家未来的唯一爱国者”，并且拒绝种族主义的污名，将自己标榜为“人民的真正代表”，从而使人们看到主流想象中对种族、种族主义和对政治的两难处境。[17]

第五，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沟通行为。姜春万（강준만，2012）认为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政治沟通领域，其形态可以称为“民粹主义沟通”，其内涵是指政治性沟通行为以民粹主义为主或受其支配，主要动力是“厌恶政治精英”，结构大致具有：对政治精英极端不信任、“大换血”(政治人或政党替换)常例化、地租平等主义、树敌制度化、消灭缓冲(中立)地带等五个阶段。受民粹主义影响，选举带有对执政者的“反感和惩戒”的循环性质，其结果就是反复出现“热望和幻灭”的恶性循环。[18]

第六，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表达途径。Sven Engesser(2017)等认为民粹主义言论可以在各个国家、政党和政客的主张中找到。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上以碎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政治人使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发声来达到民粹主义目的。民粹主义与社交媒体碰撞也衍生出五大要素：强调人民主权、倡导人民、攻击精英、排斥他人、呼唤“中心地带”。这表明，社交媒体给了民粹主义者表达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传播信息的自由。[19]

综上，网络民粹主义顾名思义，即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它既是一种社会思潮和大众心理，又是一种社会运动方式，还是一种政治活动、政治沟通和政治表达方式，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当前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对社会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例如在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占领国会运动等事件中，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韩日外交冲突、中韩“萨德”纷争等事件中，也不缺乏民粹主义踪影。民粹主义不仅放大了两国纷争，也影响到了外交决策的制定。需要对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演化逻辑，以及对决策制定的影响途径进行分析。

02

网络民粹主义语境下的中韩纷争问题解析

中韩建交后，两国间出现了渔业纷争、历史归属争议、传统文化申遗纷争、民俗文化纷争、体育赛事等争议性问题，这些纷争广泛存在于网络空间，并且持续传播。中韩两国同属东亚历史文化圈，历史交集众多，文化元素相似。中韩纷争产生的原因，一部分源自于对历史问题的不同解读，一部分是对民俗文化归属的“例外主义”心理，还有一部分则是出于民族中心主义的排外心理。例如中韩高句丽历史归属之争源自于两国学界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解读方式；中韩申遗之争大都是无中生有的网络臆造事件，带似是而非和过度渲染的特征；中韩体育赛事之争，则更多出于“萨德入韩”后双方极端爱国主义与体育民族主义的极端化表达。分析网络民粹主义在中韩“互嫌”现象中的作用，则首先需要对中韩纷争问题进行系统解析。

（一）中韩渔业纷争

中韩纷争最初始自于渔业纷争，而中韩渔业纷争则是由海域划界问题引发。1996年，中韩两国相继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各自颁布专属经济区法律。但由于双方在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原则和主张上存在分歧，难以在短期内达成海洋划界协议。2000年8月，中韩两国签订《中韩渔业协定》（以下略称为《协定》），于2001年生效。中韩两国以《协定》为基础，协商安排入渔，妥善处理渔业纠纷，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韩协定水域渔业秩序的总体平稳，为中韩两国处理海上事务积累了初步经验。[20]

中韩渔业纠纷频繁发生，往往牵涉两国在黄海、东海的海域划界和岛屿权属等海洋权益问题。[21]中韩两国签订《协定》是在双方尚未达成划界协议的情况下，为维护渔业正常作业秩序所做出的临时性安排。其中划定的“暂定措施水域”，是由双方采取共同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对违反规定者，《协定》规定双方按各自的国内法处理本国渔船。由于中韩渔业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加之中国处于从传统渔业管理向专属经济区制度管理过渡期间，中韩两国民众对于两国签署的《协定》都存在消极的情绪。两国渔民都有传统捕鱼的场所，渔场相互交错。《协定》签订后，两国渔民自由捕鱼的海域面积大幅缩小，同时，渔民对海洋划界概念缺乏清晰的认知，常有捕鱼权受到对方侵犯的错觉，主动冒险越界捕鱼的现象频繁出现。自《协定》生效以来，中国渔船非法、不报告、无监管的作业行为使得渔警纠纷频次不减反增，甚至屡屡发生恶性暴力事件。[22]韩国海警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着沟通障碍下的执法依据不充分、执法力度过大、执法行为不规范等问题。

韩国海警与中国渔民间的冲突，也反映在了双方的媒体和网络空间中，并引发广泛的争论。在非理性的语境中，双方常忽略了问题发生的是非曲直和前因后果，只强调本国的损失。有些网络民粹的表述方式，如谴责韩国政府对华“事大主义”或谴责中国外交对韩“软弱”等对立性话语，最终迫使执法部门一再加强反制。在越界捕捞问题屡禁不止的情况下，韩国执法部门通过提高罚款额度、没收渔具、没收捕捞物，甚至允许海警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武力等方式加大处罚力度，使中韩渔业纷争已然超越《协定》规定的法律界限。频发的海上执法冲突屡屡造成中方渔船沉没、中国渔民死亡等严重后果，中国渔民的过度反抗也常导致韩国海警受伤，甚至一度出现了韩国海警被刺死的悲剧事件。中韩渔业纠纷因“非法捕捞”而起,却难以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得以解决。[23]客观角度来看，构建中韩渔业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但在网络空间引发民族主义者的极端化表达，不仅使中韩渔业纷争无法得以有效解决，而由此形成的网络民粹主义语境，还使得双方矛盾更加激化，徒增两国隔阂。

（二）中韩高句丽历史归属纷争

2002年，中韩两国因“东北工程”问题及高句丽世界遗产申报事件，在学界引发历史归属纠纷。中韩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争议作为两国文化纠纷中的代表性问题，集中体现了双方在历史认识、文化传承、学术研究标准以及民族意识等各个方面的差异，韩国学界在考察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时更重视韩民族对高句丽文化的继承，而中国学界在考察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时则将重点放在了当时中原王朝同高句丽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上。因此，由于认识角度的差异，双方在该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共识。[24]中韩两国学界对高句丽历史认识存在的明显差异，经过双方媒体和网络炒作，一度使中韩纷争趋于白热化，最后甚至上升为外交纠纷。此后，“高句丽历史”便成为了中韩交往过程中谈之色变的敏感话题，以至于最后该问题在双方政府干预下被搁置。

历史归属纷争是中韩两国面对同一历史问题存在的认知差异和不同叙事方式，可以看作为一种历史意识之争。历史意识是把当前生活现象与历史某些现象连接在一起的心智状态，它不同于史家们的史观。历史意识的价值在于形成维系、强化群体组织的内聚力，建立起文化上、种族上的归属感，塑造民族的文化性格、民族意识等。[25]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历史意识关系到继承历史和创造历史的能力。历史意识是本国民族塑造的本源，因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意识，且国家间的历史意识具有较大差异性，在认知差异方面也不具有妥协性。

中韩两国民众很难在网络民粹主义语境中就各自的历史意识寻找到共鸣，甚至在不同历史叙事中产生各说各话的现象。时至今日，中国学界对高句丽历史的研究热情已经熄火，但韩国社会依然针对这一问题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及文化普及活动持续不断展开。这使得存在于网络上的中韩历史纷争不仅难以平息，还衍生出各类臆造性的历史话题，广泛存在于双方的影视作品和文娱产业中。

（三）中韩传统文化申遗纷争

2005年11月，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激起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中国网民疾呼“韩国在抢夺传统文化”，引发中国民众第一次大规模的“嫌韩”情绪。虽然官方后来进行了辟谣，但时至今日，网络空间还有人相信这是一场韩国“文化剽窃”行为。自此以后，韩国一旦出现将含有中国文化因素的文化遗产或风俗申遗事件，总会引发中国网民的批判。

2006年10月，有媒体援引一位民俗专家的话称“韩国在成功申报端午祭之后，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经多方转载后，还传出“韩国称李时珍是韩国人”等妄诞不经的传言。此举在网络引发了“中医”与“韩医”之争。事实上，2009年7月，被誉为韩国药学史巨著的《东医鉴宝》成功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26]韩国的《东医宝鉴》申报的世界纪录遗产，更准确的说应是世界记忆项目，该项目专门为避免珍贵文献被遗忘、破坏而设立。中国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也被列入其中；2006年10月，网络盛传韩国欲将“祭孔大典”申遗，还传出韩国学者称“孔子是韩国人”等编造谎言，引发中韩网民论战。事实上，韩国的“祭孔大典”准确名称应为“释奠大祭”，祭拜的不仅仅是孔子，还包括其他圣贤，其中也有韩国的圣贤；2006年10月，有中国网友将韩国论坛上一则关于“韩国人发明了汉字”的讨论帖翻译之后发到了中国国内的论坛上面，之后就有媒体报道了此事，引发网络争议；[27]2006年10月，一篇在网上流传的《韩国史》地图将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大部分领土划入古代韩国版图，引发网络争议；2008年3月，有媒体称韩国提出要将书法申遗，并声称要废除中国“书法”、日本“书道”等名称，统一使用韩国“书艺”，引发网络争议。

通过分析发现，中韩传统文化申遗纷争大都是网络臆造话题。网民常借用中韩两国在传统文化特征的相似性，用捕风捉影的方式渲染韩国“盗窃”中国传统文化。辩证来看，网络民粹主义非理性、情绪化、极端化的特征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决策的科学、理性、稳定有所差别，但彼此之间又不乏双向互动。[28]这种毫无根据的草根式解读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权威性评价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典型的网络民粹主义叙事方式。同时，也可以解读为某些利益群体刻意臆造网络纷争，故意掀起网络“嫌韩”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中韩申遗之争大都集中发生于2005年11月份和2006年10月份。这两个时间点正是中韩两国领导人互访期间。不排除有利益集团假借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实现其政治意图。值得肯定的是，中韩两国在随后的2007年启动了文化交流年活动，官方也积极进行了辟谣和媒体澄清。例如2007年12月13日，韩联社发布文章辟谣，称韩国政府并未准备为汉字申遗，《朝鲜日报》也从未发表过此类文章，首尔大学历史系更是没有朴正秀其人，此事纯属“误传”；韩国驻沪领事馆方面针对《韩国史》地图引发的争议事件回应说，该书仅为一般性出版物，不代表韩国历史文化界的观点；针对“书法争议”问题，韩国文化遗产厅的世界文化遗产负责人出面澄清，称韩国政府没有申请书法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这种主动辟谣的方式有效平息了中韩申遗之争。

但由于中韩两国都继承了共同的东亚传统历史文化，只要涉及到中韩文化申遗问题，网络纷争就会存在。例如2015年，韩国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申遗成功，被中国一些媒体报道和网络博客误读成为“韩国把中国的印刷术申遗”“韩国将儒家典籍申遗”，再一次引发网络争议。事实上，朝鲜李氏王朝时期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是关于儒家学说相关作品的雕版印刷用木刻板。这批木刻板书籍和文献除虽包括了中国儒家经典如朱熹和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但主要还是朝鲜王朝时期本土儒家学说作品。更主要的是，韩国申遗的是雕版印刷木刻板，而非中国国内媒体强调的儒家典籍。[29]这意味着中韩两国还需加强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通过强化人文交流和沟通力度以消除纷争。

（四）中韩民俗文化纷争

过去十几年中，随着中国游客赴韩旅游热的兴起，韩国的高丽参、泡菜、大酱、韩服等标志性民俗文化产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竞相购买且获得好评的韩国产品。2006年10月，黑龙江日报转述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称“中国试图通过推出‘长白山人参’成为人参宗主国”。《朝鲜日报》也报道称“随着中国推出‘长白山人参’来挑战人参宗主国的地位，著名的‘韩国人参公社’开始通过高丽人参名牌战略，在全球最大的人参消费市场—中国市场发起反攻。”[30]此举引发中韩关于人参宗主国之争。2013年，鉴于汉语中没有Kim或Ki这样的音节，无法进行准确的音译，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对4000多个汉语词汇的发音进行分析，比对中国8种方言的读法，并征求韩国驻华使馆专家的意见，提议将Kimchi翻译成辛奇。[31]2020年1月，美食播主李子柒在个人账号上发布视频《萝卜的一生》后，韩国网民和媒体斥责其“抄袭韩国泡菜文化”，引发中韩网友网络论战，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此回应。2021年，中国主导并制定的、四川省眉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的《泡菜（腌渍发酵蔬菜）规范和试验方法》国际标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予以通过，这消息一出立马引发了韩国媒体的争相报道。2021年7月22日，韩联社发文称韩国泡菜中译名正式定为“辛奇”。[32]2022年1月12日，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垧德发文指责“中国试图夺走泡菜”。[33]导致两国此前曾爆发的“泡菜之争”再度引发关注。

中韩民俗文化之争是由文化认知差异和排外心理等造成的互相排斥现象。中韩两国在传统文化认识和历史阐释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双方民众也时常就同一问题提出完全相反的见解,结果引发认知冲突和矛盾。这类容易引发网络纷争的问题往往涉及到相似历史表述的影视作品、传统文化习俗、传统医学、文化教育等领域。主要表现为跨文化交际意识不清，对异国文化的片面认知，民族中心主义思维，以及交际风格差异等现象。与精英群体对多文化、跨文化交际表现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相比，网络民粹群体常对多文化、跨文化交往中的行为和认知差别夸大其词，或争论谁为文化源头，或以贬低对方来彰显自身优越性。另外，在诸如泡菜之争、人参宗主国之争、传统医学之争、饮食文化纷争和由此引发的争议问题，也不乏资本力量借助纷争焦点进行炒作，并假以“身土不二”的宣传方式获得认同并扩大市场。

2022年2月4日，一名身穿朝鲜族传统服饰的中国姑娘（左一）出现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国旗传递环节，竟然在韩国引发巨大争议。各政治派别争相秀强硬，指责中国“觊觎韩服文化”“文化掠夺”，还要求政府向中国提出抗议。来源澎湃新闻。

（五）中韩体育纷争

中韩体育赛事之争常出现于两国足球类项目，夏季奥运会的射箭、跆拳道类项目，冬季奥运会的短道速滑等冰雪项目之中。比如2017年3月23日，中国足球队在长沙主场1：0战胜了韩国队。由于“萨德”引发的抵制韩国声浪和一些个别的过激爱国行为，这场球赛在开始之前就已火药味十足，大批武警戒备森严，防止意外发生。[34]在北京冬奥会期间，韩国选手因被判犯规无缘奖牌后，韩国体育代表团和部分媒体质疑比赛存在“不公正判罚”，短道速滑判罚结果经过韩国媒体大肆报道后引发中韩网友争议。此后，中国队的韩裔教练安贤洙和韩裔运动员林孝埈也被无辜卷入舆论，遭遇韩国网友的“网暴”，甚至一度面临家人被威胁、背负“叛国”“卖国贼”等骂名。此类事件不胜枚举，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由被异化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中韩赛事冲突，大都涉及到中韩两国都具备优势的体育赛事。被两国观众和媒体倾注了殷切期望，甚至在比赛结果不尽如人意时，会出现极端化的诉求。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和支持也由一种爱国主义行为演变成为排外的体育民族主义。中韩体育纷争一度让双方运动员、教练员陷入输不起的境地，严重时引发两国媒体大战、网络骂战，甚至出现的一些过激言论和过激行为，需要两国政府介入辟谣或平息纷争。

总结中韩网络纷争背后，网络民粹主义大致经历了从线下大众心理、网络社会心理到网络民粹思潮的流变阶段。究其根源，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与演化，同资本力量、民本力量、社会矛盾这三大因素关系最为密切。[35]另外，在资本、民本和群体矛盾等因素的驱动下，很多事件也经历了由“底层叙事”到“后真相”的发展过程，甚至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舆论反转”，充分说明了网络民粹主义具有反理性、反权威性、极端性和对立化等特征。

03

网络民粹主义生成、演化逻辑与政治影响途径

在韩日两国因历史问题爆发的外交冲突事件中，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是民粹主义生成的主要原因。而民粹主义的极端化诉求和狭义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使韩国的“反日”情绪和日本的“嫌韩”情绪逐步加深，两国社会相互仇视。在社会对立的情况下，韩日两国外交冲突不断升级。韩日两国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上不仅难以做出大的让步，反而变得非常强硬。[36]同样，2017年的“萨德入韩”事件导致中国社会出现“反韩”“嫌韩”情绪，各类中韩纷争问题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引发两国媒体和网民的论战，一度导致中韩关系趋冷。2022年北京冬奥会引发的“争议”问题则点燃了韩国民众的反华情绪，连政治圈和总统候选人也参与其中。[37]受此影响，韩国对华好感度甚至降到了历史新低。[38]中韩“互嫌”现象与韩日冲突相比，体现出更多的网络民粹主义特征。

（一）中韩纷争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和演化逻辑

中韩两国都作为传统的现代国家，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基因，又是在近现代才完成的国家构建。在传统东亚秩序下的以文明观区分的国家概念与现代西方秩序构建的国家概念之间，中韩两国人民常常难以理清历史文化边界，很容易就重合的历史问题出现认知差异。

首先，中韩固有的民族史观和历史意识差异是造成历史纷争的本源。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传统中国人并没有明确的民族和国家观念，以“天下观”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同时也影响和决定了中国人的历史思维方式。传统中国关心的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文明观，民族意识和国土概念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十分淡薄。[39]梁漱溟先生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作为一个世界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40]古代东亚秩序的主要内容是“华夷观念”和“朝贡-册封体系”。东亚各国以中华文化为纽带，以朝贡制度为指导原则处理对外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和传统东亚秩序的陷落，具有明确区别意识的“民族概念”和“国家构建”开始成为中国人普遍关心的话题。中华民族的概念的产生便是最先区分“我”和“他”的思想变革。[41]现代中国人常在继承古代“天下观”和理清现代国家观、民族观等问题上产生出错觉心理。对韩国而言，近代伴随着坚船利炮舶来的西方“民族国家理念”迅速瓦解了韩国社会维持千年的“中华中心”文化意识。[42]韩国借助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所潜藏的“离心力”，寻求成为区别于中国的独立个体。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期间，日本学者为强调韩国历史的落后性与被动性，肆意截取历史片段用以否定韩国古代历史的主体性发展，进而炮制了所谓的韩国自古以来受外势支配的“他律性”殖民理论。[43]在这之后，韩国民族史学者在研究对抗殖民理论而开展的史学研究中，开始使用“单一民族”主体性历史阐述，从而催生出了韩国民族主义史观。

中韩两国都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通过向西方学习接受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现代民族主义世界观，并自觉地持续塑造本国民族意识，探索各自国家的历史文化边界，培育自身的民族主义史观。中韩两国同时作为继承了东方历史文化基因的国家，其历史叙事和文化特征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甚至有大量重合部分。在重新解构和重组本国历史过程中，中韩两国固有的历史意识差异往往被历史叙事和认知方面的差异所掩盖，而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则成为历史纷争形成并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韩两国的民族中心主义是造成两国纷争的根本原因。在历史和文化归属争议中，以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寻找到了发展的温床，通过网络汇集衍化成为带有民粹主义群体意识。中韩网络民粹主义群体常强调“站在”本国和本民族人民一边，以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强调“我”的历史叙事方式，强调自身的本源性和原创性。而将本民族历史文化置于被“他”者侵犯的地位，站在道德原教旨主义立场上否定对方和权威观点，并以“非我族类”“非此即彼”等极端观点和表达话语，营造出一种反智、反精英的意识形态和网络社会运动。这种易于使网民形成代入感、易于参与围观、易于进行娱乐消费、易于开展动员的建构方式，既赋予网民居高临下的审判视角和道德优越感，又制造了一场场集嘲讽、谩骂、戏谑于一体的网络舆论狂欢，集中表达了网民对既定状态的反叛与狂躁。[44]其结果就是破坏了主流共识，加剧了国家矛盾，强化了民族对立。

第三，中韩互嫌现象体现的是民粹主义沟通失败的结果。普通网民的不切实诉求和不满情绪是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心理基础，然而，由于普通大众的群体思维和行动具有局限性，民众很难自发形成具体的道德要求和政治要求。[45]另外，由于网络空间中缺乏意见领袖，也缺乏对决策的影响途径，网民群体往往如同“乌合之众”。加之网民的不实际诉求，经常难以摆脱自说自话的特征。大多数中韩纠纷问题往往以一种极端化的网络语言或口号的形式而存在，或者演变成为一种“隔空传话”的奇怪行为和沟通方式。中韩纷争性问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之争，由此产生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也难以对政府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所以，中韩网民在政治沟通无果后，只能产生一种“互相嫌弃”的姿态而不断持续。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途径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决策受制于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关系。外交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国家行为，外交政策的选择也往往取决于政治精英的理性决策，顾及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而随着民粹化的民主发展趋势愈发明显，民粹主义思潮对政治决策的间接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首先，民粹主义伴随民主化转型而产生，伴随韩国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韩国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成熟，韩国社会运动已趋于制度化和非暴力化。民主内含着民粹主义的基因，即平等主义与个体主义，因而具有向民粹发展的内在趋向。[46]民粹主义作为民主的“幽灵”，始终潜藏于代议制民主制度中。现代民主经历了从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的发展过程，也导致韩国民主制度出现政治民粹化倾向。民粹主义俨然已成为韩国民主代议政治的一种形态，开始影响到政治决策的制定。

其次，民粹主义对决策产生影响还需要精英群体的精心设计。在代议民主政治下，带有民粹特征的精英策略对国内政治形势和政治决策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精英阶层利用民众在群体中易受非理性和极端观点摆布的心理特点，将民众累积的不满情绪放大、转化，或通过网络媒体、舆论创造“人民”的意志，造就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并以此获得政治资源与政治机会。民粹主义成为了精英阶层内部之间相互竞争驱动下的一种政治策略。经过精英设计的民粹主义有可能裹挟国家的立法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司法审判的结果。[47]在政治精英的精心设计下，民粹化的民主大都体实现的是精英群体自身的政治利益，而非人民整体利益。在外交领域，则主要实现了政治集团的利益，并非国家整体利益。

再者，网络民粹主义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是通过非制度性渠道进行。民众意见主要通过民意调查、媒体表达、网络表达、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这种影响途径相比于制度性渠道更直观、覆盖范围更广、形式更多样化，大大缩短了普通民众与决策系统的距离，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民众意愿。但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也可能导致民众诉求难以统一，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以供决策系统参考，并且这种渠道本身缺乏意见领袖和法律效力的强制性，面对政治人士仍然表现出一定的软弱性，很有可能反过来被政治操控，从而引起更大矛盾。另外，在这样的群体性活动中，部分非理性、冲动性的行为常常肆意发酵，不仅干扰了政治决策的客观度量与决断，还可能会给外交决策增添一定的非理性色彩。

最后，民粹主义从一种社会意识转换为实际行动，才能成为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网络民粹主义遵循这样的传播途径：社会负面情绪的网络集聚—网络议题生成—舆论集中表达、发酵（网络媒体互动共振、网络群体互动共振、文化消费与生产）—舆论狂欢和舆情极化—网络民粹主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线上线下联动—线下集结。[48]民粹主义本身具有极端化、反精英、反建制等典型特征，而借助国家纠纷和冲突问题，网络民粹主义则进一步演变为排外的大众心理，甚至恶化成为排外运动。例如在韩日历史冲突引发的韩国社会团体反日运动、韩国反“萨德”社会运动、日本核废水排放引发的韩国停售日本海产品等运动中，网络民粹主义贯穿于线上集结到线下运动的整个过程。同样，在“萨德事件”引发的中韩冲突后，中国社会也受到了极端化的网络民粹主义表达影响，出现了“抵制乐天”运动。这些运动本身都是利用了网络通讯的便利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和即时性特征。从上述运动的结果来看，网络民粹主义已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即决策部门不得不考虑网络群体对某一外交冲突问题的整体态度。

04

结论和建议

中韩频现的“互嫌”现象与两国近些年快速发展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息息相关。中韩两国历史文化纠纷和各类争议性问题，为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土壤。而网络民粹主义的发酵则反过来放大了本国的民族中心主义，其催生出的中韩“互嫌”现象使两国民众出现相互排斥和厌恶心理，不仅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还背离了全球化的开放性、融合性的发展方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各国命运相互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与面向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中韩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化解中韩“互嫌”现象的根本保障。要避免网络民粹主义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侵蚀，中韩两国应不断提升政治互信关系，寻求共同利益、坚持共同利益、扩大合作利益，在人文交流领域秉持“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哲学理念，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为此本研究建议：

第一，借中韩建交30周年契机加强两国人文交流。中韩建交以来，正是两国放下了意识形态之争，尊重两国制度上的差异，才推动了中韩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有必要在强化经济合作基础上，加强人文交流。特别是在双方共享的传统历史文化领域设立交流项目，共同发扬相扶相济、互学互鉴的良好传统，相互尊重彼此文化特征，携手弘扬东亚优良传统文化。

第二，让历史、文化上的争议回归其学术和文化交流的本源。中韩作为有数千年交往史的重要邻国，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和研究有“同”有“异”，存在不同视角、不同观点实属正常，这种分歧完全可以在学术层面进行探讨，求同存异，而不能动辄“上纲上线”，将对方的学术观点、学术争论“政治化”“阴谋化”“网络民粹化”。

第三，正确引导媒体、自媒体、民间团体和网民意见。中韩两国应以客观、公正、友善、包容的主流观点和视角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纠纷。针对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中韩两国相关部门（外交、媒体、学界）应及时辟谣，必要时应建立专门的辟谣合作机制，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出现民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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