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会议。来源：百度百科中日韩三国既是隔海相望的邻国，也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目前，中日韩人口总和占全球20%，经济总量(GDP)占全球的25%、占东亚地区的90%，三国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近20%，三国引领的东亚经济已经成为与欧盟、北美并肩的世界主要经济增长极，也是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主要地区经济合作体之一。中日韩合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成果最丰富和内生动力最强的政府间机制。
中日韩之间的制度性合作机制逐渐深入完善。中日韩三国已建立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外交、教育、卫生、环境、财政、体育、农业、水资源、运输物流等21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76个三国间高官、司局级及其他各级官员的对话机制为支撑的三方合作架构，负责相关政策规划和磋商协调。领导人会晤和领导人会议是三国合作中最高层级机制，对中日韩合作发展做出战略规划和指导，迄今已举行了11次领导人会晤和八次领导人会议。2011年9月中日韩合作秘书处（TCS）的建立本身就是三国政府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三国合作机制形成的重要标志。秘书处成立以来参与了历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以及16个三国部长级会议机制，举办了九届“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青年大使项目”、“青年专家交流项目”以及“亚洲校园”校友工作坊等多种活动。中日韩三国之间经贸合作迅速发展。过去20余年间，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额从1300亿美元增至8100多亿美元，已成为彼此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形成了共同利益的基础。日韩两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均为中国，日本、韩国分别为中国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日韩互为对方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12年11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201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宣言》，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并达成共识建立中日韩自贸区。2014年5月，“中日韩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正式生效，为中日韩自贸区协定提供了重要基础。中日韩三国已经举行了16轮自贸区谈判，组织了五次中日韩自贸区研讨会。在推进三国自贸区谈判的同时，三国加强供应链安全的合作，启动了“中日韩加强供应链连接合作项目”，还建立了“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共享实时动态监测集装箱和货轮状态及其相关信息。截止2021年10月，该网络已覆盖了三国31个港口，大大加快了三国之间贸易流通速度。中日韩合作促进了三国之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三国加快推进了中日韩地震减灾会议、中日韩灾害管理部长级会议以及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TRM）等政府间机制，深入探讨合作应对地震及其引发的火山喷发、海啸等自然灾害。中日韩三国还通过了《中日韩合作核安全倡议》，并主导建立了东北亚核安全合作会议、联合应急演习和联合工作组等技术性对话和演习机制。中日韩三国灾害管理部长级会议和核安全监管高官会已成为本地区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中日韩三国地方之间交流合作也日益活跃。中日韩地方政府交流会议、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议等三国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交流空中已成为三国合作的重要方式及动力，并主导东北亚区域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1996年东北亚地方政府联合会（NEAR）成立以来，至今已拥有来自中、日、韩、蒙、朝、俄等六个国家79个地方政府会员，涵盖总人口7亿人。2018年1月，吉林省、黑龙江省、韩国的釜山市、日本的京都府、俄罗斯的海参崴、扎鲁比诺等联合成立了“北方经济城市协议会”。
中日韩合作成果巨大，但由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经历都有所不同，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日韩合作也面临不少挑战，既有经济问题，也有安全问题，还有一些历史文化认识问题。首先，外部因素及内部因素的联动，加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三国之间缺乏政治互信。2021年1月拜登上任以后，美国不仅在经贸合作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外交安全、高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牵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且向日本、韩国等盟国要求加入其对华遏制队伍。日、韩作为中国的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华牵制不仅给中国带来压力，而且迫使日韩两国面临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困境，也给中日韩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其次，东北亚局势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三国合作的重要因素。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通过中朝、朝韩以及朝美等多方互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2019年朝美河内峰会失败以后，仍然没有解决半岛无核化和构建和平机制以及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等问题。当前朝鲜半岛处于安全高风险状态，而且朝鲜半岛对于中日韩三国合作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所以半岛局势的不稳定也影响三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此外，由于受到韩日关系恶化等政治因素的干扰，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原定拟在韩国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迟迟未开，其他会议以及对话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尤其是人员往来大幅减少，导致三国之间相互好感度急速下降。尽管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中日韩合作发展前景仍然广阔，将继续引领地区合作进程。首先，中日韩三国经济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为三国之间经贸合作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中日韩三国分别作为重要邻邦和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大经济体，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共同利益还在不断增长，这是历史趋势的必然，也是现实发展的需求。聚焦当下，后疫情时代中日韩三国合作时机非常关键，适时恢复召开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进一步深入推动三国合作机制以及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其次，领导人会议为核心的政府间多方面对话机制比较完善，民间、地方交流以及合作项目众多，三方合作涵盖领域广。中日韩合作机制几乎覆盖了所有领域，包括政治、安全、经济、灾害管理、农业、海关、金融、卫生、福利、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而且在科技、环保、海关、卫生、运输物流、信息通信等领域实施了30多个重点合作项目。2010年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设立了五大领域41个目标和愿景，通过十年的合作与发展几乎全部得到了落实。2019 年12 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对未来10 年的合作方向做了新的展望，使三国合作成为东亚和平稳定与地区合作的稳固平台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第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地区的深入开展，为中日韩在东北亚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东北全面振兴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日益密切联动，陆上和海上两股合作动力趋于汇合，将成为东北亚地区合作的重要支撑。2018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在演讲中提出，“积极探讨建立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新模式”。同年8月，辽宁省公布《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2019年8月，吉林省公布《沿中蒙俄开发开放经济带发展规划（2018年-2025年）》。同年8月，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东北三省相继已经出台“一带一路”的实践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北地区振兴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联性，这些将会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的动力。随着“中日韩+X”合作的深入推进，三国围绕第四方市场的合作将成为新的合作领域，并加快推进地区合作进程。2018年5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中日韩+X”合作机制，带动本地区可持续发展。2019年8月，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在北京举行，三国达成共识继续推进“中日韩+X”合作，并通过“中日韩+X”合作概念文件，在可持续经济、生态环保、减灾、卫生、减贫以及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里加强合作。总之，当前经济合作仍然是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合作成果最多的领域。同时非传统安全的合作逐步开展，经济和非传统安全可能成为三国合作的两大支柱领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中日韩三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也面临着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实践证明，中日韩合作无论在地区经济合作还是在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方面都至关重要，三国合作机制不仅为每个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而且在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中日韩三国不仅深化政府间合作机制，而且大力促进各国的地方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携手探索东北亚地区协调发展新模式，加快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