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贾伊：南方国家有个很大的“比较劣势”，我们需要一条新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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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卢拉访华结束后，巴西前驻美大使鲁本斯·巴博萨的一条评价。
在三天的访华行程中，中巴双方签署多份联合声明，同意两国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组织与机制下的交流。
而作为巴西左翼政治家，卢拉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备受尊重，他的再次归来也让全球左翼力量充满了期待。
卢拉总统的访华之行，从全球左翼的视角来看有哪些意义？中巴关系提升能给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合作提供哪些借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印度学者维贾伊·普拉萨德接受了专访。
观察者网：卢拉总统此次访华，中方给出高规格接待，双方发表了多项重要声明。您如何评价中巴关系近年来的发展？
维贾伊：巴西总统卢拉与中国结下了20年的深厚友谊。2003年卢拉第一次担任总统后，中巴贸易额迅速增加，20年来翻了25倍。当前，中巴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700亿美元。考虑到巴西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总体水平有限，这个数字相当可观。自2004年起，中巴关系在卢拉任内的提升，不仅限于经贸合作，也包括政治互信。这就要说到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夕，谈判中两个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一是成员国的农业补贴，二是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当时，发达国家施压发展中国家，要求取消对本国农民、农产品的补贴，接受自由化改革。“让大公司接手农业”，我记得有如此直白的口号。所以欧洲、美国与加拿大一边给予本国农业庞大的补贴，一边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补贴，导致围绕WTO建立的谈判未能解决这个争议。2003年，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国在墨西哥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合作，即所谓的“新加坡问题”，比如在金融自由化、农业补贴及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上，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
2003年，卢拉首次就任巴西总统
这个对话机制，正好是卢拉担任总统时牵头的。中国对此非常感兴趣，并与俄罗斯、墨西哥等国加入讨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世界之后，中国也积极推动与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印尼等国合作，建立G20峰会的合作新机制。2009，金砖国家组织历史性地成立，卢拉发挥了巨大作用。金砖国家组织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地区+”的理念，不仅仅是围绕某个区域的合作，而是把全球各地新兴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探讨当前金融秩序的替代机制，以及为金砖成员国的发展募集资金。
所以卢拉与中国的交情可以追溯到20年前。自习近平主席就职并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巴西、南非等国立即表现出兴趣。过去，是中国在关注巴西、印度与南非提出的议程，现在则反过来，这些国家开始研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迪尔玛·罗塞夫在卢拉之后接任巴西总统，继续推进巴中关系。直到今天，卢拉再度当选巴西总统，而罗塞夫即将担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这是历史轮回一个有趣的意外。考虑到双方长期以来建立的友谊，我十分期待这次卢拉总统的访问能为双边关系带来新的突破。
观察者网：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不稳定因素叠加的当前秩序中，中国与巴西迅速升级双边关系有哪些深层考虑和意义？
维贾伊：首先，卢拉非常关心加深巴中经贸合作，这是摆在桌面上的议题。双边合作也可以超越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传统模式。我举个例子，中国与巴西在CBERS（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上有长期合作。该卫星项目可以观测亚马逊雨林的状况，是双向的科技合作与技术交流，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分享技术。
发射卫星没有那么简单，涉及到一整条产业链与各类应用。比如卫星隔热设备上的技术可以用于家用冰箱，通讯套件可以适用手机移动通讯。这种大型科技项目起到的示范效应，能持续培养巴西的科研人员、带动科研机构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提升、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
所以卢拉也希望推动中巴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最终能帮助巴西升级国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该国的天然气与石油储量充沛，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
其次，我认为卢拉在上海参加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的就职仪式非常重要。这体现了卢拉对金砖新开发银行不遗余力的政治支持。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正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迎接他们的新任行长，由美国提名的、前万事达卡高管彭安杰（Ajay Banga）。
彭安杰与罗塞夫两位行长的背景极为不同。前者曾在花旗集团（CitiBank）、万事达卡（MasterCard）等大型跨国企业担任高管。请恕我直言，但彭安杰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是做贷款围猎。我自己也用万事达的信用卡，他们的利率高到离谱，百分之二十几。当银行利率只有1、2个百分点时，这家企业却对正经客户开出25%的贷款利率。这简直是在犯罪。彭安杰先生就是在那样的企业文化中升上来的。他基本上没有主持援助发展中国家、帮助贫困国家的经验。
罗塞夫女士则不同。她不仅担任过巴西总统、卢拉总统的办公厅主任，还领导过巴西国内消除贫困的项目，在这件事上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罗塞夫女士有领导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丰富经验。卢拉出席罗塞夫的就职仪式并表达政治支持，这非常重要。
第三点也关乎政治。有意思的是，在卢拉出发访华之前，他最信任的顾问、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秘密访问莫斯科，并与俄罗斯高官会面。他们讨论了乌克兰的冲突，欧洲面临的不稳定局势以及其它国际问题，包括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新冷战。这是在卢拉总统访华之前。
这样一位重要的特使、卢拉总统最信任的人前往俄罗斯，其意图不言而喻。当然我没有见到他们的公开声明，只能猜测。但双方显然讨论了卢拉总统访华的问题，知道卢拉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此前，中国已经提出了关于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的12点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欧洲方面的代表，上周也访问中国并开展相关讨论。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同时迎来两位新行长：罗塞夫（左）与彭安杰（右）
因此卢拉此行的第三个目的，必然是讨论当今时代面临的最大危机——乌克兰冲突与美国发动对华新冷战；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近期各方的动作频频。马英九先生刚刚前往中国大陆祭祖并就“九二共识”发表声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则“过境”美国并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见面，引发中国大陆的回应。显然台海的局势正越来越紧张，明年台湾地区将举行“选举”，国民党正尝试在选前调整立场。
卢拉的出访赶上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在欧亚大陆的两翼，一边的局势升级到了公开武装冲突；另一边，考虑到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与菲律宾重新开启军事基地，南海与台海的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
我相信，卢拉总统会对化解国际紧张局势发挥作用。不仅在全球南方国家，实际上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首都，卢拉都是一位备受尊重的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后，大家可以期待卢拉9月份在联合国的演讲，相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会频繁出访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并传递维护和平、反对新冷战与冲突的信息。
我知道卢拉在参选前就表达过强烈的意愿，称维护世界和平将是他任内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我曾与卢拉短暂交流过，他当面告诉我，会重新收拾博索纳罗给巴西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件好事。相信巴西会在非洲大陆发挥重要的外交作用。这也是卢拉访华会与中国交流并合作的一个方面。
观察者网：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巴西与中国的双边合作能否成为一种模范，指导越来越多寻求独立自主、反对大国竞争选边站队的发展中国家？
维贾伊：我个人并不认为，当今世界正朝多极化的格局发展。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秩序，要求全世界围绕美国这个轴心转。与此同时，美国频频违反国际法，绕开联合国轰炸南联盟、入侵伊拉克，严重削弱了多边国际组织的信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尝试建立单极秩序，但并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国家拒绝接受这种秩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到处发动战争、制造冲突，逼迫别国接受美国主导的秩序。委内瑞拉政府、古巴政府以及尼加拉瓜政府，都选择拒绝。利比亚政府也尝试抵抗，最后被摧毁了。朝鲜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2007年普京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强调“不存在让全世界俯首称臣的一个主宰”，俄罗斯也要抵抗这种秩序，最后轮到了中国。
在全球南方，许多国家选择了另一种方向，巴西提出推进区域主义，牵头建立了各类区域多边合作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LACS）、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等等。在亚洲，中国政府2001年主持创办了上海合作组织，最初是为了应对西部的“三股势力”，如今正逐渐演变成一种贸易、政治合作的区域组织，连接从土耳到巴基斯坦的中亚地带。
我们看到，首先，那些不愿意屈从于美国的国家，正努力推进区域主义发展，打造区域合作新机制。其次，这些国家也希望给多边主义注入新活力。过去10多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不愿意接替美国成为那个“单极主宰”，并反对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尽管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假设一种帝国的形式会被其继任者模仿。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的世界？中国呼吁捍卫联合国宪章，支持各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加强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卢拉就任总统后，这显然就是他决心努力的方向。卢拉带领巴西重新加入了CLACS、UNASUR等组织，并与阿根廷洽谈使用共同货币的问题。相应地，中国在亚太地区牵头推进了与东盟的贸易合作，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也同时是一个区域间的多边贸易协定，重视集体协商，而不是一两个主导国家说了算。没有哪个国家应该强行对整个地区或全世界施加领导。
最重要的是，我们依然强调维护主权的观念。多边主义假设一个区域大国能够主宰整个地区，但这样的情况既不符合区域主义，也没有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正如中国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所主张，维护各国主权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并不认同世界正在进入多极格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区域主义加多边主义”的世界，联合国及其宪章应该再度得到应有的尊重。大国不应该采取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行动。我认为卢拉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各自的表述中都强调要支持多边主义。中国从来没有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也没有说未来会派出军舰征服全世界。中国说的是，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被平等对待，主权得到尊重。“双赢”的意义正好与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相契合；而多极世界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就是“零和游戏”。
这是我粗浅的意见，希望能摆脱那种权力政治、大国竞争的话语，尝试建立一种不同于上个时代的新世界秩序。当然，我也没有天真到认为大国竞争就会消失，但当前能够努力的方向，就是健全多边合作机制，节制大国主导各地区、侵犯小国主权的野心。
观察者网：您认为拉美国家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相互合作与分工方面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维贾伊：经典的全球化理论强调比较优势，比如刚果有丰富的钴矿，德国有成熟的电子工业。刚果要发挥其优势，应该向德国出口钴矿，德国的电子产品出口到刚果。但这就会导致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希提出的“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问题。因为电子产品的附加值远高于钴矿。所以过度强调比较优势，会导致像刚果这样的原材料出口国家，越来越依赖那些出口高价值产品的国家，比如这个案例中的德国。因为刚果扩大钴矿出口就会导致其价格下跌，不得不更多地借债。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依附理论。
所以，为什么不在刚果建立处理钴矿的电子元件加工厂，增加刚果出口的附加值，打破这个循环？过去有句口号叫“耕者有其田”，意思是土地要交给会种地的人。今天我们可能需要一条新口号，“商品链服务于人民”。拉美国家应该尝试打造区域型产业链，比如造电动车。巴西过去曾经有过汽车产业，玻利维亚、智利与阿根廷则有丰富的锂矿。这些国家可以探索分工写作，在厄瓜多尔与秘鲁生产汽车电池，在巴西组装汽车等等。几十年前，欧洲各国联合研发空中客车项目时就是这么做的。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可以减少南方国家在比较优势框架下融入产业链的劣势。
事实上，相比比较优势，我们更应该谈论“比较劣势”，对拉美乃至全球的南方国家来说，最大的“比较劣势”就是经历过殖民主义。
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独特的经历、庞大的体量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东风，帮助中国走出一条克服了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种种不利条件的成功道路。中国人民的营养条件、教育水平、住房水准都得到翻天覆地的提升。当中国对外开放时，产业工人的素质、规模效应与中国革命提供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这是中国独有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经历过中国式革命、土地改革或者国民健康条件的大幅度提高。
当然，中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今天未必完全适应巴西的现状。简单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能力承担试错的成本，如果深圳的开放未能成功，邓小平可以再选一块特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优势。今天的巴西，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总统治理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问题放在巴西会很复杂。
我认为在巴西设立经济特区，提供免税等招商引资的激励政策，并不是最关键因素。通过与外资合作获得技术转移才是振兴巴西经济的关键。巴西不需要通过减少监管、放纵环境污染等方式来吸引外资。当然，走向国际的中国公司也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中国公司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有多层面的运营，能在世界各地获得盈利，不必靠钻监管漏洞的方式挣快钱。
巴西不必再依靠这种方式吸引中国公司，正如中国深圳不再需要如此吸引德国的投资。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这种形式为代表的、上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已经走向落幕。相比胡萝卜加大棒式的经济算计，政治合作与互信才是引领新时代各国合作的关键。南方国家不必哀求外资进入，各方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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