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构建可能性分析报告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山大国际观察 Author 杨延龙、叶如静等
2023年4月4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结束访华行程后公开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并表示亚洲国家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马来西亚“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安瓦尔的发言迅速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认为,这是世界金融体系转型的重要信号。如何看待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以及历史上有何教训和经验,值得深入分析。
01
为何重提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东亚国家在第一轮尝试中并未取得成功,首先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且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亚洲各国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在货币、利率政策和经济周期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为区域货币的统一化及货币政策协调带来较大难度。此外由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限制了亚洲开发银行、亚洲清算协会等现有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影响力发挥。
其次,东亚缺乏能够主导地区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国家与核心货币。日本曾经是亚洲地区的经济核心国家,日元也曾经是域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货币。然而,考虑到国内外政治问题、内部经济规模和结构问题等的不良影响,日本和日元难以担当区域货币一体化的重任。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人民币的经济影响力在亚洲地区也随之提高。但不可忽略的是,人民币目前的国际化水平同其他国际货币相比仍然较低。因此,在进行系统性、细致性的研究之前,推动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区域货币一体化仍需谨慎。
再次,亚洲各国还存在复杂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亚洲历史问题错综复杂,领土纠纷时有发生,政治制度各有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存在显著差异。加之某些域外国家在亚洲地区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亚洲国家对于推动区域货币一体化尚未建立足够的信任和决心。
此外,亚洲国家之间向来以强制力较低的非制度性合作为主。这种合作方式具有“非排他性”,不易受到外部国家的阻挠。但同时因其对主权的出让程度较低,难以建立类似欧盟那样的超主权机构,从而无法对各国的“自私”行为进行有力的规范。
02
从机制构建角度来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
(一)合并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及“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建立以实缴资本为基础、具有法律地位和常设机构的基金实体。CMIM作为多边资金救援机制,通过帮助东盟成员国与中日韩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来处理短期国际收支和流动性问题。AMRO则具有开展宏观经济监督、提供技术援助等核心职能。由于二者存在外汇储备库管理分散、拨付金额限制、与IMF贷款条件挂钩、存在“选择退出”安排等问题,机制的实用性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域内国家也更多选择寻求双边机制或IMF救助,以获得快速的融资工具和信贷便利。AMF建立后可以借助基金实体,实现对区域外汇储备库的集中管理,提升实际可用规模和危机救助能力,降低对双边救助机制的过度依赖。除此之外,其他改革建议包括:
第一,推动CMIN与AMRO的功能性联合。目前双方是独立运行的机构,在运作细节方面并不明晰,极大的限制了CMIN的流动救助作用和AMRO的经济监测职能。AMF的建立可以依托双方的运行基础,对其进行功能性合并,实现由危机救助单一功能,向域内经济风险评估与管理、贷款项目的开发与管理、监测区域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发展等功能的联合转变,提升组织建设和工作效率的质量。
第二,完善有关贷款机制的规则和程序。目前CMIM现有的贷款工具箱局限于常规和预防流动性支持的工具上。考虑到未来金融领域的多样性发展和变化趋势,AMF可以增设紧急救助资金和中长期发展支持资金,[1]帮助亚洲国家更好地应对结构性挑战和突发融资需求,为未来地区金融合作和普惠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第三,强化金融风险监测能力,提升亚洲金融体系的稳健性。IMF有着成熟的双边、多边金融监管及贷款项目制定经验,相比之下,亚洲区域的国家级金融监管力度较为严苛,但区域性监管能力薄弱。也正是由于这一点,AMF预计短期仍将借鉴IMF的金融监管机制建设经验,长期实现从简单的“信息共享”过渡到“同行审议”和“尽职调查”,以监测和应对系统性风险。
(二)短期继续与IMF进行合作,弥补机制缺陷和功能不足;长期发展为独立的区域金融安排。尽管AMF落脚于亚洲,但仍需秉持开放主义和多边主义继续与IMF进行合作。双方可制定协调框架,加强互补性,创造协同效应。AMF应借鉴IMF的运作经验,对IMF的缺陷和不足进行补充:
第一,借助比较优势与IMF的贷款形成互补,降低道德风险,畅通融资渠道。在救助亚洲金融危机的具体实践中,IMF作为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对亚洲国家的贷款援助存在条款苛刻、力度不足、时间滞后等问题短板。AMF的建立,一是可以充分发挥对域内经济体更为熟悉的比较优势,在危机之初提供紧急资金,防止小规模危机演变为地区危机。同时与IMF的后期贷款形成互补,降低了道德风险威胁;二是依据区位优势,根据亚洲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制度、经济开放程度与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贷款和救助政策,畅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紧急资金融通渠道。
第二,改善长期以来亚洲国家在IMF内部投票权比重和代表性过低的现象。截至2023年4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10+3)在IMF的总投票份额为18.8%。尽管这一数值在2010年的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之后有所上升,但仍落后于世界经济变化的现实。且美国投票权长期位于15%以上,可以否决IMF需要85%以上多数支持的重要治理事项。AMF的建立将加快亚洲经济体的融合进程,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03
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构建的展望
目前,由于亚洲尚未出现高度一体化的国际区域组织,没有足以替代美元的自由流通货币和能够主导推行这一举措的“轴心国家”,导致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长期处于设想阶段。AMF的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点:一是将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反对。AMF的顺利推行,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且将对美元的国际货币核心地位产生强烈冲击。美国很有可能通过对亚洲盟友施加压力,以提升AMF的构建难度;二是域内国家的犹疑。基于前期失败的教训,域内国家对于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和主导货币的出现大多持观望、怀疑态度。例如,印尼对重启AMF的想法谨慎接受,马来西亚的一些专家也怀疑能否吸引到日本参与项目。
未来,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建,预计会在以下几个方面革新亚洲和全球货币体系。首先,全球新型货币合作进程将在“去美元化”浪潮之中进一步提速。以AMF为代表的区域性金融集团的建立,可以有效破除美元及其支撑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武器化,推动构筑一个确保各成员国货币金融稳定和安全的互助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贸易、投资、借贷等经济活动的本币计价和结算机制,以减少美元依赖。
其次,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有助于稳定亚洲金融市场,降低亚洲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和高风险性。目前东亚经济体系主要面临三重风险:重大外部冲击,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欧元区的通胀危机等,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威胁;内部风险,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不善、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以及公共和私人债务的累积;域内国家和地区政府之间缺乏充分的政策协调,特别是在政策对话、经济监督和危机管理等领域。AMF将在域内构建完善的贷款工具箱、跨境监测机构和风险应对系统,实现域内金融发展动态的信息共享,开展更加实际的监管合作和危机救助,有效监控、预测并应对三重风险。
最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将通过AMF的建立显著提升。自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努力重塑地区金融秩序,实现了IMF的份额改革、多边金融机制和倡议的成立。未来亚洲区域将会在提高IMF内部话语权与代表性的基础上,通过建立AMF来推动区域性统一议程与框架,实现成员国在贷款融资、金融监管与治理、货币储备等方面的利益政策协调,扩大制度能力和承诺,建立以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金融治理新模式。(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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