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韩国国防工业的过去与未来

作者：唐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

来源：东北亚研究通讯

2021年年韩国武器出口额已达70亿美元，以2.8%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八。韩国武器出口井喷式增长反映出韩国国防工业整体实力已发展至较高水平，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韩国国防工业为何在短时间内取得快速发展以及发展前景如何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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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1. 起步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韩国国防工业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出于应对朝鲜的考量，强调发展自主国防力量对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提出培育本国国防产业，尽早实现武器装备国产化。在制度设计上，朴政府加快推进立法工作，于1973年制定出台《军需调配特别措施法》，并引进“国防物资和国防企业指定制度”，规定由特定企业垄断性生产与供应国防物资。在组织安排上，朴政府搭建了政府-科研院所-民营企业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青瓦台扮演总指挥角色，下设第二经济秘书室，专门负责国防工业相关政策制定工作；国防科学研究所（ADD）负责兵器装备的技术研究、开发和试验工作；韩国机械、东宇电气、统一产业、大韩光学、韩国火药等29家民间重化工企业专门从事国防物资生产活动。在计划实施上，朴政府相继推出了“闪电事业”和“栗谷计划”，将国防费用维持在GDP的4%水平，总计投资15.26亿美元用于构筑武器自主生产体系。到80年代初，韩国国防工业体系初具雏形，基本实现海陆空三军所需常规武器的自主研发与生产，形成了国防工业与民间重化工业紧密相连、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

2. 短暂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外部安全环境大大改善。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主张依靠韩美同盟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应减少对国防工业的资源投入。全斗焕政府将培育国防工业的主导权下放至国防部与工商部，大幅缩减国防预算，国防科技研发费用占国防总支出的比重由朴正熙政府时期的3.5%降至1.3%—1.5%，导致韩国军工研发水平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尖端精密武器研制能力严重不足。大多数军工企业出现开工率低、生产设备闲置、收支情况恶化等问题，部分企业甚至濒临破产。

僧多粥少的残酷现实加剧了韩国军工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为解决这一问题，1987年，韩国政府实行“专业化系列化制度”，将武器分为以制成品为主的专业化品种和以零部件等半成品为主的系列化品种，由特定企业分别从事两类武器产品研发或生产活动，允许相关企业优先参与政府的武器采购项目。该制度有效防止了重复投资造成的资源浪费，保障了军工企业的开工率，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间良性竞争，导致企业放松对技术研发的投入，长期看有损韩国国防工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国防工业发展近乎停滞，尽管实现了国产战车、装甲车等常规武器的批量化生产，但在尖端精密武器自主研制方面始终未有突破性进展。

3. 快速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冷战后，韩国国内加强自主国防的呼声再度高涨。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提出“韩国国防的韩国化”，恢复并扩大对本国国防工业的扶植力度。韩国政府着手改革国防物资采购制度，重视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引进折中交易制度，积极构筑独立自主的武器研发系统，引导军工企业的经营重心由武器生产转向技术研发。90年代的韩国国防工业不仅顺利完成了K-1战车、K-55自行火炮、4500吨驱逐舰的量产任务，还开始了新一代战车、火炮、舰船的自主研发进程，为后期韩国独立研发尖端武器并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根基。

韩国K-21型步兵战车由韩国国防部从1999年12月开始研发，于2007年定型。

进入21世纪后，韩国国防工业发展进程明显加快。卢武铉政府主张“韩国防卫应由韩国主导”，提出“国防改革2020”中长期自主国防推进计划，于2006年废除《国防工业特别措施法》，重新颁布了《防卫事业法》，将原来由国防部、韩联参、海陆空三军分管的培育国防工业及军需品采购管理工作整合至新设的防卫事业厅，解决了各方相互掣肘的痼疾，进一步巩固了发展本国国防工业的法律根基。李明博政府将发展国防工业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入竞争机制促使国内军工企业进行良性竞争，出台一系列出口振兴政策推动国产武器出口，加大研发投资力度，鼓励民间企业参与常规武器研制工作，推动军用技术民用化。文在寅政府承袭“自主国防”目标，力推“国防改革2.0”，将培育国防产业和国防科技研发相关事项从《防卫事业法》中分离出来，分别制定出台了《国防工业发展法》和《国防科学技术革新促进法》，从法律层面进一步完善了韩国国防工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发展至今，韩国国防工业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体系完备、军民融合的工业发展格局。一方面，韩国国防工业体系几乎囊括了除核工业外的所有领域，除个别战略武器仍需依赖进口外，已基本实现各类武器的自主供应。另一方面，韩国国防工业强调军民融合发展，三星、现代、LG、SK、大宇造船等民间大型综合企业不仅主导武器生产，还深入参与军用科技研究开发工作，使得韩国的军事技术从诞生之时即与民用市场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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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因素

1. 安全环境变化的外在驱动

来自朝鲜的威胁和来自美国的安保支持一直是韩国安保战略中两个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在韩国看来，驻韩美军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是抑制朝鲜威胁以及维持南北力量均衡的重要保障，在其安保战略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过度依赖驻韩美军也导致韩国对外部安全环境的感知极易受美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大力调整对外政策，优化战略力量分配，弱化对亚洲盟国的安保承诺，压缩在亚洲的美国驻军及基地，减少对韩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韩国政府内部开始质疑韩美同盟可靠性，担心会被美国抛弃。

同时，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不断加剧。此时朝鲜在与韩国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攻势，导致非军事区冲突事件激增，半岛局势风云骤起。朴正熙敏锐察觉到南北力量均衡难以为继，仅靠外援恐难保障国家安全，开始将安保战略重点转向强化自主国防力量，以确保在被美国彻底“抛弃”之前具备独立防御能力。

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的常规武器研发和生产能力已远超朝鲜，但朝核这一非对称性威胁以及美韩同盟的“抛弃困境”始终是韩国安保战略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也时常陷入“缓和-恶化”的循环怪圈。受外部安全环境变化驱使，几乎历届韩国政府均重视培育自主国防力量，推动韩国国防工业不断发展。

2. 国防自主意识的内在驱动

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快车道，并在短时间内从赤贫国家飞跃为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极大提升了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唤醒了国内沉睡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带来了社会心理由对美依从向追求民族自主的转变。这种转变催生了韩国国内对“美主韩从”式不对称同盟关系的不满，甚至出现了要求美国立即撤军或阶段撤军的呼声，韩美同盟的“抛弃问题”出现了新的版本——由韩国担心被美国抛弃转变为主动抛弃美国。在此背景下，韩国的自主国防意识逐渐演变为自发性意识，深刻影响着韩国安保政策走向，成为韩国建设国防工业体系的重要内在驱动力量。

3. 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

国防建设是国民经济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为经济建设提供服务，具有直接经济功能。朴正熙政府时期便意识到国防工业建设对带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将与军工相关联的重化工业视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进入21世纪后，韩国政府开始谋求通过对外军售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打造了数款用于出口的军工产品，推动国防工业结构由内需驱动向出口驱动转变。韩产武器大多师承美国，技术先进且兼容度高，性价比高，还可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在国际市场中广受青睐，出口对象国遍布全球。截至2022年11月底，韩国武器出口额已超过170亿美元。此外，高水平的国防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大大强化其他产业的整体技术竞争力，有助于韩国相关科技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创造出巨额收益，驱动韩国国防工业不断成长发展。

K-9自行火炮，韩华防务公司明星产品之一

4. 工业化、政策引导和技术引进奠定现实基础

首先，朴正熙政府推行“重化工业立国”战略，在韩国建立起较完备的现代重化工业体系，为本国国防工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国防工业培育政策，不断扩大资金投入，为韩国国防工业起步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最后，韩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外技术合作，通过与国外研究机构间的技术交流获取先进技术，并在购买国外武器时要求对方进行一定程度技术转让，逐步将对方核心技术成果化为己用，提高自主研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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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方向

1. 韩国国防工业未来发展战略

2023年，韩国防卫事业厅出台《2023-2027年国防工业发展基本计划》。作为尹锡悦任期内制定的规划文件，该计划提出到2027年时将韩国建设为四大武器出口国和五大军事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确定未来5年通过提高尖端战斗力刺激军工出口并增强规模经济效应的战略方向，充分反映出尹锡悦政府将国防工业定位为国家主导产业的决心意志。该计划预计，韩国国防工业总销售额将以8.9%的年均增速从2021年的18兆韩元激增至2027年的30兆韩元，出口额也将从2021年的70亿美元增至2027年的200亿美元。

2022年11月24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军工出口战略会议。

2. 韩国国防工业未来发展重点

韩国国防工业将紧跟现代化技术发展，扩大对自主研发的投入，尤其注重在能够左右未来战场形势的核心技术领域发力。具体来看，韩国军工未来将重点发展以下三方面能力。一是增强导弹研制能力。韩国将投入巨资研发并部署地对地、舰对地弹道导弹，同时研发打击精度更高的导弹，以提升“韩版导弹防御系统”的探测和拦截能力。二是发展军用人工智能。尹锡悦政府的“国防革新4.0”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基于人工智能的无人综合作战系统将成为未来10年韩国武装力量主体。三是强化太空和网络安全防御能力。韩国政府计划投入1.5万亿韩元，用于研发太空武器系统的核心技术，扩建网络部队和太空部队。韩国对国防工业的未来发展的布局可谓野心勃勃，既要巩固已有优势，又要补足航空航天领域的短板，还要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抢占先机。可预见，韩国国防工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发展的快车道。

2022年10月19日，韩国以及波兰官员在韩国现代罗特姆工厂举行K-2坦克出厂仪式。

3. 韩国国防工业未来发展制约因素

尽管韩国国防工业整体上已达到较高水平，在国际市场中颇具竞争力，但仍有一些制约因素掣肘其未来发展。

首先，核心技术对外高度依赖。尽管韩国在武器自主研发上持续高水平投入，但仍有许多自研装备无法摆脱对欧美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依赖。这些装备在对外军售时往往需事先得到技术提供国的许可，导致韩国武器出口极易受外部因素干扰。韩国军工缺乏高超音速导弹、核潜艇、第五代隐形战机等高精尖战略武器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相关武器完全依赖进口。

其次，自研产品质量不稳定。虽然韩国现有军工生产线能够将世界各国生产的先进零部件组装成可用的武器装备，但在关键领域仍存在不少技术缺陷，导致产品质量无法得到充分保证。随着越来越多韩产武器走向国际市场，产品质量问题可能会令韩国军工业的品牌形象受损。

最后，生产利润率低于一般制造业。韩国为抢占国际市场份额，长期走低价竞争路线。此外，韩国政府规定按照企业生产时的实际支出进行补偿，导致企业节约成本的意愿不断下降，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2019年，韩国军工产业的利润率仅为3.7%，低于韩国一般制造业4.4%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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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韩国国防工业近年来突飞猛进并非偶然，是韩国政府和企业界多年来在国防工业领域谋篇布局的集中体现，其背后是韩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和扩大经济利益的双重考量。但也应看到，韩国对外军售短期内激增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乌克兰危机令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空前复杂严峻，各国军需上升。一旦地区冲突逐渐平息，军火采购需求有可能直线下降，未来几年韩国武器出口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仍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武器出口在国际战略博弈、实现国家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军事安全和文化塑造等功能，正日益成为各国尤其是大国间重要的国际战略博弈手段。因此，不应仅从经济角度将韩国武器出口猛增解读为“成功典型”，还应关注到其对韩国外交事务和地缘政治的复杂影响。韩国将国防工业打造为国家主导产业的“雄心壮志”或在短期内带动国家经济增长，但稍有不慎便可能令韩国陷入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长期看与韩国维护本国安全的初衷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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