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希教，韩国光云大学中国学科教授
金希教，1962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山清郡。他在延世大学历史学系攻读了本科和硕士课程，1996年复旦大学获得了文学博士（历史学专业）。现任韩国光云大学东北亚文化产业学部教授，曾任过韩国学术期刊《历史批评》编委，兼任历史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委员。著作有《你好？中国》、《寻找自我的46种质问》、《正确使用历史用语》（合著），有译著《寻找现代中国》、《20是影像记录世界史1：中国的世纪》等。他还在中国发表了《韩国的中国观及其保守的历史》、《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韩国的孙中山研究动向》等中文论文。最近他出版了《掌柜主义的诞生——谁也敢说的中国、谁也不说的中国》（2022年出版），赢得了韩国前任总统文在寅的评价，引起了不少反响和关注。
摘编：金希教，“韩国的中国观及其保守的历史”，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十三辑，2003年8月。
金希教 教授
2001年10 月，在韩国的书店里，三本有关中国的书最为畅销，即: 《中国是假的》、《中国冲撞》，以及韩天野的《中国见闻录》。这是有史以来刮起的最强劲的中国风。中国好像突然从天而降，对中国的调查和议论十分热烈。内地旅行家韩天野所著中国旅行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过去50年韩国是如何认识中国的，这种认识又是在什么样水平上的。现在虽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屏障已经撤去，但是对许多韩国人说来，中国仍然是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内地”。更引人注意的是从另外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中国冲撞》和《中国是假的》这两本书，它们同样热销。前者展望中国市场的美好前景，以指导韩国的中国投资商为目的。它引用美国GM公司威高纳所说：如果一个公司在中国还没有进行战略投资，那就等于这个公司放弃了它的世界战略。这本书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中国的时代到来了。”后者是对最近出现过于关心中国经济的现象的一种反论。它的焦点集中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方面，它的原来书名是“The Chinese”，后来改为现在的书名《中国是假的》，书名的更改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意图。事实上，这本书没有值得特别注意之处。它主要以中国农村为分析对象，强调中国的落后，它是以西方的东方主义为基础，从西方资本主义的角度否定地描写中国。这本书在韩国翻译出版并且畅销的原因在于韩国整个20世纪都属于美国体系，存在着冷战意识，而具有这种冷战意识的“社会主义中国否定论”的韩国版，随着“中国礼赞论”的出现而出现。
《中国冲撞》一书相对于《中国是假的》，很接近“中国礼赞论”，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态度相对地说宽容得多。它虽然从冷战意识中脱离出来，但是在对待冷战时期形成中国否定论的利益集团的关注这一点，仍然是原来的主流思想。以“经济利益”代替“冷战意识”，重点放在中国这一“市场”上，就是它所追求的战略，“如何从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赚到钱，如何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是这本书的主要关心部分。2001年下半年，韩国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一行来到中国，就像19 世纪末美国的工商业者们叫喊“到中国去”一样。从这一点来看，形成了与美国相近的中国论，绝不是偶然的。
笔者所关心的并不是韩国突然出现关注中国经济这一事实本身，而关注的是韩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居于支配地位或主流的状态如何。现在韩国对中国的看法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同中国往来时对中国的看法非常相似。当时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市场，在此基础上把中国人物化为消费者，它在20世纪上半叶首先考虑的不是为什么中国人选择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而是关心共产党执政将会失去市场和由此带来的损失。美国想通过国民党维护它在中国的市场，因而支持国民党内战，战争的结局却连市场都失去了。韩国支配性中国论是美国市场中心主义的翻版。所谓“韩流”的韩国大众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只是为了拓宽韩国在中国的商品市场而已。把中国只看成市场，进一步支配韩国的中国观。与此相联系的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霸权论”，认为中国强大必将追求在东亚的霸权，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引起环境破坏，华人经济圈再生将构成中国的威胁，如此等等，它们是19世纪末美国向太平洋扩张时形成的“黄祸论”的现代版。韩国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对此毫无疑义，全盘接受。
中国方面，站在反帝反霸权主义的立场，否认“中国霸权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的是，“从未向中国本国以外的领土派出军队，哪怕一名军人也没有”。冷战结束之后，韩国的中国研究者几乎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阅读中国的文献资料，为什么他们仍然不能接受中国的说法呢? 美国一些学者“以中国为中心去理解中国” 的方式也没有被我们韩国人接受。用一只眼睛看中国，并不只限于“中国霸权论”。最近展开的“殖民地近现代化”的讨论和有关民族主义的论争，也可以看出来，对于有过殖民地历史的东亚，一般都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看法。但是韩国对中国基本上只存在一种看法，以支配性中国论亦即主流中国论去解读中国，也就是批判性中国论失踪的历史。
1949年以后，韩国有关中国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第二阶段是朝鲜战争以后的冷战时期；第三阶段由于冷战局势缓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这个阶段就是从与“敌国”中国建交以迄于今。
在第一阶段，韩国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和理解是多方面的。金日出翻译的《新民主主义论》刊行三个多月，便卖了一万多册。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韩国史学界对中国的看法，完全抹煞了对中国社会肯定的一面，这一支配性中国论是冷战体制的产物。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而支配性中国论仍然无视中国的变化。对中国的否定是由两个方面的要素构成。一是以冷战意识为基础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是以官方助长的民族对立情绪为基础担忧中国富国强兵的感伤民族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否定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大体上都是立足于近代化论，即认为中国要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从而从否定的角度描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并且预测社会主义中国崩溃的可能性。这种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存在，而在毛泽东、邓小平逝世后，更达到了顶点。对中国社会消极一面过多的渲染，都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失败。而中国现代史也主要是以“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连中国人也认为是谬误的内容为中心记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并不是只有消极的一面，它也有土地改革、义务教育的普及、社会福利政策、国内统一市场的开辟，以及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差别缩小等积极的历史，它们甚至也被曾经走“不纯粹资本主义”道路的韩国所接纳。然而韩国支配性中国论对此却熟视无睹。
杭州西湖九曲石桥
韩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同样存在支配性中国论，它使用两种基本理念，就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
韩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从殖民地时期到现在，广泛存在着对客观主义的认定，“就算对问题认识得再好，方向也没有错，但是如果缺乏对相关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对历史资料的正确理解，那么就不会有研究的价值，反而会存在阻碍学问发展的忧虑”，这一主张成为20世纪韩国中国史学界不成文的规则。中国史研究者的客观主义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待史料的中立性，即指使用史料时要抛弃偏见，即使不利于自己论点的史料，也要公正对待。第二层次有关研究的方法论，诸如“没有史料就不要说话”、“让史料说明一切”的主张属于这一层次。客观主义从殖民地时期引进兰克(Leopold von Rank)史学以后到现在，成为东洋史研究者所信奉的金科玉律。这两个层次的客观主义对韩国东洋史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人的一生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学术领域有飞跃性或划时代的发展，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发展大部分被看成是这两个层次客观主义带来的成果。被国内外史学界誉为“把中国历史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准的闵斗基先生的学问特点在于考证与客观的严格性”，这一评价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层次的客观主义要求研究者保持政治中立，主张“不持有特别的感情或价值判断，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论把中国的历史学当作“政治侍女化”来批判，还是把中国史研究下限划在1949年，都与这一层次客观主义相关联。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第一层次是必备的修养。笔者课题要进行研究的是韩国中国史研究中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客观主义。其实，第一层次客观主义并非独立存在，当决定史料素材的选择时，第二、第三层次客观主义就会介人，从而在对待史料方面时常发生客观主义并不客观的结果。试以《讲座中国史》说明这部著作分7卷，由36篇论文构成。它“毫无遗憾地显示出韩国对中国史研究水平”，甚至被赞为“其中不少文章超过了70年代日本学界相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超过了《岩波世界史讲座》中国史部分的水准” 。《讲座中国史》确是代表了韩国中国史研究的水准，尤其在第一层次客观主义方面更显示其卓越的一面。但是这部著作在第二和第三层次客观主义方面却暴露出几个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这部书没有收录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单独题材的论文。它标榜“概说”，而且被推崇为可与代表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水准的《剑桥中国史》相媲美，而《剑桥中国史》把中国现代史的下限划在1949年，而且有关共产党部分分设4个独立的章或节。《讲座中国史》却没有设定这方面任何有关的独立章节，这一点不能不成为这部著作描述中国近现代史的致命弱点。其次，虽然韩国的东洋史研究者追求保持政治中立的第三层次客观主义，但是事实上许多人迄今为止仍然对社会主义中国持否定的态度，而对国民党和台湾则表现出过分的亲近。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经过长期混乱后建立的统一政权不能发挥政权的职能而灭亡的先例很多，因而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能否长期维持下去。这样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社会主义中国否定论的一面，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中国不但没有崩溃，而且已经跨进了21世纪的门槛。由此可以看出，信奉客观主义的韩国中国史学竟然比强调“历史是严密地追求过去的真理”的兰克式的主张，更接近于持“存在的不是客观、普遍的历史事实，而是掌权人按其利害关系而任意杜撰编造历史”观点的约翰·司各特(John Scott)的主张。20世纪韩国东洋史学主流的实际载体是什么?笔者认为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主流的自由主义有两种表现形态，即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的热衷，恰如一枚铜币的双面。如前所述，持客观主义的韩国中国史研究者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为中国现代史的下限，与政治立场有联系，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只有把与自己现实生活隔离的时代作为研究的对象，才有可能客观正确地把握历史。“现代”不同于“现在”。“现在”指的是正在面对的时间内表现出来人们行为流动的延续，它是还未曾被过去化、历史化的流动体，人们只能参与其中，却无法进行观察。“尘埃尚未落定”的现在是无法观察的，只有等“尘埃落定”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冷静的观察和研究，这是被历史化的现代结束于1949年的原故。如果采用这种理论，研究当代的社会科学家都成为叙述虚构的非客观的研究者了。自由主义理念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从主流的东洋史研究者使用“共和革命”和“国民革命”概念分析中国现代史中也可以窥见。《剑桥中国史》叙述中华民国史，使用“国民革命”这个概念。韩国学者把中国现代史理解为从“共和革命”开始、以“国民革命”结束的“共和制立宪国家”建设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被置于中国现代史中次要甚至不必要的地位；把“五四运动”看作是“第二次共和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就很自然地从这个运动的核心位置排斥出去。《讲座中国史》以“改革与革命”、“新秩序的探索”为题目叙述近现代部分。“革命”是指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国民革命”；新秩序意味着国共合作下形成的新的政治体制或以联省自治论为依据的联邦制，把它们作为这段历史的主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研究者所持有的自由主义理念。韩国东洋史研究者在对社会主义中国持否定态度的同时，赞赏中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历史观闵斗基教授对胡适(1891一1962 )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胡适信奉科学、民主、自由等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虽然白永瑞教授指出，闵斗基教授在研究胡适时始终保持中立的姿态，但是正如闵斗基自己所说那样，他似乎有“把自己投影到对胡适的研究当中”的痕迹。他把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的胡适研究，看作是“胡适播下的种子乘着现代化的风像蒲公英越过海峡飞到了大陆”。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在《中国初期革命运动的研究》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来。这部著作记述的不是在同类著作中经常出现的李大钊、陈独秀，而是孙文、蔡元培、陈公博、徐谦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物。代表韩国中国史研究的如“闵斗基学派”，几乎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研究的中心主题，正体现了东洋史研究者对自由主义的推崇。
对支配性中国观持批判态度的中国学并不是没有根基。在这方面，李泳禧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李泳禧的中国论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从肯定的方面介绍了中国，而与韩国主流中国论相对抗。他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完全平等，友爱，自我牺牲，对集体的奉献精神，以及励行节约”，而且也肯定了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破除专家权威主义，废除迷信，讲究科学，缩小城乡差别，用辩证法结合传统与现代”。他把这些方面介绍给韩国社会，抵制韩国独裁社会的意识，成为韩国批判性中国学的典型。
可是，李泳禧开创的批判性中国学不但没有能够取代主流论的地位，反而像海市屋楼一样很快失踪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局势的缓和，在韩国社会形成多样的观点相对说来容易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批判性中国学的消失就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固然由于他把研究兴趣从中国转移到了朝鲜，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失望。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泳禧的“真正社会主义论”开始形成。他说：“实际上，我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想要中国站立起来，他们的道德主义、纯粹的人道主义是我真正欣赏的地方。”他认为，“把重点放在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一些，是中国革命堕落的开始。”虽然在这以后，李泳禧自己也认识到如果没有物质基础、物质生活，人间社会光靠精神主义是无法存在的。但这已是批判性中国论走上其他道路之后的事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原来站在继承李泳禧的批判性中国论立场的学者，形成了两个不同方向的中国论。一个是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继续摸索进行真正理想社会的建设，另一个是越过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界限的“东亚共同体论”。前者致力于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受容界限，后者则集中于批判追求富国强兵的中国。“真正社会主义论”是用普遍的抽象的尺度去衡量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在普遍主义倡导脱离时代具体特征时，历史展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实践的力量和进步的作用，而是保守的作用。192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巡回讲演时，主张通过非暴力在自给自足、合作劳动等原则的基础上建设农村共同体。与此相比，鲁迅所描写的阿Q实像在历史上更具有进步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胜利的理由，不在于理念的纯粹性，而在于理念的现实性。问题存在于比较的方法中。把成立不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与“真正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行比较，或者把社会主义中国拿来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优越方面进行比较，在方法论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彼此之间非常不同，中国现在还是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毋庸置疑的。与“真正社会主义论”相比，“东亚共同体论”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更加处于批判的立场。虽然还很难明确他们的新“共同体”是什么形态，但是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出来巨大的力量。白永瑞在其著作中提出，香港回归，中国人以国家统一为象征来唤醒中华思想和爱国心等民族回忆，中国综合香港的经济力量，取代世界第六位的意大利而成为经济强国；一旦统合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侨的经济力量，形成“华人经济圈”，中国的力量就更为强大。白永瑞的著作不是强调香港回归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作用，而是强调中国实现现代化将带来的威胁；它评价的不是中国人民在殖民地时期所受的苦难，以及为摆脱殖民地统治而进行的不懈努力，而是关注中国富国强兵的发展计划及其影响。从这一点看，它的主张是处于脱离近代主义的立场的。事实上，中国强调这样的民族感情，正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是振兴中华的力量所在。而“共同体论”实际上是在想象中国巨大力量的基础上形成“中国霸权论”、“华人经济警戒论”，它是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相呼应的。它用“极端民族主义”或“非理性的排外主义”来形容中国人对付外部敌对势力企图“动摇中国”而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时，现实的理性的民族也就沦落为妥协主义和投降主义了。韩国批判性中国学失踪的历史事实上就隐藏在把中国人的爱国行为称之为“非理性的排外主义”的背景中。
“真正社会主义论”把焦点集中在批判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共同体论”把焦点集中在“中国威胁论”，而在韩国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国论却是由“市场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论。甚至一些进步的言论，也偏向于市场主义。然而，中国不仅仅是市场，而是13亿人生活的国家。我们应该认真检视和屹立于世界的他们怎样共同面对生活，面对将来。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换期。近来韩国一部分学者十分关注中国学术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等重要的争论，努力复苏自李泳禧先生之后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失踪的韩国批评性中国学。批评性中国学为了要站住脚跟，首先应该做的是准确地把握并分析在韩国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国论，并且探求对付的方法。韩国支配性中国论今天依然有巩固的基础。与其消除连寻找失踪痕迹都很困难的批判性中国论的界限，不如首先确立对支配性中国论批判的中心（注释省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