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浙江大学教授王勇：研究日本历史，我们缺课太多

撰文：唐山

来源：探照灯好书 

王勇：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

“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在《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的中文版序中，著名学者王勇先生引用了青原惟信的这句名言。

青原惟信是唐朝名僧（并非日本人），王国维先生治学的三重境界，当从此句化出。

王勇先生的意思是，谈到认识日本，“看到”只是第一境界，“理解”可称第二境界，“有悟”方为第三境界。

遗憾的是，大多数国人距“看到”尚远，国内不少专业学者提到日本，仍将《菊花与刀》奉为经典，不知该书早被英国著名学者艾伦·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的作者）斥为“过时”“不真实”。

百余年来，国人往往因“旧说”“定论”，抑制了深入了解日本的好奇心，结果不断付出代价。与此同时，日本却在努力了解中国。讲谈社另有一套影响颇大的书——《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王勇是该书作者之一，让他惊讶的是，专业性那么强，当年销量竟达百万册。

“普通日本百姓都在读中国史，可中国知识精英都很少读日本史。”王勇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无力推出一套基于自己学术成果的、相对专业的多卷本《日本通史》。

国家无法选择邻居，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古今通理是多了解者胜，无知者败，由此知《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出版的意义。

除了天长节，日本人还搞了个地久节

探照灯好书：这套书强调推翻了日本是孤立的岛国、日本是农业国家等“常识”，这么做的价值何在？

王勇：本书由著名学者网野善彦先生领衔，体现了“网野史观”，但也不是每本书都贯彻了这一史观。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史学西化倾向明显，思维方式、学术规范、语言等皆然，这套书试图摆脱这一束缚，立足日本去诠释日本史。

古代日本记史传统受中国影响，只录五品官以上，是高官、贵族、名门等统治阶级的历史，这套书则关注了工匠、游艺等制度外的人们，利用了一些新材料，如乡村材料、传说、契约文书等。比如从海洋命名的角度看日本，如果日本只是孤立的岛国，那么就应只关心内陆，对海洋命名不感兴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日本史学中，有“皇国史观”，至今仍有。为神话天皇，刻意排斥周边国家对日本的影响，但在历史上，日本并不是封闭的，它广泛吸收了来自朝鲜半岛、中国、西方的影响。虽然日本天皇也承认，自己有外来血统，但写成书，需要一定勇气。

总之，这套书没有忽略周边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体现了日本当代一线历史学家的担当。

因为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大，中国读者的感受会比较特别——觉得不只在读别人，也在读自己。比如日本天皇生日叫天长节，二战时，军国主义分子特别重视它，每年都会搞大动作，比如轰炸、屠杀等。但天长节源自中国的唐玄宗，但日本也不是全部照抄，比如根据“天长地久”，称皇后的生日为地久节，这是中国没有的。

看到这些地方，中国读者难免会心一笑。

日本进入东亚文明圈时，还是母系社会

探照灯好书：古代日本为什么对女性相对重视？

王勇：这与历史传统有关。日本天皇的始祖就是一位女性，在史籍中，关于日本的最早记录来自《三国志·魏书》，记录的也是一位女王——卑弥呼。这说明，日本进入东亚文明圈视野时，还在母系社会阶段，随着中国文明输入，打断了日本文明原本的进程。

日本最早引入中国文明的是圣德太子，但他听命于长辈推古天皇（东亚最早的女帝），此后日本又出过很多女天皇。在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日本出现了文字，主流是汉字，又称男文字，此外还有本土文字，即假名，又称女文字。《源氏物语》就是用女文字写的。可以说，在大和文化的源头处，就有女性色彩。

没有货币经济，日本为什么还要铸钱

探照灯好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虽然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但还是保持了强烈的主体性？

王勇：那要看什么时代，不同时代不一样。在平安时代前期之前，日本人对唐风文化，也就是中国文化，是全面推崇的，根本不讲什么主体性。当时日本佛教分6大派，政治、文化、信仰合一，影响非常大，它们选祖师爷，原则是先找中国人，找不到中国人，就找去过中国的日本人，再找不到，就伪造。

为什么日本人肯花那么大力气请鉴真大师东渡？当时交通不便，去日本的风险太大，可当时日本人确实很需要。

可以说，除了宦官、缠足等，日本人没接受，剩下的，只要唐风文化，日本人一律接受。有些移植很可笑，比如日本当时没有货币经济，看中国有货币，所以日本也要有，可日本生产出来的货币，从未投入实际流通。

此外日本看到中国有长安城，他们也要仿造一个，搞不起大的，就搞个缩小版，只有唐朝长安城的十几分之一。因交通不便，当时日本人无法到中国圣山朝拜，所以日本也设了五台山、天台山等，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总之，精华、糟粕都要，比如唐朝作家张鷟写过一本传奇小说《游仙窟》，“文辞华艳浅俗”，它在中国失传，却被日本保留了下来。清朝末年，学者杨守敬将它抄回，以后鲁迅正式讲到这篇作品，才引起国人注意，补充了对中国俗文学史记载的缺失。

经过长期积累，到9—10世纪，日本开始消化唐风文化，凝聚成日本化文明，才有了选择性。比如日本也有儒学，但不要《孟子》，因为孟子同意“易姓革命”，与天皇“万世一系”冲突。大约在中国明代时，日本传说商船上有《孟子》一书会翻船，周边国家的船到日本，日方都派人上船搜书。此时日本已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可以对中国文化加以选择，并重新组装。

喜欢中国历史，为何不接受中国当下

探照灯好书：既然仰慕中国文化，为何今天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缺乏好感？

王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承认中国古代，但不承认中国现实。在近世日本，有“华夷变态论”，认为宋朝、明朝是中国文化，但被元朝、清朝打断，华已变成夷，日本反而成了“小中华”。他们自认为比元朝、清朝高，继承传统的东西更多。

这个观点被日本右翼利用，比如石原慎太郎，他也仰慕中华文化，认可白居易、鉴真等，但他将中国分成文化中国、政治中国两部分。

文化中国即传统中国，是日本人崇敬的对象，日本有很多神社拜中国人，比如白居易神社，此外吴服神社中，祭拜的是阿知使主（刘阿知），她是来自江南的中国女性，将制作和服方法传授给日本人。

政治中国即现代中国。

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割裂开来，这是非常阴险的方法，把日本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人，认为现代中国破坏了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绝学、续传统，强调传统与现实之间一脉相承。可问题是，日本播放《丝绸之路》的12集电视片，每集都是万人空巷，在中国却看不到这种情况。

从民调看，中国人对日本有好感的比例，一般在50%左右，日本人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近年来仅10%—20%。但日本喜欢《丝绸之路》的，可能得有90%以上。

别让后人把鉴真大师当成日本人

探照灯好书：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分开，这种二分法很幼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人会上当？

王勇：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中国文明哺育了日本文明，就像北京大学丁莉教授所说，中国文化是日本人永远的精神故土（《永远的“唐土”》），也是日本文学永恒的主题。可能是中国文化太丰富了，有些在日本被奉为神明的人物，反而被我们自己忘掉了。

在日本大阪，每年活动时都会抬出一个神像，着隋唐时官服，一问才知道，是隋朝第一个出使日本的使节裴世清，在中国，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呢？2017年，我去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遇到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抬出的神像也是中国人——南宋商人谢国明，被奉为“日本国大恩人”。当时福冈发生瘟疫，谢国明施药施粥，救了很多人的命。谢国明是杭州人，可杭州没一本地方志记载过他的名字。

文化走出去，但走出去后，我们还要善待它，不能让它成为本土文化的弃儿，我们再不重视，将来人家拿去申遗，到那时，很多人会以为鉴真大师是日本人。

我们有许多文化元素，至今在日本很流行，却在我们这里未激活。应该充分重视，别人讲，我们也讲，才能和历史链接起来。

所谓世界，最重要的是邻国

探照灯好书：坦率说，国人对日本史关注太少了，为什么会这样？

王勇：这是受西方史误导，使我们的认识与真实情况背道而驰，似乎一提世界，就是西方，这是不正确的。所谓世界，最重要的是邻国，然后是区域，然后是亚洲，最后才是全球。

西欧有“东方学”，一上来就将东方视为虚无缥缈、野蛮落后，是冒险家的乐园，可我们却跟着他们走。比如动辄就是“远东”，我们自家门口，哪里“远”？西亚反而被称为“近东”，可“近东”比“远东”不更远吗？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来看我们的历史，所以总是雾里看花。

我们不仅对日本史关注少，对我们周边邻居的历史，比如韩国史、越南史、泰国史等，关注都太少。

此外，中国在历史上，从文明的先进程度、丰富度、传播广度等看，日本都比不了，所以在传统观念中，我们认为他们是文明不发达地区，有居高临下的心态，其实日本史有自己的脉络。在今天，各国历史、文化应该平等。

对日本史的认识，我们缺课太多

探照灯好书：与日本人实际接触，就会发现，普通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很深入，而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却太少，您怎么看？

王勇：就拿《讲谈社·中国的历史》那套书来说吧，我也是作者之一，它比较专业，但以“讲谈社学术文库”的形式再版，可以说，普通日本百姓都在读中国史，可中国知识精英都很少读日本史。黄遵宪当年曾说，我们“知己不知彼”。

这些年来，中国在日本史专业研究的点、面上有一定突破，比如《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超越了日本的研究水平，周一良先生领衔，中日合作出了十卷本，以我们的研究成果为主导，日方只是参与。但整体看，还有很多空白，我们至今也没有一套自己的多卷本《日本通史》，而英国剑桥大学就推出了相关成果。

我们缺的课还很多，目前没补上。

了解日本是迫在眉睫的工作，不论双方是朋友，还是敌人，我们都需要全方位、成体系地了解日本，只有了解了日本过去，才能知道它的将来。

给大众写书，是学者的责任

探照灯好书：讲谈社一直在给大众出版这种学术含量很高的书，可这种书在中国少有人写，写了读者也不看，这该怎么办？

王勇：这是因为出版业、学者没跟上读者群的变化。互联网时代，读者获取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大大提升，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兴趣越来越浓。在日本，修路工人休息时，也会拿起一张英文报纸读，现在教育水准提高了，普通读者的能力也提高了。可我们的学者没注意到这个变化。

在日本学界已形成一种机制，学者做完选题、写出论文，并不认为工作结束，他还会写一本面向大众的书，让更多人了解这些知识，这被认为是责任。毕竟，苹果软件只有被大众使用才有价值，放实验室里，意思不大。

需要注意的是，大众化、娱乐化是不同的。大众化有一套成熟的写作方式，我在日本出了20多种书，也有很畅销的，了解这种方式。比如每10页要插一张图表或照片，减少阅读疲劳，每5页加一个小标题，注重导读的写法，此外不加脚注，只在书后附参考资料，给10%的专业读者看。

日本学风为何厚重、深耕和精细

探照灯好书：日本阅读的风气非常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王勇：日本有很多读书会，我在浙江大学办了13年读书会，就是在模仿京都大学读书班。日本强调集团主义文化，贬义的说法是“学阀”。在中国，北大学派早没有了，在日本，京都学派仍在传承。学派是通过集体力量进行研究，比如读《水浒传》，吉川幸次郎发起，到弟子清水茂才完成，这种长时间积累下的研究，成为学派的成果。

中国过去有乾嘉学派，包括各种书院，但我们学术界受西化影响较大，强调个人主义，大家都在做自己的研究，与传统治学方法不一样。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以继承传统为主，不主张个人冒尖。这可能不利于推陈出新，现在每代学者都强调不破不立。孰优孰劣，目前不好判断。

在日本，教授退休后，会出一本纪念集，刊载弟子文章，我先后跟过几位老师，在两本纪念集上发过文章。在日本，被视为异类，他们认为你已经写过一个，等于进了师门，就不能再给别人写了。

这种方法可能会扼杀创造力与个性，但也形成了日本学术厚重、深耕、精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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