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公彦 | 日本式中国研究的误区：“无中国的中国观”是如何产生的？
作者：马场公彦，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日本学刊》2023年第5期，(全文约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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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公彦认为，中日两国出版界关于对方国家主题的书籍出版状况以及近代以来日本东洋学的导入和中国学背景下日本式中国研究的形成过程表明，日本关于中国研究的认知框架随着中国历时与共时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其观点不乏误解，且存在仅选择对己有利解释的情况，已背离真实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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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涉及对方主题的图书出版概况
近代以来，日本积极效仿西方文明，吸取了西方各个领域的物质文化成果。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翻译出版的西方作品数量仍然远超东亚地区（可谓“西高东低”）。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出版的涉及亚洲主题的翻译作品中，古典作品仍占据主要地位（可谓“厚古薄今”）。以中国为主题的书籍中，多数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与哲学思想、历史有关的翻译作品也相对较多(可谓“侧重文史哲”)。反观中国出版的以日本为主题的书籍，日文原版书籍的中译本占绝大多数，就内容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各种类别一应俱全。
通过对中日两国近期的图书翻译及出版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出版界长期积极致力于对日本当代多领域书籍的翻译与出版。由此，除了中国官方媒体等渠道外，中国民众还可以直接获取来自日本的一手信息，可以获得关于日本的各种知识，并通过个人独立的对比分析形成对日本的综合认知，从而构建出更为客观的日本形象。与此相对，日本出版界没有积极组织翻译、出版中国的当代书籍，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关心、了解以及知识需求更多依靠日本国内媒体来实现。对于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的普通日本民众而言，其对华认知的来源基本是面向日本国内市场的、加工过的知识，而这些“无中国的中国观”孕育出的知识并不符合真实的中国形象，为滋生有偏见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土壤。02
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特征与遗产
日本近代以后衍生出的“中国学”在继承日本“汉学”（“国学”的一个分支）的传统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借鉴了滥觞于欧洲的融合历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各学科的“东洋学”学科体系中的“中国学”的研究成果。这一转向推动了日本国学研究体系下的“汉学”转变为外国研究体系下的“中国学”。其特征具体表现为三点：（1）围绕当时的亚洲，存在“脱亚派”和“兴亚派”（即“亚洲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2）吸收西方的“东洋学”学术成果，力求专业化、精细化、制度化、系统化。（3）实时反映同时代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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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学”的绝迹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垄断：二战结束至中日邦交正常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日本国内，东洋学家和中国学家在战争时期发表的中国论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没能完全摆脱停滞不前的传统中国观，甚至被指责为误判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家建设形势的罪魁祸首。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群体内部也开始对自身的学术进行反思和自我批评。从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第三世界的国际发声力度有所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重启对亚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不过这个时期日本的出版界和舆论界内，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并发声的特权仅仅被赋予了那些根据有限信息进行分析的驻华媒体特派员，以及收集分析经济数据或当地资料的区域研究者。他们成为日本“中国论”的主流发声者，学术界称其为“当代中国研究者”，媒体界则称其为“中国观察者”（China Watcher）。04
中国学的磨砺与新潮：中日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间的友好情绪高涨，中日外交与民间交流处于蜜月期。这一时期，日本国内“中国论”的主要发声人仍然是“中国观察者”。驻华的日本记者开始扩大采访范围，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与深处，试图了解立体式中国社会的现实和真相，如实报道中国。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与此前日本国内形成的“革命中国”的形象截然不同。与民间交往的蜜月氛围截然相反，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却被灰暗悲观的论调所笼罩，研究者推翻了既有的“中国论”，此前积聚的对“革命中国”的热情悄然降温，所谓“立体而真实的中国形象”成为日本媒体宣传中国框架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中国经济的萧条与复兴，日本的“中国论”往复于期待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对立之间。其间，“中国观察者”更关注中国权力中心的动向；在日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处于文史哲体系下的中国研究也忽视了同时代中国国内兴起的文化与学术的新浪潮。象牙塔里的中国学研究者的观点因其职位与专业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他们没有局限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国的表象，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现实。而且，他们也并不拘泥于中国一国，而是扩展到整个亚洲的视角来透视中国，致力于挖掘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亚洲共性以及中国的独特性。这是一种新的学术潮流，中国学研究者试图找到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既不为剧变所迷惑，又对不变的部分或者说容易被忽略的确凿不可逆的变化部分行之有效。在现状分析方面，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学者与包括民国史研究在内的古典中国（旧中国）研究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展开论述，这使得二者之间产生了学术对话的可能性。05
“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学研究新范式：冷战结束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日本和中国也被卷入后冷战和全球化的浪潮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日本作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呼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日本学界和教育界还尝试超越民族主义的束缚来研究东亚历史问题，讨论了各种层次的东亚合作构思。中国则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向国内外展现了把握全球化机遇、按照贸易及维和需求的国际规则来调整国内法规的立场。此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实力稳步提升。2010年中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发生反转，双边贸易额急剧扩大，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然而，在日本国内，政界、商界及舆论界曾经大力宣传的“东亚经济圈构想”却几乎销声匿迹。进入21世纪，随着两国国力渐趋旗鼓相当，在“富强中国”的认知框架下，日本对中国的警惕感悄然而生；当两国国力对比反转且差距越来越大时，共荣的论调和东亚经济圈的概念自然从日本的对华言论中逐渐淡出。换句话说，随着“富强中国”的兴起及“大国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威胁论”开始充斥日本国内。无论“中国观察者”还是中国学研究者，似乎都还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富强中国”的新范式来正确认识“大国中国”。日本愈发倾向于强化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当美国政府对华方针从干涉政策转向遏制政策，明确提出“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的二元对立逻辑”以抗衡中国后，中美冲突愈发尖锐。此时日本的当代中国理论家紧随美国的抗衡中国路线，将中国的国家形象重塑为“专制国家”。06
构建立足于生活者视角的中国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下正在积极推进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面对这一系列新变化，日本的媒体报道并未推动中日关系出现好转，反倒是散布对中国的批判性言论。“中国威胁”的形象在日本蔓延开来，中日彼此间的期待和感情不断消减，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尽管当今的日本非常关注中国，有关中国的信息和中国论不绝于耳，但日本国民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并没有反映最关键的内容，即真正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的观点。可以说，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感觉并不一致。追溯历史，当今日本出版界和学术界面临的“无中国的中国”形象与历史上作为日本学一环的“汉学”非常接近。作为外国研究的“中国学”更趋系统化、精细化，但因战败而摒绝了学科历史，并与战后的中国研究割裂开来。日本在切断与中国交流的情况下构建了自己的学术谱系和知识体系，导致了与同时代中国的认知摩擦，并误判了中国的未来前景。日本自近代以来积累的东方学、中国学成果原本拥有作为第三种论调的丰富遗产，然而日本的学术界和言论界很少积极关注本国的研究成果，战前的学术遗产几乎成为绝学。
要让日本国民正确理解当代中国，关键在于确保日本认识中国的渠道，除了国内媒体框架，还要兼顾其他框架。尤其是日本的出版业和阅读界，必须带头着手改善出版业态中两国知识交流不平衡的现实。有必要通过生活者角度的对华关注和贴近生活者生活意识和价值观的有力洞察，去找寻能够启发日本读者的中国论者，并提供言论刊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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