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战争：全球供应链、权力转移和经济战略

作者：Ling S. Che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Miles M. Evers，康涅狄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Ling S. Chen, Miles M. Evers, “Wars without Gun Smoke: Global Supply Chains, Power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8, No.2, 2023, pp.164–204.

译者：曲弘毅，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国别区域研究，研究兴趣为美国政策和社会研究。

转自：“国政学人”微信公众号

导读

根据修昔底德陷阱，主导国和崛起国极有可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爆发军事冲突。时至今日，全球供应链的扩散为大国发动冲突提供了新的经济武器，其中，企业直接对国家发动经济制裁的难易程度产生影响。企业与国家关系的结构理论显示了权力转移如何作用于国家的经济外交能力。当一个主导大国和一个崛起大国接近均势时，它们都会倾向于以经济脱钩为目的使用经济战略。由此，对企业造成的威胁改变了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主导国的高价值企业倾向于反对所在国使用以脱钩为目标的经济战略，而崛起国的低价值企业则倾向于配合所在国使用类似的经济战略。1890至1914年的英德权力交接，以及1990年以来的美中权力交接都印证了这一理论。研究结果改变了学术界对现代大国竞争中经济战略运用的争论，并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提出预测。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在权力转移时期，企业-国家关系在经济战略中的重要价值。第二部分尝试进行抽象理论概括，解释国际体系结构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主导国和崛起国内部的企业-国家关系，并对其行使经济战略的能力产生影响。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以英德和美中权力转移为案例，对这一理论进行佐证。第五部分探讨全球供应链可能成为当前和未来权力转移因素的一些政策含义。

“大国兴衰”现有理论研究与不足

大国兴衰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根据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主导国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大量财富，并且会利用这些财富制定国际规则，从而“锁定”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主导地位。但是，不均衡的增长速度必然会导致主导国出现相较于崛起国而言的相对衰落。随着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它最终会挑战主导国为维持地位而制定的国际规则，并夺取霸权地位。关于权力转移的研究，多集中在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战争的原因，并强调主导国在衰落过程中的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和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战略在现代权力转换中的重要性。在国际体系中，大部分经济活动由私营企业而非国家进行。其中，如跨国公司等企业行为体，可以在国家之间建立密集网络，从而影响国家战略目标的外部安全性（Security Externalities）。根据这一观点，学界目前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会限制权力转移期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国家从贸易活动中获取的收益远高于军事活动；另一派则认为国家会利用经济依存来制定经济策略代替战争，如提高关税、制裁等，从而减少相互依赖性。

展示国家如何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来进行竞争，而不是真正的战争一些学者强调国家如何通过提高关税、批准交易和禁止与敌对国家的商业活动在经济上胁迫这些国家另一些学者则探讨国家如何补贴工业发展，资助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R&D)，并促进其领土内的商业活动，以减少对国际的依赖

二、国家内部制度的影响力。一些安全领域的学者认为，国内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如何使用经济战略。一种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切入，提出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比自由的、市场驱动的经济体系可以对企业施加更多的控制。另一种观点则侧重于国家监督和规范商业行为的能力，认为国家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来激励企业按照其他地缘政治目标行事。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一、关于企业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作用研究较少，多数研究将企业视为国家政策的被动传递者，而非独立机构。二、国际环境对国内的影响机制与作用研究较少。而国际层面的动态会影响国家层面行为者的偏好。因此，本文提出理论，理解国家行使经济战略时，国际层面的结构动态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或冲突程度。

“企业-国家”关系结构理论

作者提出的理论基于两个重要假设。

假设一：国际体系中经济权力的分配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是分层的。国家权力分层体现在国家能力的差异（如人口、财富、领土和军事能力）；企业权力分层体现在价值差异（如高价值管理供应链、低价值生产供应链）。国家的权力分配与企业的权力分配呈现正向影响关系。国家权力分层影响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高价值企业在主导国出现，低价值企业在崛起国出现。

假设二：国家和企业持有不同利益。国家的主要利益是相对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而企业的主要利益则是绝对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就国家而言，主导国希望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现状，以防止崛起国实现地位平等；崛起国寻求改善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就企业而言，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供应链或实现升级的原则是公司利润，并未将国家利益纳入考量范围。

表一：权力转型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中的企业与国家关系（编者译介）

作者提出的理论主要分为四个层次：其一，主导国和崛起国通过全球供应链在经济上相互交织。其二，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相互不安全感，促使他们使用切断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战略。作者认为全球供应链的等级结构加剧了不安全感。因此，主导国通过经济胁迫扼杀崛起国进入全球供应链的机会；崛起国利用其财政和技术资源对工业基础进行升级，降低面对经济胁迫时的脆弱性风险。双方都有充分的动机实现相互脱钩。三、由于脱钩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促使企业与所在国结盟或偏离所在国政策。高价值企业担心市场利益的保全；低价值企业担心自身生存的压力。四、权力转移最终将导致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在主导国和崛起国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对经济战略的行使产生明显影响。具体表现为主导国和企业的冲突以及崛起国和企业的合作。

英德（1890-1914）和美中（1990-）权力转移

（一）英德权力转移

德国在19世纪后期成为英国的主要挑战者。1913年，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增长至14.8%，正式超过英国的13.6%。此外，德国试图通过侵略性的殖民政策来提升实力，并尝试建立一支同英国媲美的海军。

在此期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轻工业全球供应链开始发展。作为主导国，英国专注于作为高价值领域的航运和金融服务产业。相比之下，德国则专注于低价值领域，聚焦于原材料加工产业。由于两者在全球供应链的不同地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对两国内部的企业-国家关系产生了不同影响。（具体见图二）

表二：1890-1914年间英国和德国的国家与企业关系（编者自制）

（二）美中权力转移

2010年左右，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经济体量从2000年美国的12%跃升至2014年的60%。此外，美国政界普遍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预算感到担忧，担心中国“到2050年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和英德关系类似，学界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危险地带”，具有充足的战争前景。

在此期间，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全球供应链开始形成。半导体成为了二十一世纪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全球ICT供应链加强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美国在半导体设计、销售等高价值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则在包装、组建等低价值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国际权力分配为两国的互动关系和权力转移埋下伏笔。

表三：1990年后美国和中国的国家与企业关系（编者自制）

理论结语与政策启示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球供应链已成为现代强权政治的重要“战场”，而构成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处于第一线。在这个“战场”上，国家与其企业间的关系对国家行使经济战略的能力起到主导作用。本文认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由结构而定。对相对收益的担忧促使主导国和崛起国分别使用经济胁迫和产业升级来推动经济脱钩；而由此导致的利润中断，对企业的激励机制实现了重塑。英德间和中美间权力转移的比较证据和案例差异表明，无论国家采用哪种政权类型或经济制度，高价值企业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与其占主导地位的母国发展出更多的冲突关系，而低价值企业与其崛起的母国发展出更多的合作关系。

此外，作者的理论和发现也为大国政治提供了见解。首先，全球供应链上的强权政治是弄巧成拙的。采取经济胁迫的主导国最终往往会被国内企业破坏其自身议程，反而推动崛起国的企业与国家联合并实现加速发展。其次，美国推动的中美脱钩将世界划分为了相互竞争的集团，而未将美国的力量巩固。最后，加强对中国的制裁或会引发围绕中国台湾的军事对抗。

- END -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往期精彩-研究分享

✧ 朝吉：蒙古国网络汉语教学中的短视频作用✧ 田正：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政策分析✧ 钱政宇：“我国第一主义”时代背景下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新开局